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明 | 一篇存在细节错误的回忆录——《藤野先生》论
内容摘要
在研究《藤野先生》的文章中，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事务局局长渡边襄对《藤野先生》的评注可谓集大成者。根据其评注可以知道，鲁迅的《藤野先生》确实存在11处错误，这实际上是所有回忆录面临的共同问题。至于回忆出现错误的原因，科学研究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记忆歪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编码过程引起的。”既然事实和研究都告诉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为了恰当地判断一篇作品到底是回忆体小说还是回忆录，最好能够借鉴“享有自传诗学家称号”的自传研究家菲力浦·勒热纳的《自传契约》提出的“回忆录契约”这一概念。《朝花夕拾·小引》中的“契约”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其中收录的所有作品都属于回忆录，不管存在多少与事实不相吻合的内容，也不管是记忆错误还是主观虚构。考察一下《朝花夕拾》的写作缘起及主要内容，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藤野先生》中存在十余处细节错误，与鲁迅当时忙得不可开交有关。
廖久明，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在日本，鲁迅的《藤野先生》是“有定评的小说”的观念深入人心。[1] 在将这篇回忆录变成“小说”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学者做了大量工作”[2]。对此，笔者曾在《“幻灯片事件”之我见》《“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之我见》《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为什么不写同在仙台的同乡施霖》中对相关内容发表了不同看法。现在，笔者决定正面阐述对《藤野先生》的看法：一篇存在细节错误的回忆录。
作品内容与调查不一致的地方
在研究《藤野先生》的文章中，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事务局局长渡边襄对《藤野先生》的评注可谓集大成者：“在对作品《藤野先生》进行翻译和评注的过程中，吸收了截至第5次为止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和研究的全部成果。”[3] 为节省篇幅起见，现结合评注谈谈《藤野先生》的相关内容。渡边襄对《藤野先生》的评注共69个，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52个评注补充介绍相关内容；二、17个评注指出与调查不一致的内容。由此可知，仅从数量上说，更多调查结果与鲁迅所写内容一致。
现抄录与调查不一致的内容并对其进行分析：（一）“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11.从9月1日至9月中旬，因运送出征士兵增加了临时列车，鲁迅如果坐东北本线（所需时间18小时20分），到达仙台的时间，上午、下午都是7点45分，如果坐海岸线（现为常磐线，所需时间10小时05分），到达仙台的时间是下午6点40分（《东北新闻》，1904年9月10日）。日暮里站，是1905年4月1日开通的，当时还没有这一站。详见三宅俊彦：《东北、常磐线的变迁》。グランブリ出版2004年版”；（二）“最初是骨学”——“29. 鲁迅医专课堂笔记的骨学课，也是由敷波教授担任的”；（三）“八字须”——“30.1904年7月以前，藤野先生还没有留胡须，其后，至1905年7月期间留有胡须。这从东北大学图书馆医学分馆收藏的医专毕业生合影，以及1909年以后的在校纪念册上可以确认。鲁迅入学时，藤野先生也不是八字须，而是照片上所看到的胡须”；（四）“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32. 鲁迅医专课堂笔记上，没有这部分内容”；（五）“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34.《全体新论》是基督教传教士合信用中文写的解剖学书，1851年出版。该书日文版于1874年出版，东北大学图书馆医学分馆和藤野严九郎纪念馆都没有这本书。鲁迅在南京铁路矿务学堂看过《全体新论》。详见浦山菊花：《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解泽春译”；（六）“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36.开学典礼的第2天9月13日、星期二开始上课。如果是一个星期后，藤野先生上的是第6节课。但是，如果是星期六的话，藤野先生上的是第1节课。详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关于藤野先生开始批改鲁迅笔记的时间，顺天堂大学教授坂井建雄指出，藤野先生担任的‘肌肉学’笔记上完全没有批改，这部分内容的讲授时间大约需要2个月。因此，不是一个星期后，而是2个月后开始批改的。详见本书坂井建雄：《仙台医专的医学教育与藤野先生的授课情况》”；（七）“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39.据藤野先生回忆说，是在下课后留下来给他批改笔记的。详见《谨忆周树人君》，《文学指南》，1937年3月号。这篇文章收录于《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八）“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41.藤野先生担任的是肌学、脉管学、神经学、局部解剖学（第2学年），没有担任骨学”；（九）“是下臂的血管”——“42.