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泗水与徐州“三洪”

泗水是古代著名河流，源于山东。

古泗水在徐州古城东北与西来的汴水相会后，继续东南流出徐州。

徐州属多山的丘陵地带，泗水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尤其暴涨的水流在河道陡窄流急之处，石阻河流，滩石湍激，深仅可容舟，惊涛拍岸，震耳欲聋，舟行其中，樯倾楫摧，险象环生。称之为“洪”。泗水经徐州形成了秦梁洪、百步洪、吕梁洪三处激流险滩，为古泗水三洪。徐州“三洪之险闻于天下”，也称徐州三洪。

一、秦梁洪

秦梁洪，地处徐州北郊与铜山区茅村镇交界地带。横跨于京杭大运河，有个地标性的桥梁叫秦（梁）洪大桥，是三环北路与三环东路的拐点。正是泗水经徐州北郊与铜山区茅村镇交界地带，河床下有石梁阻碍而使河水水流湍急，终成洪峰险滩。但是名为秦梁洪，并且秦梁洪之所以得名和闻名于徐州及周边，与秦始皇泗水捞鼎有关。秦始皇泗水捞鼎没有成功，遂有秦梁洪之说：秦，秦朝，秦始皇；梁，寻鼎之时从泗水中打捞出的石块，堆积在岸边，高约五丈，长约里许的石梁（《淮系年表》）。

1、秦始皇泗水捞鼎

“九鼎”是我国夏朝时铸造的九只古朴精美，气势庄重的青铜器。《史记·孝武本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朝时将天下分为九州。九鼎则代表九州，并将各州名山大川绘画仿刻于九鼎之上。“九鼎”是一套稀世之作，它体现了夏王朝的王权至高无上，被奉为我国的传国之宝。

公元前254年，秦灭东周，但珍贵的国宝竟下落不明，不翼而飞了。《汉书·郊祀志》中记载：“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即为秦灭周前九鼎便沉于泗水了。秦始皇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泗水打捞周鼎之事，已在我国流传了二千余年。虽然被写进了古代典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以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述：“(秦始皇)使数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啮断其系”。

明嘉靖版《徐州志·山川》记载：“周显王时，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鼎气浮于水上。后，秦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上，使千人求之，不获，谓之鼎伏。”

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馆收藏的一方汉画像石，画像的下格为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此格刻画了一座桥，桥的两侧有众人用绳索牵引一鼎，鼎内一龙头伸出欲咬绳索，桥上有秦始皇在等待着得到周鼎。

当然，对于秦始皇是否到泗水捞过鼎，从汉代至今一直众说纷纭，煞有其事的认为：其一，九鼎象征皇权，得九鼎即得九州，徐州为九州之一，秦始皇肯定欲得之。加之秦始皇好神仙，从咸阳走驰道到东海会路过彭城，经泗水捞鼎有存在的可能性。

《史记·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解释：“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

周成王定鼎郏鄏，但并没有把九鼎全部运走，而遗留了一尊在宋国，以笼络商朝遗民之心。微子便将鼎放在太丘社中，鼎与成周的八鼎共称九鼎。而周显王三十三年，天下越来越乱，宋国君王恐怕鼎落入他人之手，便把鼎从太丘社又称桑林之社，宋国祭祀的重地中取走，从水路运至彭城，然后沉入彭城泗水中。

说莫须有的认为：周赧王五十九年，在强秦的进攻下，“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周本纪》)此时为公元前256年。《秦本纪》所记载与《周本纪》相同。《史记·封禅书》也说：“秦灭周，周之九鼎入秦”。秦得九鼎，由洛阳到咸阳不经泗水。秦始皇根本就不曾到彭城泗水打捞过周鼎。所谓的“泗水捞鼎”，是为泗水亭长当真龙天子刘邦编写“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灭秦兴汉”的神话。

2、秦梁洪村和秦洪桥

秦（梁）洪大桥西侧、大运河南岸，有个古老的村庄叫秦梁洪村，简称秦洪。它在司马迁的《史记》《水经注》中提及。秦梁洪村并不是以秦、梁姓氏为名的，村民以王姓为多。据《秦梁洪王氏族谱》称，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5年）的王氏始迁祖碑文载：“洪左有王五村。”由此得知，该村由当初的古泗水到后来的大运河，一直都是位于河南岸，原本叫王五村，而不叫秦梁洪村。斗转星移，原名失传。

