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关】欧洲：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国政学人 第409期
编者按
本文是《国际事务》期刊“巴黎和会后的百年”专题中的文章，在一战后的百年里，欧洲经历了二战的伤痛，也看到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希望，战争与和平，现实与梦想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交错。欧洲国家究竟会走向现实，还是会拥抱理想，两位作者将从历史的视角回答这一问题，并指出了欧洲前进的方向：与过去近百年的历史一样，欧洲将继续在摆脱历史魔障的愿景和与欧洲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斗争中前进。
作品简介
【作者】Erik Jones，约翰霍普金斯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欧洲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洲和欧亚研究主任，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高级助理研究员。Anand Menon，伦敦国王学院（KCL）欧洲政治和外交事务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是英国上议院欧盟委员会的特别顾问。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欧洲一体化理论、英法政治和外交政策、欧盟制度和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
【编译】刘潇昱（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校对】贺凡熙
【审核】张晋岚
【排版】高佳美
【来源】Erik Jones, Anand Menon, Europe: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95, Issue 1, January 2019, Pages 161–180, https://doi.org/10.1093/ia/iiy237.
期刊简介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事务》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也是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于1992年由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学院(Chatham House)创立，内容来源广泛，力图囊括业内专家、学术新秀对重点、热点问题的最新思考。期刊影响因子为3.748，在91种国际关系类刊物中位列第5名。
欧洲：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Europe: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Erik Jones Anand Menon
内容提要
《凡尔赛和约》以来的欧洲政治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民主式微和种族冲突的时期，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达顶峰。随后是一段分裂和一体化并行的时期，特别是在西欧，西欧国家试图通过促进法治来超越民族国家。冷战的结束表明这一文明使命的胜利，但这一说法不完全令人信服，这并不是因为种族冲突的重现，而是因为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经济和金融危机使这种紧张关系浮出水面，给更广泛的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巨大压力。作者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从对欧洲历史的叙述中解读这一现象，难道联合总是一个梦想，而分裂仍然是现实吗？
文章导读
从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到2018年马克龙主办的“选择法国（Choose France）”企业家峰会，凡尔赛宫见证了欧洲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战争与和平不再是主角，仿佛贸易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这两个事件也象征性地表明了欧洲这百年来发生的转变，欧洲国家从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走向了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从高政治走向了低政治，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走向了相互依赖，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
学者们将外部世界新现实主义的无约束无政府状态与欧盟内部有秩序的政治对立起来，这些曾经进行殖民扩张的欧洲强国现在更关注欧洲内部的共同建设，而并不是将自己的利益投射到海外。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二分法既不准确也无帮助，在过去的百年里，欧洲确实经历了极端的情况，但也总是被下述抵消趋势所缓和：在无秩序下也存在规则，在如今有秩序的环境中权力还仍在发挥作用。
这种模糊的极端主要来源于国内和国际的关系，今天合作中的欧洲可能产生了1+1>2的效果，但同1919年一样，欧洲只有在各国同意合作的情况下才是稳定的。只要国内环境允许，欧洲国家仍然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在2011年和2012年欧元区危机最为严重之际，有关欧洲国际关系性质的争论凸显出来，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时举步维艰，未能对经济的突然变化作出充分反应。与此同时，关于地缘政治回归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不稳定的全球体系和日益动荡的欧洲国内政治都向我们表明，欧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脆弱或有条件的。
01
残缺的和平
