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先生的甲骨文研究与书法艺术成就述略

摘要徐无闻先生是一位在众多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的学者、书法家、篆刻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以“通会”的思想治学治艺,并以其自身的修养和不懈进取的精神为后世书家树立了的榜样。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有着深入的研究,曾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殷虚甲骨文书法选》等,对当代甲骨文的普及与提高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徐无闻先生的甲骨书法艺术创作,对当代甲骨文研究及书法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徐无闻   甲骨文  书法艺术

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遗存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二十世纪以来,甲骨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了专门的甲骨学,并持续发展成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为一门牵动诸多国家的国际性“显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对于甲骨文的艺术研究而言, 由于上千年的历史断裂,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等诸多因素,甲骨文书法的演进历史却显得异常的曲折艰难,复杂多变。[1]为让古老的甲骨文书法在新的历史境遇下获得新生,几代甲骨书法家不畏艰辛,迎难而上,为此做出了积极而伟大的贡献,徐无闻先生亦是其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徐无闻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篆刻家、古文字学家,他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亦是仔细而深入的,对甲骨文的艺术创作深得古法,是当代对甲骨文进行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两手皆硬的成功典范。对其甲骨文与书法的艺术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当代甲骨文研究及书法创作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及艺术思想

徐无闻(1931—1993),原名永年,字嘉龄。室号守墨居﹑烛明室﹑歌商颂室等。三十岁后因耳疾,更字无闻。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年调入西南师范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为唐宋文学、书法篆刻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因病逝世于重庆,享年六十二岁。生前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篆刻评审委员、西泠印社社员、四川省书协副主席、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文联常务委员、重庆印社名誉社长。他曾主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的编写工作,主编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文书法选》《东坡选集》等,是《汉语大字典》编委之一。

徐无闻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道德文章皆承庭训,故其治艺能造渊穆高古之境。正如周虚白先生在其墓志铭所云:“博学而艺事多能,虽继承家学而转益多师。书法如沈尹默、潘伯鹰,篆刻如方介堪、周菊吾、易均室,或日夕过从,或闻道往返,皆执恭谨阀奥,故能成其深;历览山川参稽古迹,得自然之熏助,故能成其大。有承传而后有创造,有实践而后有会通。”[2]徐无闻先生又与施蛰存﹑容庚﹑启功﹑商承祚﹑沙孟海﹑郭绍虞﹑谢稚柳﹑吴丈蜀﹑马国权等名流多有交往。其著述甚丰,书法诸体兼擅,正如启功先生在其论文集序言所言:“著述甚富,于古文字之考辨,造诣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3]其书风清劲秀润,渊穆醇雅。铁线小篆、中山王器铭文尤为精美绝伦,独具匠心。篆刻“典雅平正,力求印从书出,选字布局,极意经营,拟古玺、汉印及明清印派等品式,皆风格各具,绝不曲趋俗好,雍容隽逸,卓然大家”[4]。徐无闻先生于甲骨文研究亦深,他曾在“文革”中手抄《甲骨文字编》二十几万字,此等苦心孤诣,是书法界甲骨文爱好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徐无闻先生所践行的是艺道一体,技道双进艺术观。他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和艺术内在的人格养成,他以他的智慧和实践告诫学生:“有品德﹑有学问﹑有过硬的临池功夫,三者具备可望成家。现在到处都是书法家,那会有那么多?年轻时立志要高远,持之以恒,久而久之,自然有得。”[5]又说:“气质有高有低,有俗有雅,这就要靠人品,靠学养,不单靠字了。”“人品很重要,会反映在字上。弘一法师就是这样,仅书法,比他功夫深的人多得很,但他人品高,并反映在了字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6]这种“重品德”“重学问”“重技法”的艺术观念正为当代的中国书法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另外,徐无闻先生还提倡自然创新的书法艺术实践观,他认为创新首先就是要深入传统,“要把历来公认的有定评的作品写熟,然后才能发现他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绘画可以从自然中来,而书法必须从传统中来”[7]。并进一步认为“创新就是要写典范作品”[8]

