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出国拍片
改革开放前，人们能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的机会少之又少。出国拍片，更为罕见。最主要是经费的困难。只要自行筹划到外汇费用，情况就会简单很多。八十年代以来，在专题部，我曾有两次自筹经费出国拍片的机会。每次，我都会“底气”十足地去和主任老朱“讨价还价”。
吕大渝（中）主持《夕阳红》节目
其实，从电视编导的角度出发，我的要求简单合理：我希望自行挑选各工种的业务尖子，组成一流水准的摄制小组。只有各行业的工作质量都发挥到极致，才能有整体的最佳效果。为此，我曾固执地与老朱争执过。老朱说，你也得为我想想啊！我说，我是编导，只考虑节目质量。厚道的老朱对我只有苦笑。他曾是个很好的摄影记者，文笔也不错，当然懂得一个业务水平低下的成员对整体工作质量的影响。而在名额原本就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再去照顾一个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人士则更加说不过去了。但机会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老朱也的确难以招架。政治就是妥协。为了成行，最后，我也不得不同意让老朱塞进一个“平衡”，砍掉一个在制作后期才需要参加进来的工种。这当然使那位被削减下来的同事很不高兴：出国工作的时候扔下了他，回来干活的时候又求上人家，实在不够“仗义”。但在中国当年吃“大锅饭”的体制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调到专题部以后，我曾和胡琤远赴英、美，合作了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我们的机组》。还和音乐编辑了朝原以及摄影师韩建群赴法拍摄了介绍法国乡村歌星的《达尼埃尔·吉沙尔》。《达尼埃尔·吉沙尔》是我第一个音乐片形式的人物专题节目。在组建摄制组的时候，我邀请小丁与我做了联合编导。丁朝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几十年来，我一直叫她小丁。在中央电视台，她先做过很长时间的音乐编辑，以后的十多年里，她先做了一阵子音乐专题节目的编导，后来又成了中央电视台专栏节目的制作人。人们怀念一个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有着同种同宗的陌生人群及熟悉的江河大地和母语，更因为那里有着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哪怕身处逆境、哪怕远隔万水千山，都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朋友。那温馨的人情，是炎凉世态中的无价之宝。小丁是我的挚友。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终给予了我深深的信任和理解。离开中国十多年来，因为在北京的小丁们，北京使我感到亲切。我怀念北京。倡议拍摄《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是旅法华裔黄湖先生和作曲家王立平。黄湖是越南华侨，后来回到中国，曾在对外称为北京电台、内部称为对外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工作。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我和他由于参加了同一期的“四清”工作队而结识。“文革”后，黄湖举家移民法国，曾与法国知名度很高的歌星和社会活动家吉沙尔合作，致力中法文化交流。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沙尔就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富有，但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前列。我要在中国还不富有的时候就成为她的朋友。”他不但是第一个在法国歌坛上介绍和演唱中国歌曲的人，还曾在一九八零、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三度来华，运来了四吨音响设备，与中国中央乐团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并制成两万张唱片在法国发行。吉沙尔早年做过装卸工，对于一个从底层升起的歌星，这是一次为了实现理想的赔钱壮举。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吉沙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和所做的实事，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这使黄湖颇为伤感和颜面无光。吉沙尔曾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唱过王立平的歌曲《太阳岛上》，并邀请他访问过法国。我最初是从王立平那里了解到黄湖的心境的。后来，我和黄湖及王立平一起，策划了人物专题片《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摄制，希望以此使吉沙尔感受到中国人对他的友好回报。好事多磨。我们的动机虽然如此善良，但此事又遭台级主管的百般阻挠。大约一首春节晚会的歌曲正使他心有余悸。那似乎是一首正在挨批的海外歌星的流行歌曲。而吉沙尔演唱的却是乡村音乐，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自己非要因噎废食，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王枫台长得承担播出那首歌的领导责任，日子正不好过，就不能似以往那般果断决绝；不过，他倒也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去向广电部谢副部长陈情。我往广播大楼二楼跑了好几趟才碰到一次机会，但秘书说，谢副部长正在“方便”。我只好豁出来也当了一次“好猫”，就像在北京街头钉鞋掌的小摊上一样，守在男厕所外“立等可取”。虽然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但能顺利地得到谢副部长的手谕，一切我都置之度外，不在话下了。在此之前，我还打听到地址，闯进过广电部部长的家中，向他的家人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自然没有见到部长，他那时刚刚动完心脏手术，我并不敢造次。部长的儿子询问了详情，并答应替我转呈。为了《达尼埃尔·吉沙尔》节目选题的审批，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始终站在我的身后支持着我。他相信，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会使此事起死回生。赴法拍片终于得到了批准。事后想想我的作为，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难以置信。为什么总要在节目制作之外消耗这么多精力呢？我累极了。在《达尼埃尔·吉沙尔》里，吉沙尔以歌曲的形式，唱出了他父辈的生活，唱出了他苦涩的童年，唱出了他婚姻的波折，唱出了他人生的体验。