巴黎和会后，为了弥补在会议中的损失，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入侵并占领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港口城市埠姆（Fiume），两国在关于埠姆的地位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一事件表明了一战结束时欧洲地区四个紧张的矛盾，首先，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以及战胜国之间矛盾依然存在；第二，民主制度十分脆弱，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墨索里尼很快就主导了意大利政坛；第三，墨索里尼所利用的不稳定状态源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模糊性，民族主义者往往难以被国家政治制度所控制；第四，美国的影响难以预测且前后不一致，它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不断摇摆。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一战后的欧洲，民主制度难以遏制国内的政治动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黑暗的力量出现，既是为了动员“人民（the people）”，也是为了迫害“局外人(outsiders)”。而美国的政策往往会拉大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剧它们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以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模糊性。
务实的现实主义一词或许最适合形容学界对当时欧洲的看法，权力结构并非完全是无政府状态的，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欧洲国家也继续遵守规则、规范和公约。此外，政治领导人以许多不同的、往往是微妙的形式行使权力，包括通过保持国家繁荣对民众的吸引力，影响公众舆论，以及通过编造复杂的故事来增强其行动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国家制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是有等级的，有结构的，甚至是精妙设计的。
02
欧洲对民族国家的拯救
二战后的欧洲则大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以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结束，德国被四国分治失去主权，德国问题的产生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西德统一是一个漫长且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很大程度取决于民主制度的稳健性，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逻辑，国家认同则不再那么重要。整个冷战时期的欧洲历史都遵循这样一种类似的模式：渐进的、功能主义的一体化、民主的加强、国家认同的式微和跨大西洋关系的支持。这一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秩序的，一体化为欧洲大陆的最终联合指明了一个特别的方向：它包括制订更加强有力的规则、规范和公约；它产生了新的超国家形式的认同；它还提出了这样一种前景，即欧洲可以与美国分享对西方的霸权。在这个新的欧洲，主权受到的影响是含糊不清的，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越来越有约束力的合作形式，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更大的影响和更多来自外部世界的保护。
在这一过程中最著名的就是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法案》以及最终统一市场的建立，这个过程在两个意义上是“功能性”的。第一个“功能性”在于欧洲一体化通常集中在经济领域，这一进程是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制定更有影响力的对外商业政策，更有效地补贴重点行业或监管市场竞争。另一个“功能性”则更具争议，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合法性。这种民主的强化是欧洲一体化规范的基础，其核心是促进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法治。其基本思想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国家权力范围的限制，但它不止于此，它还为各国政府创造了“让渡（pool）”或“共享（share）”主权的机会，也为个人创造了跨国逐利的机会。
学界对这一安排的理解建立在三个基本观点之上：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全球领导力的成本。为了降低民族主义的地位，欧洲领导人通过福利国家来加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使得主要的政治团体感到他们的利益得到代表和满足，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大变革”的实质。这一安排虽然使得欧洲领导人得以处理好国内政治的关系，但其问题在于美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对欧洲来说与美国分担全球领导的重担也十分重要，这也是为何这一时期欧洲积极参与美国的国际制度安排与管理。
03
在历史“终结”后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既是战后启动一体化进程的自然结果，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德国的统一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现实，苏联势力败退，一个更好的预兆是丹麦在1992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准备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该条约创造了欧洲公民的概念，建立了新的机构来解决外交政策和内部事务合作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兼有规范和功能两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丹麦能够保留部分权力。但即使在丹麦议会通过了这一条约的情况下，当时的全民公投却否决了这一条约。丹麦公投体现出欧洲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它表明了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它也揭露了民众与议员间联系愈发削弱的现实，这也说明了民族主义持续的影响力。
作者指出这些问题也不应被夸大，毋庸置疑的是欧盟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约束了成员国，这在欧盟委员会的裁决权和欧盟法律的约束性上都有所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领导人似乎没有做好将范围扩大到中东欧的准备，《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都证明这些机构还无法适应这一决策过程，或者更简单地说，直接民主阻碍了一体化进程，2005年的《欧盟宪法条约》也是受阻于此。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倾向于选择性接触，一方面它支持了德国的统一进程，但另一方面在其他问题上它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欧洲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提出一个连贯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框架，或者它要直接承认自己无法完成这一任务。除此之外，美欧都希望把北约和欧盟扩展到中东欧地区，这一进程既可以促进民主，也有利于安全和稳定的建设。但是在欧洲国家体系中权力的使用仍然是一项微妙而复杂的工作，美国和西欧国家需要给这些中东欧国家适当的激励和保证。
