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彪：战国陶玺文字考释十六则
载《考古与文物》 2019年第6期第103-111页
汤志彪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关键词：战国，文字，陶文，玺印
摘要：战国陶文、玺印文字有很多文字已经被考释出来，然而尚有一些文字需要重新梳理。有些字需要重新释读，如《陶文图录》7·13·4-5 的“公昜”、《陶文图录》2·417·4 的“怞”、《玺汇》0156 的“柿”以及《玺汇》0019 的“錤”等。
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关系密切，已经有学者指出，“战国时代的官私玺印主要用于抑印封泥，另外也用于陶器戳印、漆木器烙印等，其中漆木器上的烙印遗迹只有很少的几件，陶器戳印则数量众多”[1]，战国陶、玺文字可看作一个整体的类别进行专门研究。
众所周知，陶文和玺印文字辞例简单，许多陶文和玺印文字没有文献可作参考。故文字考释有一定的难度。学者们不断深入研究，考释出大量陶文和玺印文字，不少已为定论。然而有些文字尚可再研究。我们在以往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把研读陶文和玺印文字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写出来，以求教于诸家。
一
《陶文图录》[2]7·13·4-5著录两方齐系陶文，分别作
形。《陶文图录》释作“公易右”，但是在“易”字后加了一个问号，显然表示不确定。
按，两方陶文虽然稍残，但可互相参照，左边的字释作“右”，右边上面的字释作“公”，均可信。然而右边第二个字不是“易”字。
齐系文字中“易”字一般作“
”（《集成》[3]4040·2“邿遣簋”）、“
”（《陶文图录》3·460·2）等形，与上述陶文的字形相差甚大。我们认为，此处的字应该是“昜”字。
从结构上来看，此方陶文第一个字“公”字与第二个字“昜”字共用部首“口”字（因为中间有饰笔，也可以看作是“日”字）。另外，细审图片可知，所谓的“易”字在“日”和“勿”字之间尚有一横画，“7·13·5”方陶文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这与《说文》“易，一曰从勿”明显不同。
《说文》：“昜，从日、一、勿”。陶文与此相同。
古文字“昜”字形体很多，一般作“
”（《侯马盟书》[4]77:16）、“
”（《集成》10918“建阳戈”）、“
”（《古玺汇编》[5]0062）、“
”（《玺汇》0155）、“
”（《陶文图录》2·262·3）等形，与我们要讨论的字十分接近，其文字结构与《说文》所言正合。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后四个字形均是齐系文字，可资比较。可见，“
”当释作“昜”。
陶文的“昜”在此读作“羊”。文献中从“昜”声的字与“羊”字以及从“羊”声的字相通的例子习见[6]。“公羊”是古姓，战国时期的齐国有“公羊高”，即其例。这两方陶文为齐陶文，其姓氏“公昜（羊）”恰可与典籍相印证。
二
《陶文图录》3·521·3著录一方齐系陶文，作
形。《陶文图录》隶作“
”。孙刚作不认识字处理[7]。张振谦从《陶文图录》所隶，但认为此字乃“夷”字繁体[8]。
按，《陶文图录》3·596·2有“
”字，孙刚释作“信”[9]，可信。《说文》“信”字古文作“
”形，从“人”从“口”，与上引陶文所从一致。齐文字中，“信”字从“心”与从“口”每每无别[10]。
众所周知，古文字“夷”“尸”“人”字每可通用。而古文字中有些“人”旁写法与“尸”“夷”字相似。如“仁”字有作“
”（《玺汇》3292）、“
”（《集成》2840“中山王鼎”）等形的。古文字“■”字有作“
”（《玺汇》3 3 2 6）形的，所从的“人”旁与“尸”“夷”字相类。可见，“
”可看作从“人”从“口”，即“信”字异体。
三
《陶文图录》2·417·4著录一方齐系陶文，其人名作：
形。此字亦见于《陶文图录》2·417·1-3以及2·669·1，其中在2·417·1-3诸方陶文里该字稍残，但据其笔画可知，与上引2·417·4之字当是同一个字。《陶文图录》释作“怙”。孙刚[11]、张振谦[12]从之。
《陶文图录》2·197·1-4还著录一方陶文作：
形。此字亦著录于《陶文图录》2·69·1、2·309·1，《陶文图录》一并释作从“故”从“心”。孙刚[13]、张振谦[14]亦从之。