他还用中文演唱了两首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法国，摄制小组拍下了法国的老人和孩子，拍下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里舍大道和凯旋门，拍下了巴黎的小巷、街头的酒馆、画家云集的高岗和塞纳河畔废弃的码头，还拍下了他点燃壁炉与中国艺术家的欢聚，拍下了他家花团锦簇的小院和天真可爱的孩子。在中国，摄制小组拍下了同样举世闻名的故宫、天坛和颐和园，还拍下了北京大学热情的年轻人和未名湖畔熊熊的篝火。但是，《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播出时段却被放在了收视率很低的晚间十一点，并且再也没有安排重播。所以，没有多少中国观众看到过这个节目，自然更谈不上强烈的反响了。如此，即使我们完成了《达尼埃尔·吉沙尔》的制作，也仍然觉得吉沙尔受到了冷落，对他颇感歉疚。费了如此周折制作的节目，竟受到如此对待，原因何在则见仁见智。有些事情，并不是手中无权的小编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法国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国度。这一点，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处处可以得到印证。巴黎古老建筑的维修，内部的装修可以极尽奢华、极其现代化，但外观必得保持原状。试想，如果以“妨碍交通”为由，去推倒法国人的凯旋门，拆掉埃及人的金字塔，人们绝对认为这是傻子和疯子才干得出来的蠢事。所以，不得改变建筑物外观这一近似法律的规定，是法国人绝对有见地的政策。但是，惟有在当年的中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不接受无数有识之士的多方劝阻，可以不接受在西郊建设新北京而保留北京老城的建议。据说，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哭谏，都无济于事。在不长的时间里，许多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居，高耸的牌楼，城门楼和城墙，城墙下的护城河……那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充满着历史与文化的老北京风情，便荡然无存了。那是一场对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的无情摧残。如今，那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京城已被毫无特色的高楼大厦吞没。每当我回到北京，苍凉的失落感总是堵在心头。法国人的冷漠和傲慢，举世皆知。在法国短短的日子里，我总能隐约感觉到这一点。虽然法国在世界上的全盛时代已经逝去，但对后来兴起的美国，有的法国人似乎有着一种明显的“酸葡萄”心态。他们以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傲，把后来因资本主义竞争兴起而又历史短暂的美国人称为“暴发户”，对英语极为排斥。黄湖说，有些法国人即使在必要时，能说英语也会故意不讲。一天晚上，我们在巴黎著名的奥林匹亚剧场，拍摄吉沙尔先生的演出。摄制小组奔波了一天还没顾得上吃饭，所以在拍完了吉沙尔演唱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及剧场观众的反应之后，大家便在黄湖的带领下去吃晚饭了。我们计划饭后再赶回来拍摄吉沙尔在演出结束以后为观众签名的镜头。但我们刚刚离开剧场，突然出现了孩子们给吉沙尔献花的热烈场面。当然，如果能把这些镜头抢拍下来，自然会为节目增色不少。当时，一位在剧场工作的法国女人到处找不到我们而焦急万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她根本不理睬黄湖的解释，就像可以任意训斥她的学生或孩子似的，毫无涵养地对我们大声指责，极不礼貌。对这次漏拍，虽然整个摄制小组也深感遗憾，但岂能对堂堂的中国客人如此无礼？可是，集合我们摄制小组全体，除了具有“orangeiuice”之类能在飞机上混杯橘汁喝的英语能力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用英语义正辞严地请她懂点礼貌，客气一点。那天晚上，面对那位法国女人种族自大的傲慢态度，我们毫无招架之力，实在窝囊透顶。会讲英语是一个世界公民起码的语言能力，但学习英语被批判成“崇洋媚外”的“文革”阴霾刚刚散去，我们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世界接轨呢？中国人需要时间。法国人的冷漠，还表现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在法国生活的外国移民，比在美国更加“二等”。在美国，只有印地安土著才是北美大陆最早的主人。就算自诩为老牌的美国人，祖上也不过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抵达波士顿港的清教徒。他们比后来人定居美国的时间，充其量仅早上三百多年而已。大家都彼此彼此，全是移民。赴美十年有余，我再也没听到黄湖和吉沙尔的消息，但我没有忘记在返回北京前夕，黄湖向我提出的问题：“你说，华侨有没有祖国？”青少年时代越南排华的经历，回到祖国在“文革”中的境遇，移民法国后二等公民的感觉……我忘不掉在谈起那引人深思又令人心酸的话语时，黄湖所流露出的悲凉神情。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黄湖和吉沙尔又做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是否还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热情？一九八四年，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和胡琤一行跟随江平的机组前往美国和英国，拍摄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以江平为机长的机组和乘务队是个可爱的集体。我们的摄制小组也是个可爱的集体。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工作之旅，不只摄制工作令人满意，在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的评选中，我们的节目获了奖。回到北京以后，我还写了四份可以加强国际电视合作的可行性报告。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过专题部编辑的杨劲烨，那时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电影专业读书。在拍摄间隙，我们去探望了她。小杨告诉我，电影系里有许多中国的电影史料，有些都是她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但都被散乱地扔在了一间屋子里。或许这些资料距离美国人的生活太远，所以并不被珍惜。不知为什么，来到了国外的中国人，往往会比在国内更加在意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小杨急切地告诉我：这些史料，都是中央电视台没有的，肯定会派上很大的用场。如果她有钱，她自己都想买下来。那是些十六毫米的胶片。她说，她已经与系里谈好，只要一千美金便可以全部卖给中央电视台。她委托我回北京后向台领导报告此事。