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写作 | 周齐林《一只寻找树的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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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一只寻找树的鸟
1
我在一棵树上看见故乡的影子。
年幼时的某一天，晚霞满天的黄昏，我看见一棵棵在老家牛角屏山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树被连根拔起，随后被工人小心翼翼地抬上马路边停靠着的大卡车上。在疾驰的汽车里，树被载往遥远的大城市。我和伙伴们经常在树上掏鸟蛋、捉迷藏、荡秋千，一棵树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的时光。看着被搬走的树迅速消失在晚风中，我感到悲伤，仿佛丢失了一个好朋友。
树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中，一些断裂的小树根掉落在树坑里，一些泥土依旧黏附在树根上。树被运走后，只留下一个深深的树坑，黄昏时分，一直栖息在树上的鸟在半空中盘旋着，发出阵阵悲鸣。几天后，这些来自老家的树带着故乡的泥土被移植在异乡城市的马路两旁，经受着台风的侵袭和烈日的暴晒。
每个人都是一棵树。一棵没有鸟栖息的树是不完整的。
一个人通过器官的移植来获得生命的新生。身患多年肾炎的发小在进行肾移植手术后，需要终身服用免疫制剂来抗排斥。面对这突然进入体内的异物，他自身的免疫系统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药物化解了这场血淋淋的战争，让它们慢慢和平相处，希望的光芒慢慢降临。
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加剧着一个家庭的撕裂。迁徙和出走慢慢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常态。在贫瘠的山村，疾病和贫穷迫使着他们背井离乡。一根根背井离乡的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移植到城市的森林里。在风雨和刀具的侵袭与砍伐下，有的被连根拔起，横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有的伤痕累累。药物只能化解暂时的疼痛和不适，躯干上被锋利的刀刃刻下的一道道醒目的伤痕慢慢渗透到骨子深处，变成精神上的伤痕。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工作，不敢像在故乡一样肆意地施展拳脚，只能在那一丁点有限的土壤里试探着深扎下去。他们试图扎进城市的钢筋泥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精神上的伤痕加剧着思念的浓度。乡愁的唯一药引就是不断回望。
故乡的父辈们背井离乡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远赴陌生的城市给他们的儿女带小孩。临行前，他们紧闭窗户，锁好大门，把圈养的鸡鸭拿到墟上卖掉，把菜园子里一地绿油油的蔬菜托付给亲戚或者邻居，把柜子最里端的存折怀揣在身。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远行。仿佛，他们已经作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作好了抛弃家园的决定。村庄就这样被掏空了，在孤寂中沉沦。
我所在的这个准一线城市，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大都把远在乡下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父辈们发挥着生命的余热，细心地照顾着孙子孙女。在这个密密麻麻住着三万多人的小区，黄昏时分，我看见一个推着孩子的老人散步回来的路上，偶然听见熟悉的乡音方言，忽然驻足下来，兴奋地主动上前问候。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面露惊喜。无法抹去的乡音，时刻提醒着生命的源头和来处。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块相同的土壤。一个行走他乡的人，他未改的乡音、沾满泥土味的记忆就是那被连根拔起的树根上黏附着的那一小把残余的泥土，骨子里时刻流淌着故土的气息。
迁徙早已变得没有国界。从地理、政治、文化和语言土壤来说，跨国的迁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植，它将一个原生家庭的撕裂推向了极致。
2
身边的那些朋友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儿女都在国外定居或者生活。
朋友辉的父母远在美国打工。辉的父母去美国，是缘于他的妹妹。
