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章国徽与龙凤银币考略
龙凤黼黻图是北洋政府时期制定的国徽， 乃鲁迅1912 年（民国元年） 任职教育部时与钱稻孙和许寿裳三人同拟， 由鲁迅执笔写成《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在8 月28 日交教育总长范源濂， 发表于次年2 月教育部月刊。此与天津造币厂制作民国十二年版龙凤壹圆银币（以下简称“银币”） 两事， 已众所周知。首先注意到其关联并著述发表的是吴凤岗先生①， 他也发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一枚钱稻孙所赠之“袁世凯时期国徽图样铅模” （下简称“铅样”）。吴先生推论铅模“很可能是由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造币厂所雕刻”， 提出“天津造币厂在何时得到此图原稿” 以及“民国十二年首次铸造龙凤币的真正原因” 两项疑问。笔者现以多年搜集所获资料， 对此进行补充探讨。原图形为龙及“华虫”， 雉鸡也。习称龙凤图， 本文从俗。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藏的文献中， 有一件1913 年11 月27 日外交部总长孙宝琦署名发出的“交字第二十二号” 训令， 收文者是驻外使领馆， 馆藏此件是下达驻朝鲜总领事富士英。其内容如下：
“民国国徽前由教育部绘具式样及图说， 送经国务会议决定交由本部查照办理。当将原定图样暨说明书函寄天津造币厂代铸模型， 现此项模型业已制齐送交到部。查驻外使领各馆门首均应悬挂国徽， 以壮观瞻。仰即按照第一图放大用铜仿造， 悬挂门首。至尺寸大小，应以馆屋高低为断。合将前项图样八份暨说明书一册邮寄， 令仰该总领事遵照办理， 此令”， 附图样八份说明书一册。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训令附文之《国徽说明书》去“拟图” 两字， 表明是正式文件，此为笔者首次见到。对照日期， 天津造币厂应是1913 年（民国二年） 教育部月刊发表、国务会议再次议决后， 收到绘图式样。天津造币厂虽然在壬子兵变中被焚， 但模型雕刻及打样所需的场地机具有限， 不会受太大影响； 或也可利用北洋银元局旧址重新开办之分厂进行， 估计数个月内即可全部完成， 秋季“送交到部”， 如此外交部方可展开工作，在11 月训令外馆办理。
《国徽说明书》仅将原《国徽拟图说明书》更动数字， 其他则配合图样添加说明。八份图样依序是： “（第一图彩绘第二图素画）， 复作五穗嘉禾简徽一枚（第三图）， 于不求繁缛时用之。又曲线式双穗嘉禾简徽一枚（第四第五图）， 于笺纸之属用之。” 其中第四五图增绘缩小之图形一帧， 共计八幅。所谓的“第一图彩绘第二图素画”， 皆为钢印在纸上压成的未著色图形（以下简称“钢印图”）， 清晰度不足， 除尺寸略有差异外看不出区别。
鲁迅原稿系图四幅， “一为十二章， 一为旗鉴， 并简章二” ②； 据吴先生文章表示， 鲁迅拟图说明书附图下注明原图经国务会议时外交部的意见， 已经修改。实际数量较拟图倍增，因此钢模费时稍长。
外交部所附之国徽图除外圈没有马齿状环绕， 图形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的“铅样”无明显差异。十二章国徽虽送经国务会议决定， 但目前为止笔者未见当时的公告； 1914 年2 月公布《国币条例》时， 第七条为“国币之型式， 以教令颁定之。” 训令所附的《国徽说明书》由原文更动数字而成， 是为正式文件； 惟此事外界知之甚少， 迄今似未见收录于《鲁迅全集》， 泉界更毫无所悉。
“铅样” 具钱币形式但没有铭文， 由于国号年度及面额等文字可列在背面， 吾人不能断言当时无发行此图样银币的计划。由于其龙凤主景图案与尔后的“银币”， 虽构图一致但细部多所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在讨论“铸造龙凤币的真正原因” 前， 可先探究龙凤壹圆银币的设计图是何人所绘、以及币模雕刻者。