注36坂井建雄的论文指出，没有与这个批改完全一致的图，他认为，①不是下臂，是下肢的大腿图。藤野先生写的批语：‘注意 此图的旋股外侧动脉与旋股内侧动脉相比画得太细，其起始部也太高’是‘正确的’。该图参见东北大学留学百周年《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②另一个是后头部到脊背的动脉图‘基本相当’。对此，刈田启史郎认为，从作品《藤野先生》中‘血管移了一点位置，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的记述来看，下臂血管图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大动脉图。详见刈田启史郎：《关于藤野先生指出的解剖学的‘美术’解剖图》，《季刊中国》，No .88，2007年春季号”；（十）“本级的学生会干事”——“49. 鲁迅的同班同学铃木逸太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是学生会是班级会，不是干事是总代（即班长），当时的总代是铃木本人，所以他感到‘很奇怪’。详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4] ；（十一）“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50. 日俄战争开始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在伦敦《泰晤士报》（1904年6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不是给俄国皇帝和日本天皇的信。托尔斯泰的文章被翻译成日文，以《托尔斯泰的日俄战争论》为题，并附有简单的解说，刊载于《平民新闻》，第39号，1904年8月7日”；（十二）“能有这样的成绩”——“52. 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课，鲁迅的考试成绩是59.3分、丁，不及格。成绩公布以后，谣传藤野先生事先向鲁迅泄露了试题。这里说是以写信的方式与事实不符。详见阿部兼也：《鲁迅与泄露试题的谣言——关于仙台医专解剖学学年末考试》，村上哲见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编：《中国文人的思考与表现》，汲古书院2000年版”[5] ；（十三）“第二年添教霉菌学”——“54.细菌学理论课，是鲁迅2年级第2学期开始上的，任课教师是中川爱咲教授。详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十四）“要枪毙了”——“57. 鲁迅说的‘幻灯事件’，即他从幻灯上看到的当作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处死的场面。关于处刑的方法，鲁迅在《〈呐喊〉自序》和《俄文版〈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是斩首。详见拙稿：《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留学百周年《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十五）“到第二学年的终结”——“59. 实际上是2年级第2学期没完、1906年3月初的事。详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十六）“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63. 离开东京以后的照片，参见影集《鲁迅》，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十七）“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64. 鲁迅的课堂笔记，是把13门课的笔记分别合订为6册。在中国把它叫作‘鲁迅医学笔记’，本文则称之为‘鲁迅医专课堂笔记’，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装订的外形与东北大学保存的斋藤（后改姓为樋口）龙祥的笔记一样，可能是在离开仙台以前送到文具店装订的”[6]。
根据引文可以知道，17处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11、29、30、36、41、50、54、57、59、63、64属于确实错误，39、49、52属于回忆不同，32、34属于没有实物证据，42属于回忆内容的细节与实物证据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觉得没有必要在此为确实错误的内容说任何理由，只打算对另外三种情况说说自己的看法：既然都是回忆，我们在对鲁迅回忆持保留态度的同时，更应该对先生藤野严九郎和同学铃木逸太的回忆持保留态度（要知道，鲁迅回忆时间是在事情发生20余年后，藤野先生是在30余年后，铃木逸太更是近70年后了）；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能够留下相关记录或实物证据的东西少之又少，后人不能因为没有留下相关记录或实物证据就轻易否定当事人的回忆；谁也无法保证他回忆的细节完全正确，所以，出现回忆内容的细节与实物证据存在一定差异很正常。
如何认定《藤野先生》的体裁