二、徐无闻先生对甲骨学的研究

徐无闻先生是著名的学者,自幼饱读诗书,胸罗万象。他对于书法的本质和书学的精神有着迥出时流的认识,如其所言:“要多学与书法篆刻有关的各种知识,我国独有的书法篆刻,是几千年整个文化历史环境中酝酿的,犹如泸州特曲必须出于陈年老窖。要学这各种,必须长期积累,否则最后只能成个写匠。”[9]他用最大的功力去深入中国的传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0]。 所以,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不只是停留在艺术层面上,他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是交叉进行的,他生前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均已渐入佳境。

1.筑基《说文》,醉心甲骨,参加《汉语大字典》的编纂

1964年,徐无闻先生开始文字学的研修学习,先后辑录﹑抄录﹑校批了《文字蒙求》《甲骨文编》《说文解字》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别人都忙于斗争的时候,他却能安于寂寞,卜居忠县手抄《甲骨文编》二十余万字;埋头四部,以蝇头小楷反复校勘《说文》七遍,明心进道,乐以忘忧。[11]

1976年,徐无闻先生参与到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统一规划,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批准,由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工作中,主要承担文字字形的整理和编辑工作。这部字典的编纂,首先从数据的收集开始,要“尽可能地利用解放后出土或发现的新资料,同时,对传世的资料也尽可能地去伪存真,积极利用”[12]。为此,他收集了殷代至战国的文字,具体组织整理编纂了《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又收集整理了秦至魏晋的文字资料,编录了《现存秦汉魏晋篆隶石刻表》,其后成书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是其续编。《汉语大字典》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文化工程,从开始筹备到1986年第一卷的出版,历时十年之久,其中艰辛,非亲历者不能道之。《汉语大字典》的要求是极为严谨的,要“尽可能历史的、正确地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在字形方面,它要在楷书的单字的条目下,收列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并加以简明解说。”[13]通过对文字形体的搜罗与分析,他对汉字形体的演变规律有了客观深入的认识,得出了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撰写了《小篆为战国文字说》一文,得到了学界同仁的一致好评。这为他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14]《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1985年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86年裘锡圭先生发表了《<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读后记》,先收入裘先生的《古文字论集》,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三集,正如裘先生所言:“这部书的价值和好处,书首的前言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裘先生又说:“关于《字形表》的价值,还应该说几句。《字形表》汇集了丰富的资料。其中,70年代以来发现的秦和西汉前期简帛上的字形,是同类工具书里从未收录过的新资料,尤其值得重视。全书的体例也相当完善。对研究汉字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很重要很有用的工具书。”[15]

2. 编撰《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文书法选》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考古事业取得空前的成绩,我国的地下资料不断的被发现。一方面是殷代以前的汉字资料的不断出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的出现。徐无闻先生有鉴于当时“所见的字形字典中,专收某一类器物文字的多,兼收各类的少;编纂先秦文字的多,注意秦汉以后的少;专门性的多,普及性的少”[16]等情况,于是依照时代的顺序,兼收各类器物文字,选取近四十年新出土的资料,广泛吸收当代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于1991年编撰成了《甲金篆隶大字典》,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可以显示汉字演变轨迹的字形工具书,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不仅为广大书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古文字学者考释文字源流提供了字形上的依据,如著名学者赵平安先生即经常引用《甲金篆隶大字典》[17],学生黄任重、郭强、徐立、张一农、汪军、刘石、傅舟、陈爱民、李彤、缪永舒、苏大椿、李伟鹏、陈册、龚文、韦渊、曹建、陈龙海、方晓、程明震、邱世鸿、陈道义、胡长春等更是奉为案头必备。