1994 年7 月出版的英文《东亚泉志》③创刊号， 其封面为天津造币厂意籍雕刻师乔奇（Luigi Giorgi） 手签的龙凤币素描图。这张不太清晰的印刷图片， 依稀可看出“中华民国三年造” 七个字。由说明得知， 此图为原稿（以下简称“原稿”）， 是美国东亚钱专家史博录（BruceW. Smith） 在1993 年拍卖会上购入的， 并预告未来会有专文论述。然而至停刊前的各期均没有刊载， 因而无法进一步了解。该刊因印量及发行地区有限， 讯息未流传国内藏界。
2008 年初， 笔者在洛杉矶币展遇见史博录先生后询问此事， 他表示此“原稿” 已归北加州藏家， 只留存影本。稍后他来信说因之前搬家物品装箱未能找到， 但指出此草图上有当时币制局徐恩元④的签署。虽未能取得全图影本， 以史氏治学严谨， 其言可信； 笔者认为， 徐恩元签署于民国三年应是“合理的推论”。其图形与“铅样” 差异颇大， 和“银币”仅有些微区别。推测当时可能以教育部《国徽拟图说明书》稿样欠精， 改请津厂雕刻师鲁乔奇重绘。
无独有偶， 在交叉查核的过程中， 获得一张“徐恩元龙凤图藏书票” 的图片（以下简称“藏书票”） ⑤。仔细比对后， 除无铭文外与“原稿” 难分轩轾。按徐恩元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审计处总办， 袁世凯上台后担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筹备处都办兼借款稽核处总稽核、改良币制特别委员会专员、币制局副总裁、审计院副院长、代院长。1916 年6 月兼中国银行总裁， 任职一年。
综观徐恩元的早年经历， 他是十二章国徽重要的参与决策人之一。或许对中国币上的龙图情有独钟， 除了用此为个人藏书票的图案外， 藏书章也取蟠龙图雕刻钢印制成。藏书票绘制精美细腻， 外圈马齿的粗细交错设计与原稿及后来发行的袁像币形式一致， 在中国机制币是首见， 当出自乔奇手笔。
1919 年（民国八年） 上海发生罢市风潮， 现大洋极其缺乏， 因此上海银行公会以该埠为华洋商务中心， 却处处仰赖外地供应银元， 故建议设造币分厂。财政部于次年2 月呈请先行派员筹备， 因经费短拙过程周折⑥， 后成立“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 （以下简称“银团”） 于民国十年3 月签约定立合同。同月致函财政总长暨币制局总裁， 其第二项“国币型式现在所用新币， 均系民国三年袁前总统之祖模， 此后上海造币厂所铸新国币， 拟另立型式， 并加暗记， 以示区别。此项型式， 应请以教令颁定之。并请声明与旧币一律通用。”“银团” 改换型式之建议经财政部币制局核准在案后， 以兹事体大宜公开征求。至10 月20 日止， 计得445 件。“众议结果， 佥主张刀、布、泉、及国徽两种”， 请财政部选择其中之一。若选前者， 则请古泉专家考据何者最古； 如选国徽， 则在挑选出的三种图样中择一采用。同时认为， 若以古币为正面， 反面可用嘉禾； 如用国徽， 则因已有粉米图， 故反面不宜为嘉禾， 建议用“中华民国国币六字之围文， 中嵌以一元字样”。新国币型式征求稿若“型式双面当选者得全酬一千元， 型式一面当选者得半酬五百元。…酬金于政府公布模型后致送之”、“惟政府迄今未正式回复， 但十二年三月间， 政府曾以教令公布国徽型式焉” ⑦。“民国十二年教令公布之国徽型式” （以下简称“教令”） 与“藏书票” （及“原稿”） 雷同， 背面即现存实物中的龙凤壹圆银币小字版。“教令” 主景的龙凤与“银币” 仅有细微差异， 后者部分的凤尾内曲。
银团征求设计时投稿人是否参考训令或藏书票， 无从查证。但徐恩元与银行界关系密切， 除了曾兼中国银行总裁， 也是中华懋业银行的发起人之一， 后任协理职。该行1921 年2 月在北京正式开业， 同年9 月设上海分行，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总行迁上海。
以上所述先后有“铅样”、“钢印图”、“原稿”、“藏书票”、“教令” 及“银币” 等六种式样， 除年度标示外差异如何简说如下。其中“铅样” 与“钢印图”、“原稿” 与“藏书票”难以区分， 取清晰易辨的“铅样” 和“藏书票” 来比较。