根据上面的梳理可以知道，鲁迅的《藤野先生》确实存在11处错误，这实际上是所有回忆录面临的共同问题。笔者曾主持完成了18卷本的《回忆郭沫若作品编校集》（待出版），收录了1400余篇/ 部他人回忆郭沫若的文章，在浏览完毕这些文章后，笔者对回忆录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回忆录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名义回忆的（包括写作、口述等方式），让他人相信回忆内容是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作品。根据该定义，只有并且只要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作品都属于回忆录：一、以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名义回忆；二、希望他人相信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笔者在定义中强调以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名义”回忆且只是“希望”他人相信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的原因在于：谁也无法保证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在笔者看来，“不将真实性作为回忆录的基本特点，事实上还有一个好处：人们在阅读回忆录时，不会理所当然地将其中的内容作为信史对待，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7]。至于回忆出现错误的原因，科学研究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明显，记忆歪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编码过程引起的。先已掌握的知识，虽然经常有助于精细编码的进行，但有时也会对新的记忆添加某些成分而导致记忆歪曲。事实上，这种歪曲作用是记忆的许多神经网络模型的一个自然的特征。在这些神经网络中，记忆影像是作为它们相互交叠所产生的活动模式而被贮存的。其中某些单个的网络‘单元’，可能涉及到数个不同记忆影像的贮存。这就意味着，新记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记忆的影响，从而使记忆歪曲成为一个相对常见的现象。”[8]
既然事实和研究都告诉我们，谁也无法保证回忆内容“在过去确实发生过”，那么，如何判断一篇作品到底是回忆体小说还是回忆录呢？笔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做法是尊重作者的选择，然后按照相应的标准去评判它：对前者按照小说标准去评判它，指出其艺术价值的高低；对后者按照回忆录标准去评判它，指出存在的史实错误，并据此判断作者的写作态度和人格等。”[9] 所谓“尊重作者的选择”，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借鉴“享有自传诗学家称号”[10] 的自传研究家菲力浦·勒热纳的以下观点：“自传家首先要做的便是反问其写作行为的意义、手段和影响，所以自传开篇经常不是作者的出生证明（我生于……），而是天窗亮话，这就是‘自传契约’。这并非自传家的发明，回忆录的开头通常也是这样一个契约，以陈述意图，介绍写作情形，反驳非难或批评。”[11] 关于“自传契约”的形式，《自传契约》中有如此论述：“作者可有多种方式表明其自传意图，如书名、‘请予刊登’语，献词，最常见的则是已成为惯例的开场白，但有时也可能是一个总结性的说明（纪德），甚至是出版时的采访（萨特）。但是，不论以何种形式，这一声明是必不可少的。”[12]
关于自传与回忆录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自传是一种特殊的回忆录，旨在通过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亲感的内容，反映作者‘个人生活，人格的历史’。”[13] 因此，“自传契约”及形式可以直接使用于“回忆录契约”。现在来看收录了《藤野先生》的《朝花夕拾》中的“契约”文字。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写道：“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14] 在这些引文中，鲁迅写了两个“回忆”、一个“记忆”，并且不管是连载时的总题“旧事重提”，还是结集时的书名“朝花夕拾”，都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这个总题或书名下的所有作品都属于回忆录，不管存在多少与事实不相吻合的内容，也不管是记忆错误还是主观虚构。
在笔者看来，在面对回忆录的史实错误时，常常很难区别是记忆错误还是主观虚构，加上它们的结果一样——都与史实不符，所以，除非有必要且有言之凿凿的证据，否则没必要对其进行区别。因为写作回忆录却主观虚构涉及到人品甚至时代等问题：前者意味着写作者不诚实——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后者意味着作者只能通过虚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很难证实的问题。
从写作缘起及主要内容
看《朝花夕拾》的体裁
笔者曾通过比较鲁迅《野草》与高长虹《幻想与做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鲁迅的《朝花夕拾》与高长虹的《土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系列文章应该是《土仪》而不是《朝花夕拾》。”现在就结合《土仪》谈谈《朝花夕拾》的写作情况。
