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第十四章——贺敏的我家饭庄

贺敏家现在已经成为SARS后遗症患者协力营总部，朋友们亲切地称这个地方为“我家饭庄”，随时来，都有饭吃，而贺敏便是饭庄的厨娘。饭庄不大，平时就摆一张圆桌，坐上十个人就挤得肩并肩，手碰手，若遇上个左撇子，免不了筷子打架。人再多时，贺敏就搬出一张可以折叠的长条桌，还可以再挤上七八个。其实再多几个也无妨，自然会有人自觉地端起碗站在第二线，还自我安慰：“站着吃挟菜方便。”“站着可以多吃点。”

多数人来了都愿意“自助”，带些熟食面点，吃过饭主动收拾洗碗筷。当然也有个别“好吃懒做”的，来了便问：“有茶吗？”从来不自己盛饭，吃过饭更别提洗碗了，悠悠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根烟云里雾里当神仙。对这号人，你就是一锅铲子敲下去，他也只会对你憨笑。最典型的就是虹，可你拿他有啥办法？

“我家饭庄”虽小，开张以来一直生意兴隆，每月至少有一次大聚会，每周都还会有各种小聚会，常把贺敏忙得团团转。贺敏刚办了退休，其实在家比上班还忙。甚至，几个人谈着事儿，几个晚上都不回去的也是经常的事，天凉时挤一张床，或裹床被子睡沙发，天热了铺一张草席躺地上，贺敏像妈妈似地纵容着这一大帮孩子。博超说：“你的好脾气把一个个都惯坏了。”贺敏依然乐呵呵地忙碌，因为这是博超的事业。她不仅是厨娘，还是协力营不挂名的秘书长。

贺敏在禅市报社工作了近三十年，她就是一张通行证，在政府各部门，到大小企业都畅通无阻，许多人，甚至禅市许多普通老百姓也都认识她，未必都知道她的名字，只管叫她“大姐”就是，包括那些比她年龄还要大的大叔大妈，或是那些刚出校门甚至还在读书的小年轻。她的口碑很好，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会为认定要做的事豁出命地去做。那一年政府为改善河上人生活实施安居工程，却引发了集体上访。河上人生活环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他们也将失去与他们长期相伴并曾经赖以生活的船，虽然他们的后代多数都已上岸工作。贺敏自己掏钱为上访者递水送饭，深入采访，在媒体上做悲情文章，有情有理，最后河上人保留了船只。之后，她与河上人一起策划旅游船项目，争取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资金的投入，数年后这个项目成为禅市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但是为了这件事，她被调到群工部工作。毕竟报纸是党的喉舌，支持上访，让领导处在很尴尬的位置。

毛毛去美国的第二年，老林检查出肝癌，那时他刚退休还不到半年，退休前是工商局副局长。做过一次化疗后他便对贺敏说：“我不想躺在医院等死，你能陪我去旅行吗？我们还没有一起出去旅行过，弥补一下，来一次迟到的蜜月旅行好吗？”

他们带上些应急的必备药物便踏上了旅程，沿着海边，从南往北，一路上拍了很多照片。后来贺敏选了一组镶嵌在卧室的墙上，都是他们俩旅途中的合影，充满生活的情趣和欢愉，看不出一丝一毫生命即将结束的迹象。他们走了两个月另三天，到天津后老林终于坚持不住了，到医院三天后死去。儿子从美国回来，他们见了最后一面：老林很瘦，已说不出话，脸上淡淡的笑，安宁而美好。贺敏没有哭，他们仨的手一直握在一起。老林闭上眼睛，静静地走了。按照老林的遗嘱，遗体就在天津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或许一些去了美国，一些回到了南方。贺敏送给毛毛一张照片，是他们旅行最后一天拍的。照片上，老林戴着毡帽，贺敏扎着花头巾，他们手挽着手，笑得很开心，背景有几艘捕鱼归来的船。

毛毛在美国拿到博士，考虑是不是应当回国陪妈妈。贺敏对他说：“每个生命，或长或短，做自己想做的事吧。”于是毛毛留在了美国。

贺敏曾想，退休后去旅行，把自己放在旅途中，像老林那样，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结。但博超的再一次出现改变了贺敏的生活，其实，是SARS改写了他们的生活，贺敏将自己与博超绑定在一起了。

五十五岁退休年龄，报社留她再做五年，这是政策允许的，处级干部可以做到六十岁，她之前以及之后的其他女同志都继续留任。贺敏坚持退休，因为博超的社团需要她。博超的采访报道《SARS后遗症之痛》在禅市日报登出，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几个大学生立即做了一个相关的社会调查，被调查的患者中有83%伤残程度为三级以上；63%的家庭因SARS而改变；80%患者现在无法就业；近40%患者重度抑郁。贺敏建议王涛社长，以内参呈市委、市政府，非典后遗症，政府要重视。在他们的努力下，禅市政府做出积极的反应，在全国率先设立定点康复医院，红十字会给予每个患者康复补贴，接着，他们争取到几个企业的捐助，联手在红十字会下成立了SARS后遗症社会专项资金。

那天博超回到家，说了很多关于SARS后遗症以及协力营的事，那时贺敏就明白了，博超已经找到了他生活下去的动力，明确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可以说是确立了他的事业。那段日子，博超倍受病痛折磨，更折磨他的是他再一次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他规避与SARS后遗症有关的话题，沉默寡言，原本活泼开朗的天性荡然无存，在贺敏面前他还得忍着疼痛，装作什么也满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贺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一点也帮不上忙使不上劲。曾经，她以为爱能够给予博超痛失父母的一点补偿，也能够减轻她的自责，但随着博超后遗症的日益显现，贺敏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她咨询了许多专家，暗地里流泪，骨关节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目前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她曾经采访过安，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主动要求上“前线”的护士，因此“火线入党”，那时她刚从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她在家里是个让父母省心的乖孩子，在学校堪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考上军医校，工作后她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哪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她上一线后在抢救第一个SARS患者时就不幸被感染了。出院后坚持工作，悄悄地自己一个人扛着不幸，不允许自己撤离战场，尽管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可最近却得了抑郁症，“我不能被人瞧不起呀！”安总是这么说，说的时候眼睛湿润，感觉自己被人瞧不起。

SARS后遗症痛彻心扉，贺敏能够感同身受，正因此，她佩服博超：选择救人以达到自救，站位群体这个大我，拯救他人也同时拯救他自己。她相信这是博超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抉择。贺敏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是博超的使命，也是我的使命，虽然她知道这使命是沉甸甸的重。为了博超，她要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