下面我们先来讨论《陶文图录》2·417·4这一方陶文。
按，“
”字下从“心”没有问题。然而把此字上部释作从“古”的“怙”则是不妥当的。
在早期古文字中，“古”字与“由”字有时候相混，但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古”字与“由”字慢慢地区别了开来。“鄂君启舟节”（《集成》12113）有“
（
）”字，以往学者释作“沽”。后来陈伟改释作“油”[15]。刘钊对“古”与“由”字的字形进行过深入的探讨[16]，可参看。综合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古”与“由”字形体大体类似，却又存在着明显区别。“古字上部十字交叉，横划长出；由字上部则只有一竖划，或在竖划中著一圆笔。虽然古文字的点、横有时互作，但这两字却界限森然，一般未见交叉。”[17]由此，“
”当是从“心”从“由”的“怞”字。《说文》：“怞，朗也。”
同理，见于《陶文图录》2·197·1-4等的“
”字也不从“故”从“心”，而是从“怞”从“攵”。据此，陶文中从“古”和从“由”的字应该分列两个字头。
《玺汇》3677著录一方私名玺印，其中人名作：
形。此字亦见于0585、4032，稍残。我们怀疑，此字右部所从亦是“由”字，此字应隶作“
”。
四
《陶文图录》2·264·3-4著录一方齐系陶文，其中处在人名位置的字作：
形。《陶文图录》释作“肯”。张振谦隶作“
”[18]。
按，此字上从“止”是没问题的。字的下部当是“贝”而不是“肉（月）”。因此，张振谦的隶定可信。然而，将此字仅作隶定是不够的，我们认为此字即见于《说文》的“䢙”或者“䟺”字。古文字“止”旁与“辵”旁通用无别。齐文字中，“逖”字就从“止”作“
”（《陶文图录》3·460·3）形。“归”字有从“止”作“
”（《集成》9733“庚壶”）形的，也有从“辵”作“
”（《集成》10151“齐大宰归父壶”）形的。“造”字有从“止”作“
”（《集成》10989“齐□造戈”）形的，也有从“辵”作“
”（《集成》11158“平阿左戟”）形的。可见，此字可释作“䢙”。《说文》：“䢙，败也。”
当然，此字也可能释作“䟺”。古文字从“足”从“止”也有相通的例子。如楚文字的“跪”字，《包山楚简》简263就作“
（）”[19]形。《说文》：“䟺，步行猎跋也。”但考虑到地域用字习惯，我们更加倾向于将此字释作“䢙”。古人有时候用“不吉利”的字眼取名。比如陶文就有人名“长（张）丑”（《陶文图录》5·96·6），玺印也有“申痴”（《玺汇》1297）、“宗疾”（《玺汇》1439）、“畋弃”（《玺汇》1485）等人名，均证。
五
《陶文图录》2·523·1著录一方齐系陶文，其中有文字作：
形。《陶文图录》隶作“
”。张振谦作不识字处理[20]。
按，将此字隶作“
”显然是错误的。此字左部所从不是“卣”。金文中“卣”字一般作“
”、“
”[21]等形，与此字区别明显。此字右部所从也不是“子”字。齐陶文“子”字一般作“
”（《陶文图录》2·543·1）形，“子”字头部一横画从不省略。可见《陶文图录》隶定不可从。
我们认为此字左部乃是“角”字。齐文字有“角”字作“
”（《陶文图录》3·3 3·6）、“
”（《陶文图录》3·3 9 3·1）、“
”（《陶文图录》3·393·6）等形，与此相近。下文所引的三晋文字“
”所从的“角”，也与上述陶文接近。此字的右部应该就是“攴”形。这个偏旁下从“手（又）”，上面表示木棍形的偏旁“卜”形与“手（又）”粘连在一起，但细审图片可知，“攴”形与“手（又）”形粘连处尚可见“卜”形的竖笔向右下突了出来，与“手（又）”是不重合的。将这两个构件分开则作“
”、“
”形。古文字的“攴”旁一般是“卜”在整个“手（又）”旁右边笔画之上，作“
”形[22]。但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卜”形写在“手（又）”旁中间笔画之上的现象，如“政”、“鼓”、“攻”等字[23]。三晋文字有“
”字，作：“
（
）”、“
”、“
”等形[24]。所从的“攴”形也可为证。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即“
”字。《广韵·觉韵》以为“
”是“捔”字的俗体字。
六
《陶文图录》3·621·5著录一方单字齐系陶文，作：
形。《陶文图录》摹作“
”，并作不识字处理。相同的字也见于《陶文图录》3·585·3，作“
”形。张振谦摹作“
”形，并将这两个字看作一字入于附录[25]。
对比两张图片可知，这两个字当是一字无疑，同时，字的下部结构中间是有点状笔画的，可见张振谦的摹本更尊重原图。我们认为此字即见于《说文》的“芒”字。