她担心时间拖久了，这些并未妥善保管的胶片会不知去向。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矾的世界奥运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传出“看见小杨在奥运会上卖冰棍儿”的消息，大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小杨已经混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思。其实，一千美金并不是笔大数目，但那时，像许许多多还处在打工求学阶段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小杨也只是个自费留学的穷学生，一千美金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了。我相信，目前的小杨，也像所有结束了艰苦的求学生涯，找到了专业工作，一跃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国留美学人一样，私人将那些胶片史料买下赠与中央电视台都不在话下。我理解小杨的迫切心情，回国后，马不停蹄地向台领导做了报告，但却始终石沉大海，无人理睬。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胶片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回国后，我上交的四个报告中，惟一有结果的是：我把靳羽西引进了中国。在美国，知名度极高的华裔电视人是宗毓华，其次是董凯蒂。可惜近年来，宗毓华在电视上的表现，惹得人们十分反感。她不但声称在美国的中国人尽是“间谍”，引起了在美华人的众怒，还在采访国会众议院发言人、共和党党魁金瑞奇的老母亲时，惹恼了美国人。宗毓华告诉老太太“只是咱俩的悄悄话，我不告诉任何人”，引诱老太太说出了金瑞奇议论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坏话。金瑞奇曾在家说希拉里是“母狗”。随后，宗毓华却不守信用，在电视上公布了老太太的谈话，使得金瑞奇尴尬万分。美国大众纷纷指责宗毓华违反了职业道德。一九八四年赴美拍片时，虽然我有宗毓华的电话号码，但我没有与她联络。没事儿找她干什么呢？而在拍摄完《我们的机组》，却有个叫靳羽西的找上了我。我们在纽约停留时，靳羽西托熟人引见，请我吃了龙虾大餐。在那次晚餐中，她说，她曾制作过一个名为《看东方》的节目在纽约播出，她希望与我在中央电视台联合主持一个叫做《看西方》的节目在中国播出。回国后，我把靳羽西的要求写进了报告，交到台里。在报告中，我只说靳羽西想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合作，并未提及要与我联合主持节目的内容。我已届不惑之年，有了一些人生经验。我明白有些话只不过是靳羽西的手段而已，当不得真的。况且我也不愿再“树大招风”。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对这个项目十分积极，曾和我一起，在北京长城饭店与靳羽西进行了磋商。谢文清副部长在家宴请靳羽西的时候，我与老朱以及王枫台长也应邀出席了。这时，电视台内部对靳羽西有着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为何要让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美籍人来主持堂堂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种意见显然没有被采纳。因为，当电视台的另一个部门提出，这个项目应该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并就此成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接手了这项工作。对于这种“下山摘桃”的行为，一心想为专题部拓展业务的老朱曾让我去找靳羽西，请她出面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请她仍要求与专题部合作。在中国，能打进中央电视台绝非易事。我很清楚，靳羽西在纽约请我吃龙虾时，之所以提出要与我联合主持《看西方》，只不过是想利用我打进中央电视台而已。她怎么会情愿把已经到手的秋色再与他人平分呢？此时此刻去要求她不能过河拆桥，要求她信守承诺，甚至要求她具有中国武侠小说中所推崇的“仗义”情怀，讲点“哥们儿义气”，则显得过于迂腐了。她又不是专题部的成员，对专题都毫无感情，怎么可能考虑到专题部的业务拓展呢？不卑不亢应该是做人起码的尊严。就电视业务能力而言，虽然我自信比她强得太多，但在中国人还没有富足起来的年代，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连在大饭店回请她一顿的能力都不具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喜欢那种不能平等往来的寒酸感觉。虽然老朱希望我去与靳羽西交涉一下，但是，我没有再去找她说过一句话。自那以后，我与靳羽西再无来往。虽然她一九八四年对我自荐在纽约十分知名，但自我赴美后，却从未听人提起过她。我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亲友们也没有一个知道在纽约有位叫靳羽西的电视人。但在讲究“名人效应”的中国，如今，靳羽西似乎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在美国电视中播放节目的租台费是笔昂贵的支出，如果在全国电视网播出则更加可观。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外国商人在中国打开商品销路的电视广告费用，也应该是中国的一笔不小的收入。去国数年，我回北京探亲时，听说靳羽西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商人。在中国，我没有见到那个叫作《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却看到了据说销路颇好的“羽西”牌化妆品。我疑惑了。她当初进入中国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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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渝女士
作者简介：吕大渝，女，1943年出生于重庆，祖籍江苏苏州。原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少年时因其独特气质和姣美容颜而常被选出在外事活动中向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10岁时拍摄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至今；1960年，17岁时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进入中央电视台，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为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贡献了美好青春。现定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