大连生病了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乘务长职业化的广播声被淹没在乘客窸窸窣窣的行动声中。斜后座的男生和显然是刚认识的邻座侃大山，说这次回来专程陪母亲过生日，后天一早的飞机返程。

这趟周五晚间由深圳飞往大连的航班，票价要比前后几天同时段的航班都贵出几百块钱却仍人满为患。不少乘客一身OL装扮，似是下班后直奔机场而来，回家给母亲过生日的男生已经开始盘算夜宵菜单——因为工作单位离机场远些，他没顾上吃完饭。当抵达的目的地是家乡，似乎很多细节都不重要了。

当我走出机场到达厅时已尽深夜，北方城市的初秋，未褪燥热的晚风里隐约藏了一丝凉意，舒爽、安逸却也带着点萧瑟。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曾为自己设下一条底线：坚决不报考家乡大连的学校。这条准则严丝合缝地运行至今，步子越迈越远，故乡却成了可望难即之地。

工作后的每次返乡，都会逐渐变成一次时间紧、任务重的“打卡”，要见的人、要去的地方，早早挤满了一整个假期时间表。

含片是时间表上的第一个。留学归来的女孩儿重新融入这座阔别整整三年的城市，她如数家珍地向我科普哪家电影院最好、哪部影片最叫座、哪家餐厅口碑第一。“所以决定扎根大连吗？”

答案却是否定的。

含片说，留下来，能做什么呢？目光交汇的一瞬，我们都笑了。

这场景似曾相识，在母亲数次欲言又止后终于挤出“其实挺希望你回来，却又怕耽误你的前程”时，我也反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都市报有过短暂的实习经历，破冰的门槛看上去像个绕口令：父亲的熟人和该都市报的某在职人员是熟人。换句话说，“关系社会”在这座东北城市至关重要——实习招聘平台上从未出现过这家媒体的名字。

而几年过去，大连传媒圈近期最大的新闻是“报业集团与广播电视台合并”，在顺应“媒体融合”趋势的背后，有偶然相识的同行透露，合并后的新闻传媒集团机构庞大、人员冗杂，悄悄停止了录用新人，试图依靠“自然减员”（现有员工到龄退休而造成的人员减少）完成删繁就简的过程。

而含片不同，我曾满心以为出身商科的她要在这里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不是难事。然而含片却说，“你不知道吗，开发区那边有好多外企撤资，合适的机会比以前少多了。”含片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相熟的同学里，如今还留在大连工作的，大概不足两位数。

为了证实含片的说法，我通过搜索引擎查询关键词，“大连XX外企拟撤资，如何要求赔偿”之类的字眼跳出来，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16年。而大连得以位列官媒评出的“全国十大经济活力城市”，却是2004年的事了。

我开始努力拼凑关于这座城市的印象：人们曾叫大连“足球城”，因为有支叫做“大连实德”的球队曾创下主客场连续55场不败的神话，是中国第一支赢得职业联赛200场胜利的球队；有人曾称大连“时尚之都”，因为每年一度的服装节期间，都会有身着华服的model在城市的主干道做一次花车巡游；盛夏时节的啤酒节，会有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前来畅饮避暑。

然而好像这些故事都属于曾经。大连实德的“神话”跟随“徐明”的名字一起走向终结、服装节悄悄停办，啤酒节似也难及昔日盛况。含片大学时去了一个南部省份，同学们对她的家乡耳熟能详，却难以和“东北”或者“辽宁”关联起来；于我，早早许下的“去远方闯荡”的愿景，不过出自少年人对“外面的世界”的单纯向往，却不想“不回来”和“回不来”之间，这向往变成了一语成谶的宿命。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告别含片，返程时刚巧遇上晚高峰，这个因在建设过程中屡屡塌方而饱受争议的市政工程，迎来了它最忙碌的时段。熙熙攘攘的乘客里，稚气未脱的学生们三五成群，讨论着某道数学题的解题思路；中年人模样的上班族提着几袋子精心挑选的晚餐食材，和同路的同事感叹“上了xx中学，孩子小小年纪就要熬夜用功”；身边四五岁的男孩儿扒在地铁车窗上，看窗外五颜六色的广告牌飞速闪过，不安分的小脚快要碰到我时被喝住“你别乱动，要弄脏阿姨裙子啦”，男孩儿依言停下来，好奇的小脑袋转向我，随后问喝住他的人，“奶奶我们在哪里下车呀？”

在一个地铁车厢里，我得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捕捉这个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百态。然后发现，在这里，人们生活的主题词鲜有“互联网经济”、“创业”、“投资”之类关乎时代发展的前沿。

