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 为什么还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
作者 吴国盛 （本号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 许小编 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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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通史
科学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Science）是一种相对于专科史而言的科学史编史形式。在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最先出现的是专科史，比如电学史、力学史、数学史、化学史，通常由科学家写成，是所谓“科学家的科学史”。19世纪前半叶，法国哲学家孔德主张编写科学通史，即强调科学各门分支学科的统一性，以及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互关联。法国科学史家唐纳里（Paul Tannery, 1843-1904）进一步阐明了科学通史的编史思想。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乔治·萨顿继承了科学通史的编史纲领，强调只有通史才可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才可能在创造新型的科学文化中发挥突出的作用。
▲乔治·萨顿，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萨顿反复强调，通史不是各门专科史的汇集：“科学史远胜于所有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并列，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所有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合作的成就、它们的共同目标和方法。”“科学史的内容远比各门专业科学的历史的总和要多得多。各门专业科学的历史必然是技术性的内容要更多些，而在科学通史中，人文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则更为强大有力，因为科学通史不仅涉及科学的各个分枝、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要讨论它们全都接受的所有各种社会影响与哲学影响之冲击。”1他还说，通史不是比专科史更大的学科，而是不同类型的学科。如何写通史呢？萨顿说：“划分科学史的唯一合理方法不是按国家和按学科而是按照年代分期。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科学和文明发展的整体。”2鉴于萨顿的学科创始人地位，我们或许可以说，科学通史的出现标志了科学史学科的诞生，科学通史是典型的“科学史家的科学史”。
在科学史学科的草创时期，虽然创始者都立志要编写通史，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完成过一部完整的科学通史。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只写到了14世纪。第一部有国际声誉的科学通史是由法国科学史家勒内·塔通（Rene Taton, 1915-2004）主编的4卷本《科学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Science，1957-1964）。最近出版的科学通史是由林德伯格（David Lindberg,1935-2015）和南博斯（Ronald Numbers, 1942-）主编的8卷本《剑桥科学史》（原书尚未出齐，中译本由大象出版社陆续推出）。这两部重要的通史都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像历史学界那样少数历史学家独自写出数卷甚至数十卷的世界通史的英雄时代，在科学史界从未出现过。
为什么需要科学通史，萨顿已经讲得十分清楚。科学史的崇高目标是展示人类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和自然的统一性。在这个分科化愈演愈列的时代，科学史起一种文化整合的作用；在这个种种文化冲突（中西冲突、传统与现代冲突）仍然此起彼伏的时代，科学史起联络和沟通作用；在这个科学越来越技术化从而远离普通公众，但又越来越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时代，科学史帮助填平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比起职业科学史家，普通读者更需要科学通史。
二、中国科技通史
由江晓原教授总主编（其实各卷并无“分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于2015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史》皇皇五大卷、三百余万字，一问世就引起了读书界广泛的关注。我想，“通史”二字可能是其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据媒体报道，这个项目的由来是有中央领导希望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成的中国科技通史。从它引起的反响来看，普通的中国读者渴望通过阅读一部通史，形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印象，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而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技术性细节并不关注。
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个5卷本《通史》并不是一部“通史”。