大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陆续有甲骨文学者和书法家把甲骨文写成书法的不同形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甲骨文也受到了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地接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更多的书法篆刻爱好者都参与到了甲骨文的学习和创作中来。1992年,徐无闻先生有鉴于广大书法爱好者无法读到《甲骨文合集》这套巨著,因为这套书不但卷帙庞大、售价高昂、而且专业性也较强,于是发愿编辑一本普及性甲骨文书法工具书。他从各类著作中精选了甲骨文拓片一百片,按时代先后顺序编撰出了《殷墟甲骨文书法选》。为便于广大甲骨书法爱好者使用,书后又附上依据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编成的甲骨文字简表,收录了甲骨单字1071个。还在书的最后附上了集联101副,其中前60副选自罗振玉《集殷墟文字楹联》,后41副是其自撰,从四字联到八字联不等,文词皆隽美。书前撰写序言,对甲骨文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和艺术分析,对于初学甲骨文书法者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书法界对甲骨文书法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保证。

三、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艺术研究

1.对甲骨文的艺术特色研究

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的艺术特色有着深入的研究。就甲骨文的内容来说,他认为其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殷代社会生活各方面丰富的信息,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就其文字本身而言,它可以使我们对汉字的发展有更科学更全面的认识,通过将其与《说文解字》的比对,还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许多汉字的本义,进而有助于我们对先秦古籍的训释。但“作为交际工具的汉字产生之时,也同时带来了书法艺术。汉字的创造充分表现了我国上古人民的智慧,反映出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独特方式,文字不仅具有记录语言的交际作用,同时具有艺术的审美功能”[18]。为此,他从艺术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1)形体的象形性

徐无闻先生认为甲骨文有其独特的书体美感,相比于后来书体,甲骨文的象形性较强,字形保留的图画意味较多。他说:“甲骨文里的象形字和会意字,都是对客观事物经过反复的观察分析后,以生动灵活的线条概括提炼出来的形象。甲骨文的象形性是先民在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表现的,可见先民的聪明智慧和浑朴天真;从汉字的演变过程来说,是不可重复的。”[19]不少的独体象形字,如人的整体和部分、动植物、天象地理、人造器物,都如许慎所说“画成其物,随体诘屈”。这种画成,都是突出某一物象的特征,例如马、牛、羊、鹿、犬、虎、豹等都是四足的动物,则取其相互区别的生理特点或动态,用最简炼的线条描绘出来,而且形神兼备。如虎的凶猛,龙的夭矫,凤的华美,羊的温驯等。一些会意字,创造虽然比独体字难,但描绘依然简炼生动,使人一望而知。如“鬥”字是两人在相对抓扯,“乳”字是母抱子喂奶等。[20]

(2)刻和写

徐无闻先生以为,在上古时代,单纯是为了欣赏的艺术只占少数,更多的艺术都是与实用品相结合的,甲骨文书法是伴随宗教的占卜而产生的。对于甲骨的刻写者,徐无闻先生认为就是在殷王身边从事占卜的贞人,他们既是巫,也是史,同时也是当时的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对于甲骨文的刻写材料,都是经过刮磨整治,使其平滑光泽,写刻之后,往往在字上涂饰朱砂或黑墨,使文字清晰美观。对于甲骨文的刻和写,徐无闻先生作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是写和刻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刻的,只有少数是墨书或朱书。对于殷人的墨迹,他认为“行笔很自然,搭笔即成,不像后世篆书起止藏锋,而是笔锋显露,形成头尾尖细而中间粗壮的笔画。”[21]这种迅速而简洁的殷人笔法,一直沿用到了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对于甲骨文如何刻,徐无闻先生也作了详细的剖析。“殷人用的是青铜刻刀,其长短大小大致与现在的篆刻刀差不多。借用篆刻学的术语来说,殷人刻字的刀法都是冲刀,刻出的笔画光洁利落,字口不滞涩发毛。龟甲兽骨比一般的石印材硬度高,贞人们的技法大都很熟练,手上确实有一股巧劲,能随意刻出或刚或柔而带有笔意的线条。”[22]刻字者都是先有较高的毛笔书写技能的。对于甲骨文是先写再刻还是直接刻?他认为两者都有,而且后者多于前者。部分字径在一厘米以上的字,多是先写后刻,还进行复刀修饰,起笔还出现了方圆笔法的区别,表现出了毛笔的书写效果。至于为数较多的小字,基本上是直接刻成,有些还不按一般的笔顺,而是先把一个字乃至一段若干个字的直画一气刻完,然后再刻横画和斜笔,此种刻法还被近世部分篆刻家在刻单刀款中借鉴使用。