“年轻的奋斗者”作为一个群体，似乎隐形了。含片在言谈间无意提及“我初中高中同学加起来，还留在大连发展的掰着手指头就数得过来了”，想来竟是句大实话。

倒是有些间接的形容帮我勾勒出大连年轻人的样子。比如母亲告诉我，同事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家本地私人企业，因为月收入只有两三千，毅然决定重回校园深造。而“就算你这个学历，在企业的起薪最多也就五千块。”更“扎心”的数据来自经济学人智库，其发布的《2019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大连的生活成本指数全球排名第45位，甚至比北京更高。

某社交网站关于“大连房价高不高”的讨论帖下，就有本地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走过很多城市后发现，大连房价的问题不在于起点高，也不在于增速快，而是因为挣得少。”

当然，仍然有人留下来，并努力生活着。

三年未见的小凡看起来和上学的时候区别不大，我记得她毕业时去了一所小学做实习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她一直立志教书育人。“鲁迅先生是不是弃医从文来着？我和他相反，弃文从医啦！”小凡解释说，实习经历让她发现和小朋友打交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明明是为了他们好，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我说话”。小凡回忆起那段时光，感慨“被气到自己偷偷哭是常有的事儿。”为“身心健康”考虑，小凡最终听从了家人和朋友的建议，转做办公室文员，而所谓“弃文从医”，则是因为她供职的单位是一家医院。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工作一年的小凡报出的月薪，要比我从父母那里“调查”来的数据高出至少20%，据说，这已经是一些小企业职工努力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学校的经历给她带来最大的意外收获是遇到一个“对的人”，于是，她成为我们一群闺蜜中最早迈入婚姻的一个。两年前，我无奈错过了她的婚礼，此刻小凡把手机递过来，邀请我分享一份迟到了两年的甜蜜。

“这是他和几个伴郎合影，都是我们一批在学校实习的老师”、“这个是我的伴娘，她马上也要结婚啦”、“你看我爸这么看还挺帅的”……小凡神采飞扬地向我讲述差不多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而故事里透露的核心信息，叫幸福。我随口问出的一句“打算什么时候升级当妈妈”其实带着三分玩笑，却不想小凡呵呵一笑“也许明年这个时候你见到的就是怀着孕的我啦。”

分别时，小凡似不放心般执意把我送到地铁站，并确认我要在哪一站下车，说是“你这么久没回来，怕是路都不熟了吧，现在我对大连这些地方可比你熟多了。”看着她弯弯的眼角，我忽然想起整晚聊天里的某个瞬间，她快活的语调难得放缓片刻，说自己在这座城市一路读书、工作、成家，从来不曾有过单独在“他乡”长久生活的的经历，“觉得人生似是少了一种体验。”

转瞬即逝的淡淡失落后，小凡自我开解的句子是“现在成家啦，就想不了那么多了。”

作者的话：

大连是特别的，它以小城市的规模负载盛名，它以“北方工业城市”的实质承载“经济腾飞”的期待。

这使得一部分大连人拥有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同等条件下，能留在大连便不会再去东北三省的其他城市，即使那个城市是省会。其根本原因在于，大连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共有的“城市自豪感”。

有人将这份情绪归结为经济实力的对比。即使如今大连人口中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子是：“大连现在发展不行喽。”但在整个东北经济笼罩在“萧条”之中的大背景下，大连仍可以在“龙头”的位置上高枕无忧。

于是，当大连人说到那句话时，语气里大多夹杂着自嘲、无奈，却也含着对昨日辉煌的炫耀和对眼下萧条的“恨铁不成钢”。他们满心期待地等着听者的一句“哪里哪里，大连还是很好啊”。然后嘿嘿一笑，虚荣心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然而事实上，大连“新一线城市”的地位在2018年已被无锡取而代之。关于“大连怎么了”、“大连还会复苏吗”的话题里，有人把大连经济的停滞归结为“消失的十年”。很多变化的发生并不是无迹可循，只不过，人类的惯性是记住那些光鲜与荣耀而已。

大连也是普通的。作为一个东北小城，它在“城市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经历阵痛；亦面临年轻劳动力外流的尴尬处境。

在一篇名为《大连，一座生病的城市》的文章下，有网友写下这样一段留言：“生病的城市不止大连，中小城市哪一个不是如此。大连虽然病了，但仍然是好多拼不起北上广深，又不甘落寞在小城市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返乡数日，我重遇了打定主意奔向远方的含片、身在故乡却偶尔向往远方的小凡，也遇见更多把大连作为自己“梦寐以求城市”的外来者，来自云南的餐馆老板、来自广西的设计师，甚至来自印度的瑜伽教练……他们因着不同的原因和契机来到我的故乡，追寻属于他们的人生梦想。

我想，人与城市的关系大抵如是，当你把梦想付诸远方或是对远方怀着无限向往，有人正在你的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