由《源远流长》、《经天纬地》、《正午时分》、《技进于道》和《旧命维新》五卷组成的这部“通史”，除了第五卷有明确的年代意味（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以来）外，其余四卷均无明确的时间线索。仔细分析起来，四卷内容仍然是中国科技史界熟悉的分科史和专门史的汇集，其中《技进于道》严格限定在技术史，地学主要出现在《经天纬地》卷。通常以“天算农医”分别归类的中国科技史主体内容，以一种很难察觉到的分类原则分在余下的三卷中。比如:
天文学（标题后面的数字为卷数）:
中国古代天学概述（1）
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1）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与历法（2）
敬授民时：中国古代历法及其性质与功能（2）
刘歆与上古天文历史年代学（2）
中国古代的计时仪器（2）
中外天文学交流与比较（3）
天文与外交：
官方背景下的中朝天文学交往（3）
算学：
简牍文献与中国数学史（1）
《九章算术》与刘徽（1）、
筹算与珠算：中国传统数学中的算具（3）、
天元术与四元术：中国古代的代数学（3）、
垛积术与招差术：中国古代的级数求和与插值法（3）、
李淳风与唐代数学（3）、
中国传统数学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与影响（3）。
农学：
中国农学及农学概念之演变（1）
中国历代官私农书综览（3）。
医学：从简帛医籍到经典成立（1）
从简帛医籍到经典成立（1）
医学流派与理论学说（3）
药物知识与本草学的发展历程（3）
宋慈、《洗冤集录》与司法检验体系（3）
▲宋慈 《洗冤集录》，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
因此，大体说来，这部《通史》或可称为一部《中国科技史大辞典》或《大文集》。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辞典”或“文集”的作者们有的是参加过卢嘉锡版写作的资深专家、有的是学界新秀，但都自己突出的专业特长，代表了某个领域的最高水平。由于总主编极度宽容，不加节制，作者们得以在书中恣意发挥、大展其才。有的条目只有16页（中国古代的世界地理思想），有的条目可占76页（徐家汇观象台：欧洲观象台在中国）。由于作者“阵容豪华”，这部“辞典”或“文集”的确十分好看。但是，它仍然不是一部“通史”。
这其实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通常接触到的中国科技史著作几乎都是专科史、专门史，或者它们的汇集、汇编。业内外人士都知道，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实际开山祖师是英国人李约瑟，开山之作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而这部7卷27分册的大书其实就是各种专科史的汇集。它的第3卷讲数学、天学、地学，第4卷讲物理和机械，第5卷讲化学与化工，第6卷讲生物与医药，都是分科史。第2卷讲科学思想史，第1卷是为西方读者写作的准备性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字和中西交流概况，第7卷讲社会背景，都是专门史。
▲李约瑟，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由卢嘉锡、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大开本，190万字，读者若“顾名思义”会误认为这是一部纲要性的中国科技通史，其实不是。这个大部头的著作实际上由数学史纲、物理学史纲、化学史纲、天文学史纲、地理学史纲、生物学史纲、农史纲和医学史纲八个完全独立的部分组合而成，完全没有展示中国古代科技的统一性。
然而，并非没有通史写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90年代全部完成的卢嘉锡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共30卷，分综合类5卷，专史类19卷，工具类6卷，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大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综合类中有专门一卷通史，此卷由杜石然主编，约150万字，2003年出版。主编在前言中说，该卷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年出版）的修订和增补版，可以看成是代表了直到20世纪末最新研究水平的中国科技通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史稿》虽然是集体创作，但的确是一部“通史”：它有明确的年代线索和断代标准，而且提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前言中说：“这里所谓的体系，不仅表示可与世界其它古代文明中心明显相区别的若干特点，而且还表示它也具有着可以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的力量，即不断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得到了长时期的持续不断发展。”3中国科技自成一体，有自己的内在目标，有自己的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因而可以编出一部中国科技自我展开的历史。且不论该书是否达成了这个理想，但从编史的目标到编史的方法，都的确可以认为这是一部“中国科技通史”。有些主攻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位点多年来以《史稿》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确是一部难得的中国科技通史。
然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部中国古代“科学”通史？
我们多见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史”著作，而少见中国古代的“科学史”著作，更没有见到一部单卷本的“中国古代科学通史”著作。其实，从传播角度看，一部不太厚的单卷本通史著作拥有最多的科学史读者，能产生最大的科学史传播效果。许多年前我曾经私下向江晓原教授建议写一部单卷本的中国科学通史，他未置可否。不料，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的《我们的国家》系列丛书里，他竟然写了一本《技术与发明》。在书的“导言”中，他隐约拒绝了“中国古代科学史”的概念但未深究。由他代表中国科技史界写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这一部分的名称就是：“技术与发明”。