(3)结构和章法

对于甲骨文的结构和章法,徐无闻先生认为甲骨文的形体尚未定型,一个字往往有几种甚至几十种写法,因而其结构和章法较后世书法有较多的灵活性。就结构而言,无论字体笔画的多少,形体的长短,结构的位置等都相当的随意。从书法上看,这种可以自由变化的特点能够使其结体更具丰富性和创造性,赋予甲骨文多姿多彩的面貌和真率烂漫的情趣。但契刻者并不会因此而草率从事,而是极力按照美的要求精心构造,整体的组成不论部分如何位移或调换,相互之间都能连贯协调,保证重心平稳、和谐完满。在章法上,徐无闻推崇邓以蛰先生的说法“甲骨文字……若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竖转折安排之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23]

(4)艺术风格

徐无闻先生认为对于一些文字较多的甲骨文拓片,不仅点画﹑结构﹑章法具备了书法的要素,而且都还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他推崇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编序》中说法。“卜辞契于龟骨,其契刻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时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迥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锺王颜柳也。”[24]其视为精论。

2.以甲骨文为素材的艺术创作

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研究的同时,也被甲骨文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如他在《殷墟甲骨书法选序言》中所说“人们对甲骨文书法感兴趣,自然含有珍重我国最古文字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还可能因为看惯了秦汉以后比较规整的篆隶书,一旦看到写刻比较自由的甲骨文而觉得新鲜,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甲骨文自身的艺术魅力。”[25]由于徐无闻对甲骨文有着深入的研究,对甲骨文字笔画的刻划顺序及刀法都进行过认真的分析﹑仔细的揣摩,因此,他深知甲骨文的内在规律。徐无闻先生治艺于甲骨文,喜欢集甲骨文为联进行创作,如他在《殷墟甲骨书法选》后就附了41副自撰联,文辞隽美。在有限的文字中集出如此多的优秀对联,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在文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功力和水平。其对于甲骨文的艺术创作,主要体现在书法和篆刻这两个方面。

(1)甲骨文书法创作

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的书法创作是建立在对甲骨文拓片的深入临摹学习基础上的。其对甲骨文拓片的临摹学习极其严肃认真,首先在繁抚庞大的甲骨拓片群中精选出便于临摹学习的甲骨“法帖”,并对其进行释读﹑考证,认真分析其点画﹑字形结构﹑章法布局等的变化关系,然后再沉下心来进行临摹学习。在临摹的时候,他从不依样画葫芦,而是经过对甲骨文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去粗取精,在字形上保留其象形性,结构章法上保留其灵活的艺术性,在用笔上去掉过多的刀戳痕,留其古朴性。然后适当掺入金文的笔法,起笔藏锋,行笔中锋,出锋收笔和回锋收笔并用,转折上逾方逾圆,方圆兼用。其线条既温和又刚健,亦不失古朴意味。[26]这些我们可从他1976﹑1977年对甲骨文的临摹作品中窥其端倪(图1﹑图2)。

(图1)

(图2)