《土仪》共有12篇文章，“回忆往事的文章有5篇：《一个失势的女英雄》《我家的门楼》《悲剧第三幕》《正院的掌故》《厨子的运气》，它们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朝花夕拾》有类似的地方。剩下的7篇主要写现实生活，尽管内容有所不同，写作方法却是一致的：‘“闲话风”散文就别具平等、开放的品格，又充满着一股真率之气’；‘“闲话风”的另一面是“闲”，即所谓“任心闲谈”……《朝花夕拾》正是“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处处显示出余裕、从容的风姿。’”笔者通过比较《土仪》和《朝花夕拾》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后认为，鲁迅写作《朝花夕拾》有可能受到了高长虹《土仪》的影响：“首先，由于《京报副刊》是‘鲁迅1925年至1926年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之一’，并且此时的鲁迅非常看重高长虹，所以他一定看过同样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土仪》；其次，收录《土仪》的《心的探险》收入由鲁迅编辑出版的《乌合丛书》，该书由鲁迅‘所选定，校字’，写作《猫·狗·鼠》前后，鲁迅正在编选《心的探险》。” [15] 由于高长虹的《土仪》属于“闲话风”散文，受其影响创作并且写作内容、方法、风格都存在相似地方的《朝花夕拾》当然也属于散文。我们知道，回忆录属于写实散文的一种，很明显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不同。
查《鲁迅日记》，鲁迅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一共给《莽原》半月刊寄去了以下四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9月20日）、《父亲的病》（10月8日）、《琐记》（10月16日）、《藤野先生》（10月16日）。[16] 看看这段时间的书信可以知道，鲁迅写作这些文章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林先生太忙，我看不能做文章了。我自然想做，但二十开学，要忙起来，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或译或做，我总当寄稿。”[17] 10月4日，鲁迅在给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共同写作的信中如此写道：“前回寄上文稿一篇（《旧事重提》之六），想已早到。十九日的来信，今已收到了。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18] 10月7日，他在致韦素园信中如此写道：“今寄上《莽原》稿一篇，请收入。到此仍无闲暇，故做不出东西。”“《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难说，因为在此琐事仍然多。”[19] 10月15日，他在致韦素园信中如此写道：“这几天做了两篇，今寄上，可以用到十一月了，续稿缓几时再寄。这里虽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没有什么作文之意。因为太单调，而小琐事却仍有的，加以编讲义，弄得人如机器一般了。”[20] 根据这些引文可以知道，鲁迅这段时间的情况为：“仍无闲暇”“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由此可知，鲁迅这段时间写作这四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接替鲁迅主编《莽原》半月刊的韦素园的催稿。由于很忙，且无刺激，鲁迅既无法写作需要认真构思的小说，又无法写作针砭现实的杂文，便只能“从记忆中抄出来”这四篇文章。从这个角度说，包括《藤野先生》在内的四篇文章都属于回忆录。
再来看看《藤野先生》的主要内容。该文的主要内容很明显是写自己的恩师藤野先生，至于弃医从文的原因，只不过顺便写作而已：如果不写弃医从文的原因，就无从交代离开仙台的原因。既然是回忆自己的恩师，主观上便不可能虚构。所以，就该文的主要内容而言，《藤野先生》也应该属于回忆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藤野先生》是一篇存在细节错误的回忆录。既然认定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回忆录，我们就有必要“按照回忆录标准去评判它，指出存在的史实错误，并据此判断作者的写作态度和人格等”。因此，日本学者围绕《藤野先生》的五次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指出的史实错误是应该承认的，他们这种认真的态度更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但是，日本学者因为存在细节错误便认为《藤野先生》是小说的做法却不可取，甚至采取偏听偏信或无视某些基本事实的做法更不可取。尽管《藤野先生》存在细节错误，估计没有人会因此指责鲁迅的人格，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鲁迅写作该文时的态度：完全没有想到人们后来会把他捧上神坛，否则，他一定会查找相关资料并字斟句酌，如此一来便不会留下十余处错误，以致被日本学者据此将自己深情回忆藤野先生的文章认定为小说，至少不会为了照顾语感将“幻灯片事件”中的砍头写成“枪毙”[21] 了。我们知道，鲁迅的写作态度向来是很严谨的，《藤野先生》中却存在十余处细节错误，根据鲁迅当时的书信可以知道，这与他当时忙得不可开交有关。
特别致谢：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邀请笔者参加“谁才是鲁迅？——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创作”学术论坛，促使笔者完成了五年多前计划写作的这篇文章。
注释：
[1] 潘世圣：《事实·虚构·叙述——〈藤野先生〉阅读与日本的文化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 廖久明：《从〈藤野先生〉的研究看日本人的国民性》，《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8期。
[3] 渡边襄：《评注〈藤野先生〉》，《鲁迅与藤野先生》出版委员会编，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五次调查情况可参看笔者著《从〈藤野先生〉的研究看日本人的国民性》。
