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 | 对学校反感，是我的本能
Oltremare Ludovico Einaudi - Divenire
这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不好。恰恰相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一百年来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确实能够奠定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
课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它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中学时期的八年里，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不表示鼓励。
02.
学习氛围死气沉沉，从学校建筑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筑物，是五十年前低价、仓促、马马虎虎建立起来的。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座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用的家具是旅馆里那种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被许多人使用过，以后还会有许多人将就着使用下去。
楼房里那股在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比比皆有的霉味，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称之为“国库”味。凡是堆满杂物、供暖过高和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皆有这股霉味；气味先沾染衣服，然而再沾染心灵。学生们两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长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摇橹的囚犯一样。板凳矮得足以使人佝偻，一天下来骨头都疼。
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幽幽的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夏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地装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一点蓝色天空而想入非非。那个世纪的科学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人们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钟就足够了。
一星期两次，我们被带到体操房，在那里的地板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就扬起一米多高。就是这样，也算作是有足够的卫生保健措施了，国家也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
03.
许多年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少年时代的牢房了。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每句感激的话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每逢中午校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一样感到获得了自由。
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
过了好几年，老师们还是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教学法的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便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台底下，老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因为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课桌之间，在台上和台下之间，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彼此之间的任何接触。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个体的特点。老师有责任把观察到的学生情况写成报告，这在今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权限和能力。
另一方面，写出与学生的谈话会降低老师的权威；学生同老师谈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学生”与“前辈”平起平坐——在那时，这些是行不通的。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就是，我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座讲台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还有记分用的那支黑色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
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04.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我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
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进的事都应避免。
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
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得好。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提拔我们的时机来临。
由于奥地利不断衰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像今天一样。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还被当作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想上厕所，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得到许可后才能离开座位。纵然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羽毛未丰不能独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
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从未接收过一个年轻人。
如果有人长得特别年轻，那他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必然会产生一个令人不能理解的现象：提拔年轻人处处有障碍，年长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四十岁的人扮成三十岁的样子，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看起来只有四十岁。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和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有进取精神的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都不得不打扮一下自己。
报纸上介绍能使胡须快长的药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从医时留起大胡子，戴上金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不需要戴眼镜，为的只是装扮自己，在病人面前显得自己是有“经验”的老医生。男人们穿着长长的黑色大礼服，步履从容稳重，如果可能的话，挺起微微凸起的圆肚子，刻意表示自己老成持重。追求功名的人，都竭力让自己脱离靠不住的青年人的样子，至少在外表上下足工夫。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再背初中生的书包，而是用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初中生。
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在今天受我们羡慕的素质，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成靠不住的表现。
05.
在了解了这种特殊的观念以后，我们才会理解国家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
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从一开始就要我们牢记，我们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要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和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起人们就采取吓唬人的笨方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说什么他再闹，就去喊警察。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把分数不高的副课成绩单拿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准去上学了，要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
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则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说话，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囿于“教学计划”之内。
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
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结”。“自卑情结”这个词恰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创造的，或许并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还有，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一切权威，对所有“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反感至极——多年来，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这种反感如何产生，我早已忘记。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巡回演讲会上，有人让我在大学的礼堂演讲。这时我突然发现，我要从台上向台下说话，而坐在下面的听众，就像我们当学生时那样，老老实实、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中学阶段那种从上对下的、权威的、非同伴式的夸夸其谈的说教，使我遭了多大的罪。想到这里我一阵害怕，怕我在台上讲话会像当年老师对我们教训的那样，令人讨厌。
正是这种思想顾虑，使那次演讲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文字丨选自《昨日的世界》，斯特凡·茨威格 著，徐友敬 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版
编辑 | sta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