1959年疏浚京杭运河时，在秦梁洪村下六七米处，发现明代村庄遗址，出土了嘉靖33年（公元1555年）鱼籽石料《创建五圣神祠》碑（存徐州博物馆），“大明国直隶徐州城东北，秦梁洪马须沟以南王五村，乃古迹地名。运河之东敬立五圣神祠庙宇一方，以求因我处无居神之所。”到了元明之后，黄河屡次改道，泛滥成灾，厚厚的冲积层淤积了古泗水，秦梁洪也被夷为平川，再无凶险。村后的大运河为解放后所挖，但是秦梁洪的名字却响亮地流传下来。

秦洪桥因秦梁洪村而得名，秦梁洪和古泗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梁洪村本来就位于古泗水南岸。1957年特大洪涝灾害后，人民政府下大力气兴修水利，疏浚大运河，将柳新、茅村境内的大运河老河道拓宽取直，秦梁洪村在规划的新河道上，于是整体南迁大约一里路，到达今天位置。

老河道只有铁路桥，没有公路桥。新运河贯通之后，政府便着手建桥，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群策群力，天堑变通途，1961年10月名“徐州京杭运河大桥”的秦洪桥竣工，主跨约54米，为建国后徐州地区兴建的首座跨京杭运河公路桥，解决了徐州城北城乡交往的大难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腾飞，老桥不堪重负而废弃。1991年，老秦洪桥东侧，新建的秦洪桥，全长147.8米，宽17米，成为老104国道和310国道的共线段。

2012年，二修秦洪桥被检测为4类危桥，为保障交通安全，有关部门对该桥实行了交通管制。2013年8月12日，老秦洪桥开始拆除，三环东路高架北三环立交桥西侧跨运河桥在原址上建设。2014年11月23日零时，秦洪桥二修桥全线封闭，并在原址重建新桥主桥。2016年7月26日三修新秦洪桥主桥正式通车，该桥主要特点是119米下承式矩形钢箱提篮拱桥，属于钢桥，既耐用，同时也是一种景观桥。桥梁全长185.2米，等级为二级公路桥，设计荷载公路Ⅰ级，设计速度为50公里/小时。

新秦洪桥建成后和三环东路高架快速路跨京杭运河大桥组成一主两副的三条跨京杭运河的陆路通道，分别沟通三环东路高架快速路、三环北路高架快速路、三环东路、三环北路、金港路以及老104国道，打通了徐州北行的通道，使得我市北区的公路交通更加顺畅。

二、百步洪

宋元时称百步洪，又称徐州洪。万历(徐州志)卷3载：“徐州洪在州东南二里许，巨石盘踞，巉岩龌龊，汴泗流经其上，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百步洪原位于现在徐州市区故黄河和平桥至显红岛一带，洪有乱石峭立，水中若有限石，悬流迅急，乱石激涛，长约百余步，故名百步洪。因距离徐州市区近故称徐州洪。百步洪形如“川”字，分三道，中名中洪，西名外洪，东名月洪。外洪自东北而西南，水道较宽。水中巨石连亘，其西岸的漫滩上，大石多如羊群。中洪自北而南稍西向，然后又折向东与里洪相会合，水道比较窄，仅能容一船通过。每年水涨时，巨石淹没于水中，不妨碍行船。至水半消时，三道内皆可行船,水全消时，月洪、外洪均不可行，只有中洪正流勉强可行，但怪石（怪石如牛马）有的露出水面，有的半隐水中，船只不小心行撞上，就会翻覆沉溺。过洪者往往祈祷神灵保佑，元傅汝砺《徐州洪神庙碑记》描述：“凡至洪下者，必舣舟弭楫，股睥不敢发。莫不割牲酾酒，恭谒庙貌。少有凭忽，舟上下失势，沦溺者往往有之。”