学术界以一种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奇怪组合来迎接冷战后的时期，其辩论更多集中在解释大西洋两岸关系的起伏、“西方”概念的变化以及欧洲福利国家合法化的问题。然而，它却掩盖了一个关于欧洲是什么以及欧洲人希望它成为什么样子的更基本的问题，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在多样化的同时也促进欧洲的联合。
04
强权即公理
过去10年，欧洲人处理了大量危机，主要集中在银行、主权债务市场、移民和安全方面，欧洲领导人在进行复杂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在相互依存模式的传播和矛盾的国内政治格局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2013年塞浦路斯危机和2015年的希腊危机则暴露了欧洲出现的分歧、日益脆弱的民主制度、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政府对民族刻板印象的利用。
两国的金融危机的加剧都是因为本国金融机构受制于欧洲央行，导致无法利用有效的金融手段纾困，这两次危机也体现了欧洲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各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自然地认为两国政府需要接受他们的命运，这种情绪反映了欧洲话语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人们将各国政府分为圣人和罪人，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联合是否仍然是一个可行目标的怀疑。另外，在欧洲纾困机构的运作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每次发放新的援助时，都必须征求德国议会的意见，而受援国的国家议会则受到制约，给人造成一种一国选民比另一国选民更重要的印象。这也导致了当时德国和希腊之间的民族成见，助长了基于身份的政治动员，引起了其他形式的歧视。
这种身份政治也出现在了美国，从而解释了为何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产生了距离，美国人对欧洲的认同程度已不如战后时期，奥巴马政府扮演的是感兴趣的旁观者的角色，而特朗普政府的破坏性更大，经常直接和公开挑战欧洲团结。
学界不确定该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人们对民粹主义、去一体化以及这两种力量之间的联系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唯一清楚的是，战后欧洲确立的发展轨迹已经改变。这种拐点或许可以追溯到冷战后初期，在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变化加快了。当然，目前的移民危机正在加速这一进程。欧洲的脆弱再一次与它对一体化未来的雄心形成对比。
05
结语：过去和未来的联合
英国的脱欧也表明了民族主义正在重回舞台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且这一进程一旦开始就难以逆转，英国政府不能告诉投票脱欧的民众，它现在会无视他们的决定，即使它这样做了，欧盟也无法确定英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引发另一场这样的危机。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联合的欧洲梦并没有破灭，但梦想的某些表现方式确实会结束。巴黎和会后的欧洲在二战前陷入了严重的分裂，有人呼吁欧洲团结，但他们太容易被那些主张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荣耀的野心所淹没。作为回应，二战后崛起的欧洲寻求一种特殊形式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基础是法治概念和国家间调解，它促进了共同的制度安排，并得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支持。它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更广泛的欧洲国家人民之间的和平和解。
然而，在冷战结束前后这种联合的模式失去了效力。联合且自由的欧洲梦仍然具有吸引力，但其他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欧洲没有回到后凡尔赛时代，与冷战时期相比也已然不同。这种变化的本质正在显现，这是欧洲梦与国家现实反复冲突的百年历史的又一章节。
译后记
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无一不给欧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又暴露出了欧盟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上不足和领导力的缺失，这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一体化倒退甚至是欧盟解体的言论甚嚣尘上。译者认为本次疫情危机会放缓欧盟的发展速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挑战欧盟的合法性基础。首先，在经济方面，欧盟内部统一的大市场使得欧盟各国建立起紧密的经贸联系，这是欧洲几十年经济一体化的宝贵成果，各国在这方面都具有共同利益。如果要在这一领域进行倒退，付出的成本会让成员国更加难以接受。其次，欧盟的机制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有差异的一体化给予了成员国更多空间，让成员国在欧盟的大框架下找到其适合自己的选择，加强了欧盟的制度粘性。最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使得欧盟各国抱团取暖，将注意力转向内部，通过加强区域一体化来弥补疫情和全球化倒退带来的的损失。危机会揭露问题，也会带来改变的动力。欧盟会走向何方，仍要看欧盟是否能够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促成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团结的欧洲才是欧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添加“国小政”微信，获取最新资讯
好好学习，天天“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