1. 铅样： 线条朴拙， 象征黼的斧形大、篆文山形的彩结简单， 山形峰的中间线条在斧之上但在盾状嘉禾之下、两端被斧盖住， 凤尾局部向内曲。宗彝为标准形状。“铅样” 模型于天津造币厂制作已无疑义， 由雕刻工艺看， 若非因模型多组使总雕刻师乔奇仓促赶工制作略嫌粗略， 即另有他人， 惟铅样质软保存不易， 是否因日久氧化变形， 目前皆无从查考。
2. 藏书票： 线条优雅流畅， 斧形缩小， 彩带飞舞飘扬状两端挂在斧上， 凤尾朝外张。龙凤所持宗彝为广口杯， 整体较为华丽。
3. 教令： 与“藏书票” 对照， 山形中间在斧之下， 宗彝亦为广口杯， 余同。
4. 银币： 正反面与“教令” 大致相同， 凤尾局部内曲， 较似“铅样”。
根据“原稿” 及“藏书票” 出现年代， 笔者认为“银币” 龙凤图主景由乔奇绘成并雕刻钢模， 未采行后模型留置津厂， 1923 年时其他雕刻师取用原始雕模， 另行加上文字再新制币模。
持此观点的理由之一， 是史博录曾指出“银币” 上的广口杯， 有如西洋饮香槟用的酒杯， 与中国传统图样宗彝的小杯口细杯身的形式截然不同。笔者对此极表赞同， 若由国人重新绘图雕模， 不应有此现象， 如由钱稻孙绘图的教育部“铅样” 稿即为范例。比照日后以龙凤为图案发行的民国十五年（1926 年） 版银辅币、山东省金币及民国十六年版张作霖金银币等， 宗彝形式均经修正。此可作为十二年版壹圆银币主景之龙凤图是乔奇刻制的旁证。
龙凤币因图案精美深受藏家青睐， 按背面“壹圆” 有大字、小字两版式之分。大字版与俗称的“天津版” 特征相同； 估计是对银团除“新国币另立型式， 并加暗记， 以示区别”提案的回应。大字版存世数量远低于小字版。
当教令公告后， 币制局总裁张英华在次月4 日以第六十四号咨文行文外交部： “币模雕刻关系甚巨， 自应精益求精以求尽善， 除训令天津造币厂遵照刊制外， 应请贵部转行驻英美公使， 商请各该国政府， 转饬造币厂代为刊制各一份， 以资比较， 而便择用”， 附国币型式二份“请查照转行见复” ⑧ 。
外交部随即转《币制局刊制国币新模事》公文至驻英美使馆， 几经周折， 英国皇家造币厂在8 月17 日向驻英使馆代办朱兆莘报价： 制作原模、二元模及工作模三组一套（forpreparation of matrices， punches and dies） 为50 英镑， 包括齿边模圈1 只， 另加订工作模每付30 先令； 若代造银币， 离岸价（FOB） 每千枚工资4 基尼金镑（Guinea）。朱兆莘将全文英汉译后8 月31 日函报外交部， 并表示外馆经费有限“币制局如果决定向英厂定铸请先期将应付铸价付下”。据档案日期， 此复函外交部是10 月15 日收到、19 日办、23 日发币制局。
由于未查到其他文献， 笔者以邮电询问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The Royal Mint Museum），2014 年1 月8 日该馆助理研究员巴克（Chris Barker， Assistant Curator） 先生回复：经查核， 该厂1923 年度报告内， 找不到有关为中国准备模具的记录； 在移交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的资料清册内， 也没有迹象显示这一年曾经有代中国造币或雕刻模具的记载。
同样的外交部公文亦发驻美公使施肇基， 但档案中没有找到后续资料。综合驻英美两馆有限的往来记录看， 笔者认为龙凤银币模具并未委托上述两国制作。没有回应的原因，也可能是找到库藏的现成的主图形模具。
外国钱谱以往将此误成“溥仪结婚纪念币”， 按溥仪结婚是在1922 年12 月1 日， 或许因时段接近而穿凿附会所致。据笔者所知， 此说最早见美籍传教士邱文明（Arthur Coole）在1936 年天津出版的“Coins in China’s History” （《中国历代五金钱币》）， 近年已逐渐改正。另有铅样及银币金样， 极其罕见。
天津造币厂在1923 年的运作正常⑨， 未发行的原因， 或许在找到记载确切的文献后能真相大白。笔者推测首先是受到政局不稳定的影响： 3 月教令颁布开始筹备新国币时大总统是复任的黎元洪， 但他在6 月被迫辞职， 随即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 10 月高凌霨支持直系曹锟以贿赂方式当选。对于当政者而言， 市面的袁像银元畅行无阻， 新国币无迫切性。其次， 在南北有政治矛盾及利益冲突的情势下， 沪厂的成立意味津厂（北方） 的地位削弱， 推动新国币无异替人作嫁； 按以往发行新币的经验， 不过是市场多种选择而已， 等于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利益挂帅的现实， 无论北洋政府或津厂应该都兴趣缺缺。