相传唐尉迟敬德经略徐州，凿此以通运道。至明嘉靖中陈穆复凿后遂成安流。旧有闸，今废。（见《方舆纪要》卷29）徐州苏轼知徐州时，与弟苏辙分别有咏徐州洪的多首诗词传世，故后人多以百步洪名之，徐州洪反而无人提起了。古泗水在元朝前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西安、洛阳、汴京古都通往江浙的黄金水道。

徐州洪之险为历代文人所吟颂，描写徐州洪的诗有：“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宋·苏轼） “万里长洪水似倾，东流海岛若雷鸣。” (宋·苏轼)“吕梁水注千寻险，大泽龙归万古空。”（宋·梅尧臣）“浊浪满河水乱走，黄云重地雪交飞。”（元·陈基“）险或过三峡，深疑及九渊”（元·傅若金)。

三、吕梁洪

吕梁洪，位于徐州城东南50里处的吕梁山下(今坷拉山,海拔146米)，因处古吕城南，泗水经过，且水中有石梁，故称“吕梁洪”。《路史·周世国名记》有“吕国”记载，。古吕国早已沉沦黄沙，近年夸大头村之下曾挖出古城墙遗址，可能是吕国废墟。《水经注》卷25有载：“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悬涛嘣奔，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附近倪园村旧称悬水村，与此有关。

吕梁洪四周多山，河床不易摆动。文天祥诗《彭城行》中有“连山四周合，吕梁贯其中”句，是对这一地貌的真实描述。吕梁洪比徐州洪更为险恶，分为上下二洪，（今铜山县吕梁乡上洪村至下洪村一带），绵亘七里多。元赵孟頫《吕梁洪关（羽）尉（迟恭）庙碑记》形容吕梁洪行船的艰难：“……舟行至此,百篙枝柱,负缆之夫流汗至地,进以尺寸数,其难也乃几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假助于神明。

”吕梁洪东南为塔山，（今名凤冠山），在塔山“孔子观道亭”遗址上至今还保存一块《疏凿吕梁洪记》碑，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所立，由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徐阶撰文，刑部侍郎、河道总督韩邦奇篆额，著名书法家文徵明书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号称“三绝碑”。此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治理吕梁洪的具体史料，也描述了吕梁洪的险恶情况。嘉靖《吕梁洪志》的描述则更为详细，称舟船逆流而上非常艰难，几乎以尺寸计。还描述了洪中的大石溜。所谓石溜，乃水中巨石经激流冲击变得光滑，这些石溜因险恶而出名，如称作卢家溜、门限石、黄石溜、暇蟆石、夜叉石、饮毂轮石等。船只经过这些石溜，必须依靠纤夫的牵挽。明代袁桷到京城做官曾亲历二洪，他在《徐州吕梁神庙碑》中回忆其见闻：“余宦京师，过今吕梁者焉，春水盛壮，湍石弥漫，不复辨左回右激。舟樯林立，击鼓集壮稚，循崖侧足，负绠相进挽。又募习水者，专刺棹水。涸则岩毕露，流沫悬水，转为回渊，束为飞泉，顷刻不谨，败露立见。故凡舟至是必祷于神”。

吕梁洪更险于百步洪。故史志中有“自汉唐来，粮运皆避之”的说法。晋太元九年（公元385年），谢玄击破苻坚后率军经过彭城平定兖州时，因吕梁洪水道艰险，粮运艰难，采用督护闻人奭的建议，动用大量士卒挽船运粮，保障后勤供应。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至金明昌（公元1190—1196年）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水流较以前更为湍急险恶，是南北漕运通道上的主要障碍。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大运河的东西走向改为南北走向，形成了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15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徐州是南北漕运必经之路，其交通、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朝廷在吕梁洪设立差官监督和协助江淮粮船过洪。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为迁都北京，又先后整治了会通河、海河，开辟了南阳新河、泇河，开创了“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的局面。为管理、治理吕梁洪，明朝廷在吕梁洪设吕梁洪工部分司属，管理漕运。

历史上，在元代乃至元代以前，作为京杭大运河咽喉要道的吕梁洪，其水运之艰险并没有得到任何改观，基本处于“原生态”。吕梁洪真正成为交通要道、国之命脉，则是在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到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间，这200多年铸就了吕梁的鼎盛，漕运的辉煌。