[4] 关于“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笔者有这样的看法：“在确定了‘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的主角可能是山崎喜三后，我们便可将鲁迅的叙述与铃木逸太的回忆综合起来，从而更详细地知道‘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的情况：泄露试题的流言发生后，班长铃木逸太把同学召集起来，告诉同学们：‘哪有这种没有根由的事。’并且对藤野先生说：‘我当然不相信，可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谣传，先跟您打个招呼。’藤野先生说：‘喔，是吗。谢谢你。没有这回事呀，同学。’铃木逸太还叮嘱藤野先生：‘请您什么也不要对周先生说。’尽管如此，流言仍未停止。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东北医学会学生干事山崎喜三一行来到鲁迅寓所，要借鲁迅的讲义看。鲁迅‘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信的主要内容为：‘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为此，‘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廖久明：《“鲁迅解剖学笔记事件”之我见——兼谈前见对于史料释读的重要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3期）
[5]《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发表了阿部兼也的《关于解剖学考题泄露的风波》，根据该文所写内容可以知道，阿部兼也认为“以写信的方式与事实不符”的根据是鲁迅同学铃木逸太的回忆。
[6] 鲁迅著、渡边襄评注：《藤野先生》，《鲁迅与藤野先生》出版委员会编，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8页。
[7][9][13] 廖久明：《回忆录的定义、价值及使用态度与方法》，《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8]【美】丹尼尔·夏克特著，高申春译：《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94页。
[10] 杨国政：《代译序 走在文学边上》，【法】菲力浦·勒热纳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1][12]【法】菲力浦·勒热纳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15页。
[14]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15] 廖久明：《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鲁迅、郭沫若、高长虹及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54页。笔者当初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不愿意承认鲁迅创作《朝花夕拾》受到了高长虹《土仪》的影响，故在该段引文后面还写了这样的文字：“不过看看《自言自语》便会发现，《序》《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三篇文章实际上也具有‘闲话’风格，《父亲的病》更是《我的父亲》的扩写，所以不能说鲁迅写作《朝花夕拾》受到了高长虹《土仪》的影响。”不过，结合以下事实可以知道，鲁迅创作《朝花夕拾》受到高长虹《土仪》影响的可能性极大：一、7则《自言自语》中仅3则具有“闲话风”风格——另外4则具有“独语体”风格，并且都很简短，意味着鲁迅此时还没有有意识地写作“独语体”或“闲话风”文章；二、看看鲁迅1919年8月8日在《序》中写的以下引文可以知道，他此时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意义完全感到怀疑：“其实陶老头子这等人，那里真会有好话呢，不过既然写出，姑且留下罢了。”“留下又怎样呢？这是连我也答复不来。”；三、这7则《自言自语》发表于1919年8、9月，尽管在第七节末原注“未完”，鲁迅却直到6年多后的1926年2月21日才正式写作“闲话风”散文《猫·狗·鼠》，在接下来的9个月时间里，鲁迅一共写作了9篇具有类似风格的长文章，并以《朝花夕拾》为题结集出版。
[16]《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43页。
[17]《260916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548页。
[18]《261004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页。
[19]《2610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20]《261015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572页。
[21] 在笔者看来，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将日军处决俄探的方式写成“枪毙”是为了照顾“语感”（廖久明：《“幻灯片事件”之我见》，《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0期）。
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论坛”
（第二期）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