“因帝制色彩未行采用” 之论， 笔者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大量发行的民国十五年版龙凤贰角、壹角银毫， 即足以否定前述说法， 短时间内民众的思想就倾向复辟了？ 非也， 乃袁头辅币无度滥造商家拒收之故⑩。同年度的山东金币及随后张作霖纪念币亦可为该论难以采信之佐证。
此外， 银团建议中认为若以国徽为正面， 反面不宜为嘉禾， 仅有国号及面值文字， 是否为当时没有采用的借口之一， 不得而知。从龙凤银毫的发行， 显然不能成立。至于宗彝造型之误是否有所影响， 目前无从查证。
外交部的训令， 也解释了比龙凤银币早两年发行的1921 年（民国十年） 秘鲁侨社庆祝该国建国百年所制作的纪念银章： 图案来自使馆。
此外海外使领馆发给侨民的国籍证明书， 封面也使用龙凤国徽。
龙凤国徽虽然在北伐后被取代， 然而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设计， 受当时参与此事者的喜爱； 如币制局副总徐恩元将其做为个人之藏书票图案， 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 在其担任发起人及董事的金城银行、总经理的盐业银行之新大楼门口皆装饰龙凤图徽。就笔者所见， 现上海北京东路280 号的前盐业银行大楼（1931 年建造）、上海江西中路200 号的金城银行（1926 年1 月底落成） 的石质图形尚存。金城银行旧楼现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盐业大楼在整修据闻将改成博物馆。
笔者确信： 十二章龙凤图国徽在鲁迅参与拟定后， 次年天津造币厂制作初始模型，1914 年由该厂意籍雕刻师乔奇重新绘图， 经币制局副总裁徐恩元核示后雕刻主图案原型。惟随即决定采用大总统袁世凯肖像， 以龙凤为新国币图案之事遂告中止。
上海造币厂筹备时期通过公开征求， 十二章国徽是银团建议的图案之一。推论币制局或许认为其并无新意， 采用档案中的存稿仅需更改年度新绘即可， 无庸支付酬金， 因此1923 年3 月20 日公布教令之国币型式与藏书票几近相同。经验告诉我们， 即便按图施工，成品未必与设计稿完全相同， 譬如“原稿” 与“藏书票” 外圈马齿数相同， 对比“银币”即不同， 故设计图和完成品有些许差异， 是可以理解的。
天津造币厂或认为已有现成的图案， 故直接以教令公告不正式回复银团。在4 月4 日行文外交部后， 迟至10 月23 日后才得到英国报价， 时间超过半年， 可能期间又发现民国三年之雕刻原模仍保存完好可用， 不必委外代刻增加费用， 何乐而不为。龙凤壹圆银币的大字版， 其背面与俗称的“天津版” 特征相同（九点钟位置的内齿之一较大， 有迭压现象）； 估计增加大字版是对银团除“新国币另立型式， 并加暗记， 以示区别” 提案的回应。近年来图案设计美观大气的龙凤壹圆银币愈来愈受藏友瞩目， 然而深入探讨来龙去脉的论述相对较少。随历史档案的陆续开放， 加上网络使搜寻查证日益便利， 吾人终能在眾多文献中找到若干蛛丝马迹， 即使特定题目上未竟全功， 至少不是瞎子摸象， 将来必有更多疑惑能得到解答。本次除了理清龙凤币的始末外， 个人最振奋的是确认鲁迅执笔的《国徽说明书》是经国务院核定的正式文件。
谨按西国国徽， 由来甚久， 其勾萌在个人， 而曼衍以赅一国。昔者希腊武人， 蒙盾赴战， 自择所好， 作绘于盾， 以示区别。降至罗马， 相承不绝。迨十字军兴， 聚列国之士而成师， 惧其杂糅不可辨析， 则各以一队长官之盾徽为识， 由此张大， 用于一家， 更进而用于一族， 更进而用于一国。故权舆之象， 率为名氏， 表个人也； 或为十字， 重宗教也。及为国徽， 亦依史实， 因是仍多十字， 或摹盾形， 复作衮冕旗帜之属， 以为藻饰。虽有新造之国， 初制徽识， 每不能出其环中， 盖文献限之矣。今中华民国， 已定嘉禾为国徽， 而图像简质， 宜求辅佐， 俾足以方驾他徽， 无虑朴素。