辉的妹妹是做外贸的，十多年前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美国人。围在这个美国人身边的女孩子很多，但是这个美国人是个明白人，选择了处处为他着想的辉妹结婚。妹夫是美国亚利桑那州人，在东莞长安开一个贸易公司。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订单锐减，他妹夫在长安开设的小型家具厂倒闭了。三个月后，他妹妹和妹夫离开了东莞长安，回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乡村的一个农庄里，并生育了三个可爱漂亮的小孩。
辉的父母在长安靠摆摊卖菜为生。春夏秋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踩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批发新鲜的蔬菜瓜果，然后再拉到租住的小菜市场卖。寒冬时分，风裹着丝丝寒意呼啸着四处游弋，刮在脸上，仿佛刀割一般。辉的父亲弓着背，骑着三轮车，在风雨里穿行着。辉在一个文化公司做策划主管。他老婆只有小学学历，在长安一个老乡的餐馆里做服务员。卖了三年菜下来，他父亲的头发白了很多，脸色发黄，颧骨突出，瘦削的身体在寒风的吹拂下显得愈加单薄。辉在昏黄的灯光下细细端详他父亲的模样，一阵酸楚仿佛打翻的墨瓶迅速在心底涌荡开来。他迅速说服了父母亲放下手中卖菜的营生，自己省吃俭用每个月会给父母一千块钱生活费。
后来他妹妹打过电话来，跟他说希望父母过去美国帮忙给她带一下孩子。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确实辛苦。“爸妈过来这边到时还可以在附近的中餐馆做服务员，一个月有1500美金，挣一点养老的钱吧。”妹妹打来的这个越洋电话最后只简化成这一句话,像一把细小的针，不时戳中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他把妹妹的想法转告给父母。没想到他母亲很快就同意了。“那边工资高，去那里挣点钱养老吧，这样也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他父亲一直沉默着。辉他母亲不识字，他父亲是旧时代的老高中生，平常爱看点报纸，肚子里还有点墨水。为了适应美国的生活，辉给他父亲买了一本美国生存录的常用词汇。昏黄的灯光下，辉的父亲拿着书本默默地背诵着。他念得很吃力，好不容易记下一个单词，第二天又忘记了。
虽然准备得很充分，但辉陪着他母亲去了五次美国驻广州的总领事馆，签证都没通过，他母亲一面试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额头直冒汗。一直到第六次，才面试成功，拿到了去往美国的签证。
出发前两天，辉拿着笔苦口婆心地在一张纸上面画下这次奔赴美国的路线图。模糊的灯光下，他父亲耐心地听着。这一幕如此熟悉，仿佛多年前刚考上大学时，临出发的前一晚，他父亲拿着笔在昏黄的灯光下给他画下去学校报到的路线图。转眼间，命运的角色就进行了互换。父母亲需首先从广州白云机场坐飞机到上海浦东机场，然后再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到洛杉矶机场，到了洛杉矶机场后，需在国外转机前往凤凰城机场。他妹妹和妹夫会在凤凰城机场接他们。
深夜，喧嚣的城市寂静无声，马路上泛着灰黄的光。我帮忙提着行李，陪着辉把他父母送到白云机场时已是凌晨三点。辉的父母显得一脸茫然。这对于从未出过国又不懂英文的他们而言，险象环生。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身影，辉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人生的众多第一次像拦路虎一样集聚在一起，阻隔在他们面前，等待着年迈的他们迈过去。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国际航班，第一次在国外转机。语言的障碍让他们对接下来的旅途充满畏惧感。
在洛杉矶机场，在一个年轻留学生的指引下，他们顺利走到了前往凤凰城的登机口。
终于顺利登机，他们兴奋中感到一丝疲惫。一觉醒来，飞机盘旋在凤凰城的上空，脚下灯火辉煌，飞机准备降落了。空乘递给他们一张单子，入境前要填写入境申报单，满屏的英文让他们如坠雾里，他们硬着头皮请求一旁的留学生帮忙。留学生问他们有没有携带违禁药品、枪支弹药等等，他们像拨浪鼓一样使劲地摇头。他们看见眼前这个年轻的留学生大笔一挥，在右边的一栏勾上了NO字。
提取完行李，在出关口的检查通道，他们的行李箱被翻了个底朝天。里面携带的笋干、老干妈和腊鱼都被翻了出来，发出鱼腥的味道。那人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指着入境申报单上的NO，又指了指翻出来的腊鱼和笋干。辉的父亲迟疑了许久，终于反应过来，原来是自己没有如实申报携带的东西。他迅速说出一声Sorry，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工作人员的态度立刻变得温和，他重新签了字，几分钟后，他们终于出了机场。在机场的出口，多年未见的女儿和女婿兴奋地朝他们招手。人高马大的女婿一把从他们手中接过沉重的行李。