此字下部所从即“亡”字。古文字“亡”字形体较多，其中有作“
”（《玺汇》2596）、“
”（《玺汇》4766）、“
”（《集成》10478“兆域图版”）、“
”（《集成》2840“中山王鼎”）等形的。下文所引的“芒”字所从也可证明。
至于此字上部，我们认为当是从“屮”。齐系文字有“屮”形，一般作“
”、“
”形[26]。古文字从“屮”与“艸”每可通用。如从“艸”的“药”字有从“屮”作“
”（《玺汇》1384）形的；“茅”字有作“
”[27]形的，也有作“
（
）”（《集成》9734“
壶”）形的；“苲”字有作“
”形的，也有作“
”形的[28]。当然，将此字上部看作“艸”的省形也未为不可。
古文字有“芒”字，其中有作“
”（《玺汇》2248）、“
”（“□年芒砀守令虔戈”）[29]形的。这两例与“
”字下部基本同形，也可证明此字当释作“芒”。
七
《陶文图录》4·208·5著录一方燕系陶文，其中人名作：
形。《陶文图录》、王爱民[30]均作不识字处理。
按，此字上从“之”，战国文字习见[31]。此字下部所从当是“心”旁。燕文字“心”旁很多，其中有作“
”（《陶文图录》4·157·6）、“
”（《玺汇》0014“恭”字所从）形的。“
”字中的“心”旁，因本方陶文稍微残损，以至于“心”旁中间镂空部分填实，另外，“心”旁的一横画尚有一小段横笔在“心”旁两边突出来，突出来的两横画与陶文上的刻痕的粗细明显有别。至于“心”旁下面一小撇向右的问题，亦有说。古文字“心”旁最下部的一小撇左右变动不居。如燕文字中的“恭”字有作“
”（《玺汇》0014）形的，也有作“
”[32]形的。又如“忠”字作“
”（《玺汇》3463）形。燕文字还有“
”字[33]，所从的“心”旁下部一小撇也是向左弯曲的。可见，“
”字即是从“之”从“心”，与古文字常见的作“
”（《玺汇》0972）、“
”（《玺汇》4514）形的“志”字同形，当是一字无疑。
八
《陶文图录》4·206·1著录一方燕系陶文，其文作：
形。《陶文图录》释作“右宫母帀（师）”。王爱民从之[34]。
按，将“右”如字读，将“帀”读作“师”均可信。本方陶文第二字残损，但《陶文图录》根据残存笔画和同出陶文以及燕国陶文用字习惯，将此字释作“宫”，可从。然而将第三个字释作“母”则可商。古文字“女”“母”一字分化。因此，第三字当释作“女”。“女师”乃古职官名，是掌管教养贵族女子的女教师。《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毛传：“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文选·宋玉〈神女赋〉》：“顾女师命太傅。”李善注：“古者皆有女师，教以妇德，今神女亦有教也。”《后汉书·曹世叔妻列传》：“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李贤注：“母，傅母也。师，女师也。《左传》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均其例。
九
《陶文图录》4·160·3著录一方单字燕系陶文，作：
形。《陶文图录》、王爱民[35]均作不识字处理。
按，此字当是从“今”从“口”的“含”字。“含（今）”字古文字习见，其中三晋文字有作“
”（“温县盟书”[36]WT1K14：1367）、“
”（《集成》2840“中山王鼎”）等形的。与此相比，“
”字与这三个“含（今）”结构相同，只是“
”字的“口”部右边的竖笔与“今”字右边的竖画形成了借笔关系，以至难以辨认而已。古文字中“含”字一般用作“今天”的“今”，上引三晋文字的“含”字都用作“今”，因此一般认为古文字中尚未见“含”字的本字。此方燕系陶文是单字，无法判断用法。我们认为此可能即“含”字。若然，战国文字中“含”字就有着落了。
十
《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著录一方单字三晋陶文，作：
形。发表者作不识字处理[37]。我们入附录[38]。
按，类似字形习见于三晋，一般释作“冢”。三晋文字的“冢”字形体较多，其中有作“
”（《集成》9686“十三年壶”）、“
”（《陶文图录》5·26·1）、“
”（《陶文图录》5·97·1）形的。通过比较可知，我们要讨论的字与“冢”字形体接近，尤其与“十三年壶”一致，只是方向有别。我们相信这个字即“冢”字。
十一
《陶文图录》5·80·3著录一方三晋陶文，作：
形。《陶文图录》作不识字处理。我们怀疑此即“寽”字。“寽”字中间为一横画，上下所从均是“手”形，“会双手持一之意”[39]。三晋文字“寽”字多见，其中有作“