惟历史殊特， 异乎欧西， 彼所尚者， 此不能用。自应远据前史， 更立新图， 镐有本柢， 庶几有当。考诸载籍， 源之古者， 莫如龙。然已横受抵排， 不容作绘。更思其次， 则有十二章。上见于《书》， 其源亦远。蔡氏沈* 曰： 日月星辰， 取其照临也； 山， 取其镇也； 龙，取其变也； 华虫， 取其文也； 宗彝， 取其孝也； 藻， 取其洁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取其养也； 黼， 取其断也； 黻， 取其辨也。美德之最， 莫不赅备。今即从蔡氏之说， 相度其宜， 会合错综， 拟为中华民国徽识。作绘之法， 为嘉禾在干中， 是为中心。嘉禾之状， 取诸汉“五瑞图” 石刻。干者， 所以拟盾也。干后为黼， 上缀粉米。黼上为日， 其下为山。然因山作真形， 虑无所置， 则结缕成篆文， 而以黻充其隙际。黼之左右， 为龙与华虫， 各持宗彝。龙复有火丽其身， 月属于角。华虫则其咮衔藻， 其首戴星。凡此造作改为， 皆所以求合度而图调和。国徽大体， 似已略具（第一图彩绘第二图素画）。复作五穗嘉禾简徽一枚（第三图）， 于不求繁缛时用之。又曲线式双穗嘉禾简徽一枚（第四第五图）， 于笺纸之属用之。倘更得深于绘事者， 别施粉墨， 令其象更美且优， 则庶几可以表华国之令德， 而弘施于天下已。
* 蔡沈（1167 年－1230 年）， 南宋朱熹亲家蔡元定之子， 师事朱熹后专研《尚书》。
注释：
① 吴凤岗： 《鲁迅国徽图与龙凤币图初探》， 《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 1994； 关汉亨： 《十二章国徽图案与龙凤币》， 《中国钱币》， 2005 年第2 期。
② 《鲁迅日记》民国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③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 据台北泉商周建福向笔者表示： 此刊物是由其出资请美国钱币专家史博录（BruceW. Smith） 主编在美国发行， 史氏在发刊介绍中亦有说明“台北福君邮币社予以财务支持至少一年” 等语。双月刊形式， 内容以东亚各国币钞为限， 论述撰写以英文为主。
④ 徐恩元（1885—1926 年）， 字容光， 浙江吴兴（今湖州） 人。1897 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0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科留学， 毕业后在伦敦施米斯氏联合银行总行、分行实习两年。1908年为考察英国宪政大臣汪大燮随员。1911 年为伦敦币制会议代表。徐氏逝后， 女儿徐邢琴将其藏书捐赠给了他的母校交通部南洋大学（原上海南洋公学）。北洋政府币制局是依据1914 年4 月公布之《币制局简章》所设置， 创立时首任总裁是梁启超。同年12 月底裁撤并入财政部另设币制委员会， 1918 年恢复直属国务院， 至1923 年改隶财政部。
⑤ 龚晏邦： 《方寸书香》， 新华出版社， 2011 年， 129 页。
⑥ 徐沧水编： 《上海造币厂筹备始末记》， 上海银行周报社， 无出版日期， 应为1925 年。
⑦ 上揭书， 34-36 页。
⑧ 币制局以总裁张英华名义行文， 刊字从刀， 本义是砍、削， 此处为雕刻之意。
⑨ 张俊英主编： 《造币总厂》，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538 页。次年该厂监督王桂寿报告“去年铸造新银货币， 共计百九十二万五千四百六元； 铜币一千六百七十五万四千四百九十枚”。此数据与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五编第三章页43 的4， 542， 913 枚一元银币出入甚大， 但不影响该厂在此年有大量生产银币的事实。
⑩ 张俊英主编： 《造币总厂》， 300-305 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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