从吕梁设置官署来看，元代初时仅仅是个驿长。元至正八年在吕梁洪设立了差官，专门监督和协助漕粮船过洪。元末浙江庆元人袁桷赴京师做官时曾亲历二洪，他在《徐州吕梁神庙碑》中回忆其见闻：“余宦京师，过今吕梁者焉。春水盛壮，湍石弥漫，不复辨左回右击。舟樯林立，击鼓集壮稚，循崖侧足，负绠相进挽。又募习水者，专刺棹水。涸则岩石毕露，流沫悬水，转为回渊，束为飞帛，顷刻不谨，败露立见……”在袁桷的笔下，仲春之际的吕梁洪，连日霏雨，山洪暴发，泗水突涨。湍急的河水中怪石时隐时现，浊浪排空，水汽弥漫，难以辨明船行方向。等待过洪的船只帆樯林立，船家招募精习水性的青壮年贴着峭壁，侧着身子背纤拉船过洪。

一时间，击鼓声、纤夫的号子声，响彻云天，声势浩大，场面悲壮。到了枯水季节，怪石全部裸露于水面，水流白练般凌空而下，在怪石间打旋盘涡，形成回渊。稍有不慎就会船覆人亡。袁桷道出了没有治理过的吕梁洪如此的险恶，过吕梁洪又是如此的艰难。“舟樯林立”又说明当时往来船只之多，漕运之繁忙。

至明初，吕梁洪的自然条件使漕粮之船水盛时易过，水少时难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无阻，明王朝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相识亦稍水之类，但稍水有优免权，食口粮，隶籍于公所，为扶放运船者。”在百步洪设稍水144名、洪夫901名、相识70名。吕梁洪的役夫比百步洪还要多，其中吕梁洪上闸有洪夫1050名、稍水123名，吕梁洪下闸有洪夫500名、稍水90名，都是吕梁本地精通水性之人。即使如此，吕梁漕运也十分艰难。王应时在《吕梁洪志》中详细描述了洪中的大石溜。所谓石溜，乃水中巨石经激流冲击变得异常光滑的巨石。这些石溜因险恶而出名，如称作卢家溜、门限溜、黄石溜、蛤蟆石、夜叉石、饮毂轮石等等。船只经过这些石溜，必须依靠纤夫的牵挽，“……水中横石数百步，其纵十倍，其上下如纵得十之二三。高出于水上者，齰齰然像人齿牙。水势小杀，则悍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枝柱、负缆之夫流汗至地，进以尺定。

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为“浚徐吕二洪，引淮舟入济”，陈瑄便开始疏凿吕梁洪。到明宣德（公元1426年）初年，因漕运艰难，粮船频频受阻，陈瑄在旧河道凿渠以导之。“渠深二丈，阔五丈，以利行舟。”宣德七年（公元1433年）复凿此渠，使其更深，并置石闸。但不久又湍险如故。因凿石艰难，便增堤坝束水。因此成化年间管河主事郭昇、费瑄及正德年间陈邦彦等无不在修筑堤坝上呕心沥血而后有所成就。

郭昇，颖州人，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冬，以徐州洪工部分司署主事奉命至徐州。据清·道光《铜山县志》载：“（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六月，管河主事郭昇以大石筑吕梁两堤，固以铁锭。凿外洪，败船恶石三百，而平筑里洪堤岸。又甃石岸，东西四百余丈。”郭昇因治理徐州洪有功，被擢郎中，仍莅洪事。

明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江西铅山人费瑄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州，用了6年时间治理吕梁洪。费瑄至吕梁洪后，“聚徒给廪，辇块石埴土累为长堤百六十又五丈，广五丈，而崇不过五尺。水小，则迫之归洪，河用不涸；大则纵之使漫流其上。又于西筑坝三十余丈，可以杀湍悍，而堤得以不啮。又观于东堤丛石间，民困牵挽，足不能良步。乃畚瓦砾，实其洼隙，外以石甃之，为丈四百二十有奇。又东南则甃为长衢，而行者亦因以为利。”吕梁之险历数千万年而被费瑄十去其五六。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漕运总兵杨宏、瓯宁进士谢纯所著《漕运通志》载：“……成化庚子，主事费瑄叠石为堤，迫水使归于洪。又于堤西筑坝二十余丈以遏水势，而堤得以不啮。吕梁之险历千万年而十去五六，瑄之功也。”