”、“
”、“
”[40]等形的，与我们要讨论的字相仿。
十二
三晋玺印有如下一字，作：
形。拙著《三晋文字编》放在“渊”字条下[41]。《珍秦斋藏印（战国篇）》第68号有如下一方玺印，作：
形。整理者释作“事（史）渊”[42]，甚是。此方玺印末一字与中山王器的“渊”字类似。然而这些写法的“渊”字与上引要讨论的玺印文字的写法均有别。传抄古文中“宀”旁顶部闭合、分开无别。如“塞”字有作“
”形的，也有作“
”形的，“富”字有作“
”形的，也有作“
”形的[43]。但这只能说明“宀”旁的写法差异，而与“渊”字表示“岸”的笔画不同，可见将“
”释作“渊”显然是不对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有《卜书》一篇，其中的简4有
字，凡两见，学者一般释作“深”[44]。程少轩指出，此字与“幵（浅）”字相对为文[45]。可见，将它释作“深”字是可信的。
与《卜书》“深”字对照可知，“
”从“宀”从“水”，与“深”字上部所从同形。至于《卜书》的“深”字所从的“甘”旁，当是羡旁。孙伟龙对羡旁曾有专门研究，可参看[46]。据此，玺印“
”当非“渊”字，而是“深”字。
十三
《玺汇》0941著录一方三晋玺印，其中有字作：
形。此字又见于《玺汇》3243、《陶文图录》5·2·4和“二年邦司寇肖右铍”[47]，分别作“
”、“
”、“
”形，均用作人名。字或者省略左下角的两短横，作“
”（《珍秦斋藏印（战国篇）》[48]123）形，用作姓氏。古文字“和”字就有作“
”（《玺汇》5111）与“
”形（《玺汇》5110）的。“侯马盟书”的“弁”有作“
”（《侯马盟书》92：26）形的，也有作“
”（《侯马盟书》154：1）形的。可见偏旁下部两短横可省略。“祭”字一般作“
”（《集成》9735“中
我们怀疑此字是“祭”字。古文字的山王方壶”）、“
”（集成4152“莒侯少子簋”）形，右边从手持肉形，与甲骨文、商周金文一脉相承。这个“肉”旁后来出现了收口并与“手”旁脱离的字形，作“
”（《陶文图录》3·70·4）、“
”（《陶文图录》3·72·4）、“
”（《陶文图录》3·73·1）形，最后的字形甚至已经省去了“示”旁，仅以两短横代替。古文字中有些字存在省略部分构件的情况。如“选”字作“
”（《玺汇》2167）形；“翏”字一般作“
”（《集成》11262“翏金戈”）形，也有省体作“
”（《陶文图录》4·179·1）形；“敬”字一般作“
”（《玺汇》4179）形，也有作“
”（《玺汇》4229）形的。这种省去部分字形构件的例子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为”字和“马”字[49]。上引三晋文字中作“
”形的字可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发展轨迹。因此我们怀疑此字即“祭”字省体。“祭”字在《珍秦斋藏印（战国篇）》用作姓氏，古有“祭”姓。《后汉书》有《祭遵传》，可证。
这里顺便指出的是，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有作“
”形（《侯马盟书》85：10）的字，亦用作姓氏，作“
蒐”，我们怀疑此字亦是“祭”字，只是“肉”旁方向有别。
十四
《玺汇》0156著录一方齐系玺印，其中有：
字。孙刚释作“柿”，认为《说文》所无[50]。张振谦释作“市”[51]。
按，将此字释作“柿”，正确可从。今为孙释作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此字下部所从是“木”形，齐鲁文字中的“木”和从“木”旁的字可参看《齐鲁文字编》卷六相关字形[52]。此字上部所从当即“市”字。秦文字“市”字一般作“
”（《玺汇》3093）或“
”（《玺汇》5708）形，齐文字则作“
”（《古陶文汇编》[53]3·717）形，燕文字则作“
”（《玺汇》0354）形，三晋文字则作“
”（《陶文图录》5·48·4）、“
”（“宜阳戈”[54]）等形。可见，战国时期的“市”字上从“之”，中间是一横笔或两横笔，下面是一竖笔。古文字中还有繁化的从“土”的“市”字。齐文字作“
”（《玺汇》1142）、“
”（《陶文图录》2·27·1）、“
”（《陶文图录》2·27·2）、“
”（《陶文图录》2·27·4）等形；楚文字作“
”（《玺汇》5602）、“
”（《包山楚简》95）等形；三晋文字则作“
”（《玺汇》0332）、
（《玺汇》2868)等形。通过比较，《玺汇》0156的字就是“柿”字。《说文》：“柿，赤果实。”