凤凰城是一个在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城市，紧邻沙漠，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常年气候干燥，每年的平均气温是38度。到了七八月，水汽伴随着季风吹来，弥漫在凤凰城的空气里，使得整个城市异常闷热。次日，当他得知父母亲和妹妹安全会合时，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透过微信视频的镜头，他看见父母亲脸上挂着一丝初到异国他乡的兴奋和不安。
辉他父亲性格内敛，每日感觉如坐针毡。他父亲烟瘾很大，在长安做卖菜生意时，每天要抽两包烟。性格孤僻的人只能与烟为伴。到了美国，他的妹妹和妹夫、三个小孩以及妹妹的公公婆婆一家子住在一个庄园里，他们都不抽烟，也不允许别人抽烟。语言的障碍，使他的父亲变得更加孤僻，终日不知道跟谁说话。打开电视机，却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每次实在忍不住了，想抽烟，他就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偷偷抽上几口。
到美国没多久，他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命运的狙击手早已潜伏在暗处，准备伺机而动。父亲仿佛在劫难逃。2018年5月，辉突然接到他妹妹的电话。他妹妹说他父亲昨晚深夜突然咳血，呼吸困难，叫救护车送到医院，现在正在做一系列的检查。病理化验结果需要一周后才能出来。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想起他父亲烟瘾这么大，一天最厉害的时候要抽两包，一定是肺出了问题。肺癌两个字不停地在他脑海里闪现着，他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远隔重洋的父母加深了辉的担忧。命运没有一下子把他推到悬崖边，给了他喘息的机会。一周后，病理分析报告出来了，他父亲被查出患有比较严重的尘肺病。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一旦继续恶化下去就十分危险。他想起他父亲在福建的石雕厂工作了近二十年，打磨石头时没有任何防护工具，坚硬的石头被打磨成粉，石粉弥漫在空气，随风上下浮荡着，也随着空气吸入到他父亲的肺里。尘肺病无疑是在福建工作的那段时间染上的。
“我爸妈一到美国，我妹妹就给他们买了医疗保险，不然一系列的检查费用下来需要十几万，我哪里承受得住。”辉从裤兜里摸出两根烟，递给我一根，而后自己迅速点燃，贪婪地吸了几口。他紧握烟的右手微微颤抖着。
与辉的父亲不一样，康伯和他的老伴都是高中英语老师，他的儿子留学澳大利亚后早已在那边定居下来。退休后他还养成了喜欢运动的习惯，每天绕着小区附近的街道快走一万步，一圈下来，身体大汗淋漓。运动完再回家洗个热水澡，身体十分舒服。康伯是我朋友辉的房东。辉在长安租住的那套86平米的房子就是康伯的。作为本地人，康伯有两套房子，一套给自己住，另外一套本来是给儿子当婚房用的。儿子定居国外后一直没有回来，他就把这套房子出租了出去。
康伯的退休生活很丰富。上午和一帮老朋友在附近的酒店喝早茶，下午跟一帮棋友下棋，晚上快走完后看看报纸和电视。周末就跟一帮老友去附近的水库钓鱼。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
去澳大利亚前，康伯让辉帮忙每个月打扫下房子。和老伴初到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康伯陷入巨大的精神空虚里。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下子把他抛到时间的荒野里。每天和老伴做完家务，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儿子回家。
为了打发时间，他又把运动的爱好捡了起来。他儿子住的庄园很大，他绕着园子走一圈，而后又在附近的公园快走。他戴着耳机，听着从国内下载过来的怀旧音乐，虽然人在异域，但仿佛又回到了国内的时光。
除了运动，他还和老伴把儿子房间后面的那一亩多的空地开辟成菜园子，种了青菜、土豆、番茄和豆角。这些蔬菜的种子都是他托国内的亲戚快递过来。他和老伴每天辛勤地给菜地浇水施肥，看着菜园里的蔬菜在异乡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心底涌荡起一股异样的成就感。
榕树有两种根，一种是原根，一种是气根，原根像性器一般深扎在大地的土壤里，而悬挂在半空的气根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养分，多数气根直达地面，试图扎入土壤之中。
远在异域的康伯夫妇就像气根一般，他们十分努力地适应着国外的生活。后来他的老伴查出肠癌，老伴不想死在异国他乡，病情稳定后，他就带着老伴回到了长安。一年后老伴去世，140平米的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又来到了澳大利亚儿子身边。