费瑄组织人工用3年时间把吕梁洪的西堤筑好时，任期已满，就要离任他调。当地百姓联名上书朝廷留任，费瑄得以留任3年。3年后，吕梁洪东堤修成，费瑄被朝廷升迁为政选员外郎。

费瑄利用6年的时间，基本上使吕梁洪能让往来漕船安然而渡。吕梁百姓感念费瑄治理吕梁洪之功德，遂在下洪建费公祠。清·道光《铜山县志》载：“费公祠，在吕梁下洪。成化间，工部主事费瑄督理洪事，有惠政，洪人立生祠。”

除去了水中怪石，弥漫在地方官吏及舟子船夫心头千年之久的阴霾也随吕梁洪上空的山风一扫而去，“官无漕运受阻之忧心，民无船翻人亡之惧意”，吕梁洪上下一片祥和安宁。

畅通无阻的漕运坦途也使得南方贡品更方便及时地进入京都，因为大运河不仅承担着漕运、载客，同时也承担着南方诸省的贡品北上运输。

吕梁洪工部分司署主事青阳人陈邦彦上任时，由于黄河南迁，河水挟泥沙顺流而下，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致使狭窄的河道与汹涌的水势极不匹配，堤溃坝败，造成河水纵溢，水盛时尤甚。陈邦彦于是“所筑垣堤沿地形高下，帮护以土。自大王庙起至禹王庙止，为丈几一千四百，而其中加高以五六尺许者半之。下洪大王庙以南至关尉庙，旧苦无堤，今接筑石堤，亦帮护以土，为丈几五百。有旁堤，面广四尺，底广二之，而其高则大都一丈五六尺许。既又以水口不塞，脱有奔湍入，是以堤与撼也。则于禹王庙后，连山石堤续筑一百三十丈，以御万家集一带之流。于安民集前横筑缕水土堤三百五丈，以障黄家桥诸水于迁。乔集、高岗集、王公集则夹筑缕水石堤三百六十丈，以束李家桥诸水。而又于石盘沟西南直至东门加筑连山土堤八十余丈，或续荗前基，或径创新绪。河堤适成，民田亦复……”

“吕梁遂安流，泯泯无水声。”平静的水面使吕梁洪主事们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开始采山石役民力增修、增建亭台轩榭、寺观庙宇，供公务之余徜徉留恋，修身养性。据清·道光《铜山县志》载：“吕梁洪工部分司署，在吕梁东岸向西，明弘治十年（公元1498年）主事来天球建，为本洪主事莅政之所。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方圆已达六里的吕梁洪工部分司署已具有一个城市的规模了。这，也许是自隋废吕县以来，甚至漕运以来，吕梁城最繁华、最鼎盛的时候了。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凿尽水中怪石、筑坝束水的吕梁洪，水平如镜。千帆竞秀，百舸争流，樯橹遮天蔽日，日过舟船不可胜数的繁华与喧闹，竟是吕梁洪漕运史上最后的辉煌。这一切都没有出乎永乐初年工部尚书宋礼的意料。

巨石凿去了，舟行坦途了。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二洪之中天造地设的巉岩峭立巨石被夷平后，没有了二洪怪石的斗沙激泥，黄河在徐州境内开始水缓沙停，河床日高，逐渐形成悬水危城的局面，多次造成灌城溺民的惨剧。其次是河道淤塞，漕运比以往更加艰难，当局不得已，只好另开泇河，以资漕运。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李化成开成泇河后，避开了漕运二洪之险，漕船大部分不再经过徐、吕二洪北上，只有南下的回空船只经过。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徐州附近黄河决口倒灌运河后，漕船就全数出邳州直河口经泇河北上南下了，徐州（吕梁）运道从此废弃。徐州从此由昔日漕运的繁华之都市退出运河漕运历史舞台。

文章来自徐州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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