徐无闻先生对甲骨文书法的创作,主要集中在54岁之后。其作品形式大多是集甲骨文对联,联语内容大多为自撰。如1987年所集“考古多观商彝周鼎,出游尽历名山大川”(图3);眼界及格局都较开阔,气魄亦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笔墨简净,含蓄蕴籍,是不可多得的精品。1989年书“老学不知来日少,幽棲喜与昔人同”(图4);1991年集“重来高文多出西蜀,兹有美食猷传古风。”(图5)“通旧学不懈晨夕,启新知多有见闻”(图6)。1992年集“古乐复传姜白石,新声竞听柳屯田”(图7);“学有中西惟求其正,人无今古多观于行”等。文采渊雅,修辞有度。也有部分是集古典诗文成句的,如1987年集黄山谷诗句“胸中已无少年事,门外犹多长者车”(图8);1990年集《诗经》句“夫妇相得如鱼有水,宾朋同乐鸣鹿在林”等。其文辞皆古雅隽美,与其书法风格珠连璧合,相得益彰。其书法用笔创造性的参以小篆笔意,从容稳健﹑瘦硬挺拔﹑古雅质朴不失甲骨文本色。线条有小篆之流美和弹性,干净利落,方圆并用,柔中带刚。结构上参差错落,依字赋形,灵活多变而又不失其重心,显得安定而稳妥。其使笔如刀,进退裕如,能写出“刀”的劲峭,又能表现出笔意的沉静。其将真﹑草﹑隶﹑篆诸体笔意与甲骨文书法融铸一起,保持其小篆“骨气深稳”的特点,静而能逸,精而能放,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朗朗有如玉山上行。[27]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对于集甲骨文字创作,徐无闻先生有深刻的见解。他说:“集甲骨文为对联,是书法创作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集联时,应以已有公认释读的字为限,不宜以同音字随意通假,更不宜用偏旁去拼凑出'新’甲骨文。如果书写前人现成的集联,哪怕是名家集的,也得仔细看看有无错字。我过去便因照写前人集联,把'興’字误为'與’被一位青年学者指出过。这以后,我更认为书法家只有把字写正确﹑写好的义务,没有写错字﹑随便造字的权利。”[28]这无疑为我们学习甲骨文等古文字书法创作指明了方向。又说:“古文字是历史的产物,不乱写乱造古文字,才是尊重历史。”[29]甲骨文绝大多数直接同占卜有关,是当时整个占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刻写的文字,一方面是卑微奴仆对神圣主宰虔诚的探问,一方面是对冥冥中来自神灵的预示作出的小心翼翼的揣度。因此,刻写的每一个卜辞,都渗透着占卜者特有的心理,显示着他们对神灵的虔诚。今天我们欣赏甲骨文字,可以使我们领略到殷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才能,也可以使我们揣摩到当时人们可能具有的复杂心理。而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有关社会历史与民族心理的探寻,又增添了甲骨文的无穷魅力。所以,我们学习古文字时,也应保有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敬畏之心方不致失其文化之本质。

(2)甲骨文篆刻创作

徐无闻先生于篆刻艺术亦有深厚的功夫,其在早期诸艺中 “唯于刻印颇好之”。自孩提时即开始操刀,第一位篆刻老师即是他的父亲,又得拜蜀中名家周菊吾﹑易均室等前辈为师,再加上他的勤苦专研,积淀有年。1981年其所作《说印诗一首·步赵撝叔原韵》云:“童年摹印更学书,油灯欲尽四更初。抄掠未及膏肓癖,骈枝在掌焉能割。”[30]述说其幼年时摹印学书的艰苦和勤奋,即使是在“文革”中遭到抄掠,也始终不能割舍其“膏肓癖”。可以这样说,徐无闻先生对于篆刻艺术的钟爱和研究是贯穿其艺术的一生的。

徐无闻先生在对甲骨文进行研究的同时,自也不忘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篆刻创作中来。在徐无闻先生众多篆刻作品中,有两方格外引人注目,此即用甲骨文创作的两方甲骨文印。一方是1986年外孙肖成彦出生,为制“岁在丙寅”(图9)印,边款曰:“彦孙生于是年,俟其冠而以此付之。”[31]其印制呈椭圆随形,以甲骨朱文配与比文字稍厚的边框。印文因字赋形,结构大小参差,章法上彼此穿插咬合,浑然一体。线条强劲开张,气势雄健,是其篆刻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精品。另一方是1988年取《易经》上“云从龙”(图10),因是年为龙年,即为纪年印。其边款曰:“《易》 ,卜噬书也,其原来甚古。兹集殷卜辞字刻《乾》文言'云从龙’三字,或于理不悖。戊辰惊蛰,无闻。”[32]对于此印,徐无闻先生在其《篆刻的关键在于篆》一文中特别作了介绍。“我把这方印设计成龟甲的一个残片,字的形体和三个字的章法都学的是甲骨文,刀法也是模拟甲骨文的单刀,部分地方复刀修饰。在安排上,我突出了'龙’,印的左边刻上了'风从虎’的'风从’二字的残划。就章法来说,与右边的'云从’二字相对应,就文义来讲,更用余味。刻成后,用黑印泥钤盖,取得了拓片的效果。”[33]由此可见徐无闻先制此一印的良苦用心。先生制此印,独得卜文空灵、冷隽之美,可为印学之别调。然先生对于此种创作,又说:“这种刻法,不是篆刻的常规,只能在题材适当时偶一为之。” [34]并不提倡以此多创。