《陶文图录》3·406·1著录一方齐系单字陶文，作：
形。《陶文图录》看作两个字，并隶作“
□”。孙刚[55]、张振谦[56]均作不识字处理。
按，类似写法的字也见于《陶文图录》3·406·2作“
”形，字的上部虽然残损，但并不妨碍我们判断字的结构。从3·406·2这个图片来看，3·406·1-2乃是一个字。与上引“市”及“柿”对比可知，这两个字当是揉合了“市”及其繁体和“柿”字而来，亦是“柿”字。
这里顺便指出的是，《陶文图录》3·300·1——3·304·6等著录一方结构相同的齐系陶文，其中有作：
形的。何琳仪[57]、张振谦[58]均认为是“
”字。
按，此字左边从“贝”，是没有问题的，但右边所从与上文所引的“市”字有明显的区别。上引“市”字上部从“之”，而此字所从与我们常见的“者”字非常相似。齐系陶文“者”字字形多样，其中就有“
”（《陶文图录》3·482·1）、“
（
）”（《陶文图录》3·482·2）、“
”（《集成》10374“子禾子釜”）等形的，三晋“者”字有作“
”（《侯马盟书》91：5）、“
”（《集成》9734“
壶”）、“
”（《集成》2840“中山王鼎”）等形的，可作旁证。因此，我们怀疑“
”字当是从“贝”从“者”省“土”声，我们怀疑即“赌”字异体。上古音“者”是章母鱼部字，“赌”是端母鱼部字，“土”是透母鱼部字，三者韵部相同，声母均是舌音，“者”、“土”均是声符，此为双声字。据此，我们怀疑“
”可能是“赌”字。
十五
《古玺汇考》第68页著录一方齐系玺印，其中第一个字作
形。《古玺汇考》释作“雋（隽）”[59]。张振谦从之[60]。
按，此字上部所从可释作“隹”，当然，古文字“隹”字和“鸟”字往往无别，所以，此字上部也可以释作“鸟”。
至于此字下部应该不是从“弓”。秦文字有“隽”字，下从“弓”作“
”、“
”形[61]。与我们要讨论的字所从完全不同。细审图片可知，“
”字下部所从当是“几”字。齐文字中，从“几”的“处”字作“
”（“叔卣”[62]）形，三晋文字中则作“
”（《玺汇》0414）、“
”（《玺汇》1726）、“
”（《玺汇》3145）等形。这四个“处”字所从的“几”旁均是左边笔画比右边笔画稍短、稍高，显得并不平衡，却与“
”字所从完全同形。据此，“
”字当隶作“
”。典籍中“几”字与“幾”字和从“幾”声的字通假的例子不胜枚举[63]。因此，我们认为“
”即“
”字，《玉篇》：“
，鸟也。”
十六
《玺汇》0019著录一方齐系玺印，其中有字作
形。《玺汇》0312尚有一方玺印，其中有“
”字。《战国文字编》认为这两个字是一字异体，均隶作“
”[64]。孙刚隶作“
”[65]。显然认为此字右上部所从乃是“大”字。张振谦隶作“
”[66]。
按，“”、“
”右边所从当如《战国文字编》或张振谦那样隶定。战国文字“大”字一般作“
”（《玺汇》4560）、“
”（《玺汇》5595）、“
”（《集成》11712“七年相邦铍”）形。而“”字右上部分横画上面的一点偏右，显然不跟一撇一捺相连，与上引古文字中的“大”字是存在差别的。
战国文字“丌（其）”字有些形体与“”字所从相同。玺印文字“期”字有作“
”（《玺汇》2879）、“
”（《玺汇》1952）等形的，所从正与“”字右部上面的形体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字右上部可能即“丌（其）”字。
至于“
”字右下部的“口”旁，当即羡符。齐文字每以“口”为羡符，最经典的例子可参看齐大刀作“
”（《货系》2505）形的“大”字[67]。对于齐国货币“大刀”，吴振武曾有精彩论述，可参看[68]。据此，我们怀疑“
”字右边的偏旁应是“丌（其）”字异体。
综上，“
”即是“錤”字，后世字书有“錤”字。《广韵·脂韵》录有“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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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11QN032、12QN044）”、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13YJC740085）、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晋系题铭职官整理研究”（批准号：15BZS04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