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达

在我眼里，白达是一个开朗、热心的好人，跟“坏人”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的人。但是，那时候他头上却硬生生地戴着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解放前担任过“保长”之类的角色。

从前的“保长”到底相当于后来时代的什么角色——居民小组长或者街道主任等，我不知道；“保长”是不是有“工资”，或者是不是能够定期从政府那头获得一定数额的津贴，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后来的“居民小组长”基本是义务性质的——白达的母亲，我们称她做白奶奶的，就做过多年的居民小组长。另一方面，从前的“保长”是一般性社区服务之人，还是旧政权的“走狗”、“帮凶”，我同样不知道。然而，我对后来的“居民小组长”干些什么却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每个月发发粮食与副食品计划的时候，挨家挨户地叫唤一声；或者搞全城统一灭蚊的时候，负责向居民分发灭蚊药之类。至于街道主任，也不过就是管好下面的“居民小组长”，居民之间发生矛盾与纠纷或者其它问题，尽力调解按章办事而已，权力非常有限，一般居民也并不太把他当回事。

可就因为曾经做过几天保长，文革中白达吃过不少苦头。

记得他那时在清管所——如今更名为环卫所——工作。环卫所今天是不少人趋之若骛的地方——因为它的工作虽然辛苦一些，可却是“事业”编制，属于“铁饭碗”；可清管所在那时却是一个让人鄙视的“坏人”高度集中的地方——扫地的、打扫厕所的、拉清洁车的人当中，很少头上没有一两顶帽子的。所以，文革高潮批斗风最盛的那阵，经常可以看到清管所的门前，脖子上挂着上书各种罪名的纸牌牌低头认罪的“四类分子”沿墙角排成了一溜儿。偶尔我也能在附近的巷弄里遇上拉清洁车的白达。印象里他总是拿一顶破草帽遮住大半个脑袋，很有几份“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味道。但令人非常惊异的是，有一回我从他身边走过根本没意识到是他，他却突然抬起头来冲我笑了一笑：原来，他的脑勺上长着眼睛！

我说他是好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和善，更重要的是他的乐于助人。

我们与我姨妈一家子因为大男人不在家——我父亲那时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一星期回来一次；我姨父是军人，一年才回来一两次。因此，假如灯泡坏了，连给换一换的人也没有。可只要哪个孩子到白家招呼一声，白达立马就会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正在忙的别的什么事赶过来。我姨妈家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每个月都能吃一两回鸡，可谁来杀鸡却成了大问题。还是白达。当然啦，我们这个家族与白家的关系非比一般，属于世交，也是白达一旦有事非常爽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可白达的好，又决不仅仅反映在对我们这一大家子身上。几乎巷弄里所有人家，也无论是大人小孩，只要你有事请他帮忙，他很少会拒绝你。

白达最后死于中风。这个精干、乐观，还有些喜欢多管闲事的老头，如今一闭上眼依然栩栩如生浮现在脑海里。而他人生之旅的最终的结局，又常让我扼腕叹息。

白奶奶也就是白达的母亲，我们搬回老家秀水港时，她已经70开外了，白白净净，经常颠着一副小脚，在巷子里几十户人家进进出出——她做了几十年的居民小组长，每个月粮站下来发粮票油票豆腐票必定要人挨家挨户去通知；如果哪一户人家出现了家庭纠纷，或者是邻里之间出现了矛盾，那么，她则要登门调解。后来，白奶奶活到了80好几——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高寿了。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非常仁义，与白奶奶十分恩爱的白爹爹在郝奶奶过世之后，曾经躺在床上陪伴老伴。而没几个月之后，他也追随她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