(图9)

(图10)

徐无闻先生还将甲骨文应用到其篆刻的边款。如1967年治“重枢”(图11)白文古玺印,刻甲骨边款曰:“丁未六月,无闻。”;1969年治“野厂”(图12)朱文印,刻甲骨文边款曰:“野安兄正,无闻,己酉岁十一月。”其字形端庄严整,线条古朴自然,用刀爽利劲健,深得甲骨文三昧。这可以算是徐无闻先生甲骨文书法较早的应用。往后亦多有甲骨边款出现,且多为其自刻姓名印边款,如1979年自治名印“徐无闻”(图13),其甲骨文边款曰:“己未人日自作,时年四十有八,无闻。”;1984年治名印“徐永年”(图14),甲骨文边款曰:“甲子岁人日自作,无闻年五十三。”;1992年治名印“徐无闻”(图15),其甲骨文边款曰:“壬申岁三月,无闻六十又一。”等。其用刀明利爽快,线条更为浑劲超拔,其字形结构大小变化,章法率性而自然,格调既端穆劲健,又精淳雅致,韵味悠长。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图15)

四、徐无闻先生的甲骨书法艺术成就

徐无闻先生一生卓立不凡,精进不懈,其学术涵养和艺术实践的巧妙结合,为当代学者型书家树立了典范,对今天我们研究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徐无闻先生是一位拥有深厚人格魅力的学者型书法家,其人其书﹑其书艺书论,无不给人以正向的启迪和引导。对其甲骨书法的艺术成就,我们可以简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是有关甲骨文的理论方面,他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纂,编撰《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文书法选》。徐无闻先生以“通会”的思想为学治艺,其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学识。因此,其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并不只停留在书法单方面的研究上,而是能站在整个中国的文化的立场上来研究。徐无闻先生对于甲骨书法艺术的理论研究是极为丰富而透彻的。

其次是其甲骨书法创作方面,徐无闻先生在书法的创作上是极其全面而辉煌的,而且在书体的全面性和作品的质量上远非一般书法家所能企及。他五体皆通,无论篆﹑隶﹑楷﹑行﹑草,可谓样样精工。其甲骨书法作品形式大多是集甲骨文对联,联语内容大多为自撰,古雅质朴,既有自己的创造又不失甲骨之本色。将甲骨文用于篆刻,也可谓风格多样,文雅别致。在文字学教学方面,徐无闻先生不只是艺术家,还是个杰出的书法教育家。1987年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前身)成为全国第五个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即是在徐无闻先生的主持下成立的。他对中国高校的书法教学有着开创性的功勋,他的书法教学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始终贯穿徐无闻先生书法教学的就是文字学教育,在他门下的众多学生中,有些后来在文字学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西师流派”,不断地对全国书坛产生影响。

总之,徐无闻先生以其笃厚的人格魅力,全面而“通会”的思想,在艺术的广袤天地里充分展示了他自由的生命形态,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艺术享受。他的艺术精神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被淡化,反而会像一坛陈年老酒,越久而变得越醇香。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其《谈美》书中有言:“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和那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35]徐无闻先生无疑也是这漆黑天空中重要的散布星光者,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和那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注 释

[1]陈爱民.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

[2]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9.

[3]徐立.徐无闻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页.

[4]朱彦民.甲骨文书法探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13.

[5]胡长春.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7.

[6]徐立.徐无闻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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