有一种叫北极燕鸥的鸟，每年秋季展开双翅，飞到寒冷的南极过冬。春天来临后，又重新飞回到北极繁殖。北极燕鸥，它轻盈的体态，给予了它强大的续航能力。每一年，它要飞行四万公里。漫长的飞行之路，充满着未知的危险，隐匿在暗处的猎人举着猎枪，砰的一声巨响，它们从高空坠落而下，葬身海底。
康伯每年要往返澳大利亚两次，飞行达两万多公里。康伯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落单的北极燕鸥。相比于北极燕鸥轻盈的身姿，康伯已人到暮年。每年清明节去墓地祭奠完自己的老伴，他就背上行李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的飞机，年终老伴祭日的那天，他又从澳大利亚飞回北京，一直在长安偌大的房子里独自待到清明节之后。
去年，在经历一场小手术后，康伯带着他儿子一家一起回到长安，把两套房子的产权都写成了儿子的名字。对于康伯而言，财富于他已是一种负担，他更需要的是亲情的温暖。与康伯相比，深处打工底层的辉一家，亲情和经济的双重重压，加剧着他们这个家庭的撕裂。
康伯说，等孙子再长大一些，上初中了，他就准备回国，那是他的根。“哪一天你走不动了，怎么办？”面对我的问题，康伯一下子陷入沉默中。“到时就进养老院吧，我不想老死在国外。”康伯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
3
辉被查出尘肺病的父亲出院后，静养了一个多月，在他母亲的陪同下，从美国回到了长安。
辉的父亲归来的那一天中午，辉设宴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为父母亲接风洗尘。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他瘦弱内向的父亲。我频频给他父亲敬酒，说着祝福的话，他父亲微笑着看着我，显得内敛害羞，有些不知所措。吃完饭，他父亲独自坐在院落里休息，午后温暖的阳光洒落在他的白发上。望着他父亲瘦削的背影，我就会想起我千里之外的父亲。
在家陪伴了他父亲半个月后，他不识字的母亲又独自一人回到了美国。父亲的疾病加剧了他母亲的挣钱欲望。他难以想象他不识字的母亲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到洛杉矶机场后，是如何独自一人在机场找到去往凤凰城机场的登机口的。他每次询问他母亲在洛杉矶转机的细节，她总是笑呵呵地说，没啥，不懂就问呗，反正有一张嘴。
父亲回到长安后，整天闷在家里足不出户，仿佛一只被锁在笼子里的鸟。父亲在他面前说话变得小心翼翼，钱也花得很省，他一眼就看穿了父亲的心思。父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而又十分敏感的人，这几十年里他都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几天后，辉通过朋友给他在镇政府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上班的第一天，父亲是兴奋的，在镇政府当保安，相对轻松一点。在他的帮助下，父亲终于把几十年的烟瘾戒了。保安是两班倒的工作，白班跟夜班。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染疾，上不了夜班。为了不让父亲上夜班，他给物业经理送了几瓶好烟和好酒，让他帮忙照顾。
一次他去看望父亲，看着父亲在烈日下值勤站岗的样子，他禁不住内心一阵酸楚。回去的路上，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他暗暗紧握拳头，咬紧牙根，发誓一定要把父母亲的晚年生活安顿好。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一天，父亲2500的工资，自己留了500，剩余的两千都给了他。
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固有的平淡而又安稳的日子。生命的河流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他父亲在政府做了两年保安后，由于政府与物业单方面解除合同，父亲一下子失业了。
父亲失业后不到一个月，他妻子有一天忽然感到浑身无力，乳房胀痛，食欲骤降。半个月暴瘦了十多斤。去医院检查，却查出早期乳腺癌。辉在嘈杂的医院里打电话给我，哽咽着问我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仿佛晴空霹雳，顿时让我们不知所措。从医院回来后，看着他们夫妻俩面色苍白沉默不语的样子，在他父亲的一再追问下，他如实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一屁股坐在院落的板凳上，长久地沉默着。
半个月后，在他父亲的一再坚持下，他父亲又独自一人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行程。
“我去那边餐馆做服务员，挣点钱。爸在这里只能增加你的负担。”父亲的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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