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栏主
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考察北宋新校正与《伤寒论》《金匮要略》校书相关的两个序，可以得出很多信息。
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方证对病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
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正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取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杂。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要略方。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书也。大抵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
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注：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公元968-976年）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雠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
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订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 高保衡
尚书屯田员外郎臣 孙奇
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 林亿 等谨上
截止北宋，《伤寒论》的传本有多种并存。如王焘《外台秘要》引录的“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伤寒论”，《太平圣惠方》，高继冲献本，高丽献书《张仲景方》，《金匮玉函经》，“《金匮玉函要略方》”残卷，《脉经》《诸病源候论》《圣济总录》中的相关内容等。新校正两个序相互关联，必须结合两个序互证。可以得出：第一，“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正此书（即，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依旧名曰金匮要略方”改名《金匮要略》，实际并没有依照旧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这里蠹简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实际是《金匮玉函经》、《伤寒论》不同传本的残本，内容互相重复，并且与《外台秘要》所引录《张仲景伤寒论》比较，编排顺序大为不同，显然是同一传本的不同版本。第二，《新校正伤寒论序》首句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符合唐代称名“伤寒论”，而《校正金匮要略方叙》第一句却说是“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二序对书名的称呼如此不同，而校书的却是同一批人，并且似乎都是孙奇执笔，不免蹊跷。“伤寒论”变成“伤寒卒病论”，是新校正自身的臆测。不仅历史上从未有过“卒病论”的名称记载，“卒病”的含义本身出自新校正对于“伤寒”的误解。即孙奇云“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百病当中，最急的是“伤寒”，也就是外感病，狭义的“伤于风寒”这类病。所以“卒病论”本意是等同于“伤寒论”，而不是说存在“伤寒卒病论”书名的一书，结果后来赵本又讹为“伤寒杂病论”。关于“伤寒”的误会，林亿与孙奇的一致可作为旁证。即《外台秘要》卷二“伤寒中风方九首”下“臣亿等按：《伤寒论》伤寒、中风自是两疾，今云伤寒中风，非。”林亿把“伤寒”作为狭义，与“中风”区别，明显是误会唐代诸书“伤寒”普遍的泛指。第三，“十六卷”。王焘《外台秘要》摘录《伤寒论》标注了卷数出处，引用到十八卷，也就是说唐本《伤寒论》至少十八卷。历史上记录的《张仲景方》或者《方论》有十五卷等不同卷数的版本，比如高丽献书目录。“十六卷”数目，新校正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交代。这不能排除是南宋以后既成事实的改写。也即是说，“卒病论”是新校正对于“伤寒”的误解才有的名称，而“十六卷”三字是新校正之后増伪。因为新校正的底本是“十卷”。第四，“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这里的《伤寒论》十卷，也就是校正医书局、新校正校定《伤寒论》的底本。来源是《新校正伤寒论序》中提到的：“开宝中（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公元968~976年）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历代虽藏之书府，亦缺于雠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所谓新校正的宋本，底本是高继冲十卷本。并且“未尝考证”“缺于雠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意思是高继冲本不是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圣惠方》卷八的版本，因为《太平圣惠方》早已颁行，并非没有治病的医生知道，而是很多人都知道。高本没有经过考证、校定，社会上治病的医生根本不知道。这是宋本的底本，高继冲献书《伤寒论》十卷本。第五，“杂病未见其书”，这个底本十卷本中，不包含“杂病”，也就是只有条文“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订有一百一十二方。”即是说，《金匮要略》的目的，除了补入“杂病”方论，是参照残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也就是从其他书增补了一些内容，尤其是方子。即便如此，仲景方还是有很多不在内。同时可见《金匮要略》“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与《伤寒论》是大体相同的不同传本，表明《金匮要略》的“杂病”仅仅是《伤寒论》的局部。新校正概念中的“杂病”，仅仅指的是《金匮要略》中各种不同病名或症状为主的疾病论述，因此新校正绝对不会把《伤寒论》叫做“杂病论”。因此赵本的“伤寒杂病论”系对新校正“伤寒卒病论”之讹误所致。第六，新校正由于误会《金匮要略》“论杂病”，而完全无视该书是《金匮玉函经》的别本，是《伤寒论》不同名称的传本，进而从整体上误会《伤寒论》的纲领，被切割遗弃到《金匮要略》，使得学者至今不知道宋以前“三因”“五邪”“表里先后病”的“伤寒论”（疾病论）纲领，与《素问》“为说不同”。总体来说，《伤寒论》唐传本到了北宋版本众多。“宋本伤寒论”原指北宋治平二年(1065)刊行的大字本《伤寒论》及北宋元祜三年(1088)刊行的小字本《伤寒论》。皇统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逐渐取代北宋无注解的大字本、小字本。南宋及元，《伤寒论》未再刊行。传说明代仅有元祜三年小字本《伤寒论》一线单传，为藏书家赵开美得之，翻刻于《仲景全书》, 所据底本旋即亡佚。笔者认为，赵本并非是对新校正宋本的忠实翻刻。如，经过新校正之手的《金匮玉函经》与赵本“痉湿暍”论述的差异等，表明新校正之后的改书之剧烈。从而事实上已不存在所谓的“宋本伤寒论”。所有传本全部经过南宋、元、明的改写。北宋新校正校书因为根本性的误会使得校书结果对后世产生误导，之后又被继续改构。一方面，新校正认定仲景书才是“活人书”，另一方面，《伤寒论》成了论“卒急”外感卒病，继而又被伪仲景序误导为“传染病”。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是在高本、宋本的基础上，使用医经的概念解释伤寒，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有很多误会，比如少阳的“枢机”“夹层”，以及三阴三阳概念与“伤寒”概念的基础问题。而赵本《伤寒论》又是在成无己的版本上进一步有所改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赵本，与宋本有一定差异。比如《金匮要略》有吴迁本、邓珍本等不同的版本有较大差异。再如《圣济总录》中的条文如“少阴病二三日无里证”，赵本竟然讹为“二三日无证”掉了“里”字，等。之后，成本、赵本位于《伤寒论》开篇的“痉湿暍”，又被错误编排到《金匮要略》，致使“太阳病痉湿暍三种”的陈述，与《伤寒论》条文中的“太阳病”不能发生明显对比的提示，造成对《伤寒论》的严重误会。即是古人在改构《伤寒论》的过程中，将“伤于风寒”的“太阳病”，与伤暑、中暍的“太阳病”，强行同名为“太阳”而实现所谓的“三阴三阳”“六经”，进而造成“三阳合病”等概念的严重误会。从而正应了孙思邈《千金》所言“伤寒、热病，自古有之”而混淆二者便成“极与仲景本意相反”的结果，从隋代太医一直到今天，未能避免重蹈覆辙。此外，新校正的误会还包括对于淳化本中“阳明病胃中寒”与其他版本“阳明病胃家实”的识别失误，致使多条太阴条文误窜阳明病篇或《金匮要略》，如“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等等，进而又扩大误会，又把“中风”与“中寒”的概念作为对举分类，进入《金匮要略》的“五脏风寒积聚”篇。又，新校正将“猪苓散”误为“猪苓汤”，致使所有关于“猪苓汤”的条文，全都是五苓散病机的严重错误等。要之，新校正校《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居功至伟，然而失误很多，造成《伤寒论》整体性的误读与误解形成误导至今。因此条文的纠错、重排与重释，已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