三、为什么没有一部中国“科学”通史？
为什么我们至今只有这样那样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而没有中国古代“科学”通史呢？原因似乎是，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不是“科技”）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职业史家们严肃而且认真的探讨。我们默认科学与技术不必分开，默认中国古代有技术从而有科技从而有科学，结果我们写出来的都是“科技史”，不是“科学史”。一旦较真就会发现，写一部不渗杂技术史的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科学通史，其实很不容易。“科学通史”需要叙述自成一体的“科学体系”在时间世代中的自我展开。要写这样的“中国古代科学通史”，首先就要搞清楚，中国古代自成一体的“科学体系”是什么？
许多史家很不屑甚至鄙视编史学，可是，编史学并不因为你不屑或鄙视就不存在，只不过通常以一种隐蔽而未加反思的方式存在，并且情况似乎是，你越是无视或回避，编史学就发挥着越加强大的作用。中国科技史家不愿意讨论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结果就是写出了很多“科技史”的著作，但没有“科学史”著作。只要你试图写一部“科学通史”，你就免不了要回答相关的编史学问题。
首先，必须区分科学和技术。即使你要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前提也是能够明晰的区分科学和技术，否则谈不上结合。从西方语境中看，只是从19世纪中期科学才开始技术化、从而科学与技术一体化，之前的科学与技术是相对独立的，因此，一部西方科学史是可以独立写作而不必与技术史关联在一起。即使到了19世纪之后，由于科学在技术化的同时还伴随着职业化和专科化，因此，纯粹科学仍然有强大的传统和惯性；即使今天我们说前沿科学都有技术后果，但区分科学与技术原则上还是可能的。事实上，只是在区分了科学与技术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出自西方的现代技术能够征服全世界、压倒性的驱逐一切传统技术：现代技术之所以无比强大，不是因为西方有强大无比的技术传统和心灵手巧的工匠，而是因为它来自现代科学。
其次，必须强调科学首先是一种出自西方的文化现象，必须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澄清科学的含义。即使你要谈中国特色的科学，前提也是能够清晰地界定本原意义上的“西方”科学，否则就无须谈“中国特色”。
中国的科技史家们一方面默认科学与技术不分，另一方面又默认“科学”就是西方现代科学，这就使得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陷入内在的矛盾。如果默认科学就是西方现代科学，那么科学和技术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就不能默认科学技术不分。问题可能在于，如果按照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去编写中国古代科学史，那么可写的东西就太少了；在默认科学与技术不分之后，就可以多一些东西。比如把机械技术写进物理学卷，把酿酒、造纸写进化学卷。
用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来写中国古代科学史，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历史”只能写成碎片的集成。西方现代科学有自己的问题域、自己的方法论、自己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它们有分有合，与宗教、哲学、艺术等其它文化形式密切的互动，可是这些架构在中国文化中均不能成立。从哥白尼革命开始到牛顿力学的建立，有内在的历史线索；牛顿之后一直是牛顿模式被到处复制的历史，直到爱因斯坦部分颠覆这一模式。可是，在《墨经》中获得的时空观，是否一直支配着以后的中国“力学”发展史，或者被颠覆呢？没有。墨子的时空观是一个孤案，正如发现磁偏角是一个孤案一样，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物理学”传统对它们进行包容和贯通。
正是因为“科学”被默认为西方现代科学，中国的“科学”史就必然会写成碎片的集成，而碎片的集成最方便通过分科史来实现，因此，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主要研究模式是分科史、分科史的主要研究模式是专题史。如此看来，江晓原版《中国科学技术通史》写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辞典”、“大文集”，其实反映了目前通行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纲领的内在逻辑。总主编只是顺应了这个逻辑，反映了这个实情。
要写一部中国古代科学通史，首先要研究编史学问题：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拙著《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试着建议用“博物学”的编史纲领来重建中国古代科学史，是否可行？愿识者评之论之。
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陈恒六等编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107页。引文中的“科学通史”原译文作“一般科学史”。
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杜石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前言”里以引用的方式重复了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