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沥青：《坦园日记》说梨园

杨恩寿，别号坦园，长沙人，清代同、光间戏剧家，剧作有《姽婳封》、《桂枝香》、《麻滩驿》、《再来人》、《桃花源》、《理灵枝》等，合称《坦园六种曲》。他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三年之间，四游郴州。他在郴州的工作是给太守魏氏曾做幕宾，实际是当家庭教师兼办文牍。三年之间，写了《坦园日记》两卷，计四万五千余字。最后离开郴州，到了广西北流，把《坦园日记》整理抄正，“删存古今体诗六十三首，”希望付梓传世，说明他是念念不忘郴州的。

杨恩寿从小有戏癖，《日记》记述他过去“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分晴雨，戏不分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来郴州之后，尽管设馆教学，“言语行动，在在拘牵”，而且“作书正忙”。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去看戏。一般情况下，他是每戏必看，每看必发表意见。



当时郴州演戏的班社有吉祥、清华、祥泰三个。演戏的场子有三公祠、五通庙、娘娘庙、寿佛毁、城隍庙等五处。这些祠庙，一头供神，一头是戏台，化妆在后台，前台是表演区，三面向观众，有上下场口。这种剧场，比起现在的剧院，条件当然差得多，但是，比起当时农村“缚草为台，环以破茅，台侧别有茅屋，盖妆束处也”那样的“草台”。那就很不错了。杨恩寿的住所和娘娘庙仅一墙之隔，听到“隔壁剧场笙歌沸腾”，他便“急往观焉”。他不要求座位，可以，“立树下而观”，可以“独立墙头”，饱观半出《重台分别》，“邻寺有夜戏，秉炬立墙观之”。甚至在房里办公，邻寺有戏，他会神不守舍，听得出来演的是什么戏，是谁的主演，“一字字都入耳，久迴迴绕柔肠”。又一次，“先于墙口大槐树下支床为台”，他竟站在床台上看戏。有句俗话：“演戏的是癫子，看戏的是傻子”。杨恩寿看戏有瘾，看戏入迷，真有些近乎“傻”了。根据《日记》统计，杨恩寿在郴州看过和听过的戏，包括大本戏和折子戏，至少有九十五出。他常常拿郴州上演的剧目和长沙衡阳比较，特别指出《瑞罗帐》一处，“省中所无也”。有些戏的质量，郴州不如长衡，如《生祭》，杨恩寿就说“不逮衡州，况长沙乎”？但是，有的戏，有的演员，水平却超过或接近长沙衡阳。女伶名桂者，杨恩寿说过，“如此佳丽，省中亦罕”。还说：“余平章花色，眼力太高，数年来绝无入盼者，如桂娘者颇在赏鉴中焉”。又如吉祥班的曹妹（名张明瑞），杨恩寿评价说：“省中珠喉之脆，首推詠仙，以此（指曹妹）较之，始疑从前所见之陋”。看了清华班演的《李密降唐》，杨恩寿盛赞“李巍公高唱入云，省中亦罕”。又如祥泰班的喜红（周秀凤），他演《重台分别》，“宛转生情，娇痴绝肖”。杨恩寿在《日记》里写道：“狄小峰谓是儿若入星垣，亦在鼎甲之列，确评哉”！由此可见，同、光年间，郴州上演的剧目相当丰富，演员阵营也是相当整齐的。

郴州城里流行湘剧（那时叫汉调）。因为湘剧与祁剧剧目相通，弹腔板路接近，所以，不但长沙的湘剧演员（如亦美）可以来参加演出，祁剧演员（如喜红）也可以与湘剧演员同台演出。同治壬戌年四月二十日日记记载：喜红（周秀凤）就是祁阳人，“年十九，因探亲来郴，四月初间始隶是部（指祥泰）”。可以肯定，喜红原是祁剧演员来参加湘剧班社唱戏的。



郴州的观众，特别喜爱湘剧，自古已然。祁剧、花鼓，盛行农村。杨恩寿在永兴西河口对岸看花鼓戏，见“乡人争先睹为快”，“台下喝釆之声几盖鉦鼓，掷金钱如雨”，是实在的。清刘献廷在《广西杂记》里记述郴州东塔街观剧的盛况，也说“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观之”，这是看湘剧。包括杨恩寿在内的一些有戏癖的戏剧专门家不用说了，就是一般观众，对湘剧也是情深意深的。《日记》有一段专门记载，说他“闻城隍庙演《精忠传》大戏，粉黛如云，游人如蚁，署中幕丁趋之，几空署焉”。湘剧演出之盛，可见一斑。

湘昆（那时叫文秀班，或叫土昆）流行在桂阳、嘉禾、新田、临武、兰山、常宁一带。杨恩寿在衡阳看过昆曲《刺梁》，已经成了湘剧的“搭头”；郴州也是如此。杨恩寿在郴州三年，没有看过一出湘昆戏。《日记》里只在两处提到昆曲小唱：一次写着“秋舲与奕欣角唱昆词小曲，迨寝，鸡初鸣矣”；一次写着“奕欣薄醉，晚来唱昆曲，二鼓始去”。

当时郴州剧坛已经有女伶登台。桂娘其人，“昔年青楼翘楚也。近从良人，屏绝旧好，无赖子尚垂涎焉”。还有“女伶名秀英者，甫自省来”。那时候，一般绅耆官僚喜欢吹捧旦角，特别是女伶。每逢宴会，必招之来，侍座侑酒，叫“彩觴”。《日记》记载：“刘桐轩召饮，设彩觴……，喜红演《祭塔》、《吃醋》而已。酒边握手，始与周旋……。又有亦美者，同来侑酒，貌亦都雅”。前面提到的女伶秀英，吴西园（杨之僚友）也设彩觴，“招以侑酒”。这种彩觴，与招妓侑酒相仿佛。伶人慑与权势，不敢不从；也有为了多得赏賷，以谋生活，只好招之即去。更有甚者，有的滥官恶吏竟自闯到女伶家中，恣意玩弄，下流无耻，至于极点。即使如杨恩寿这样一个戏剧家，自詡“平生不好狎邪之游”，“外园内方，虽不能至，不敢不勉”；但是，当“客有约访女伶秀英者”的时候，也只是“婉谢之”而已，对女伶的痛苦遭迂并无丝毫同情的表示。社会风气如此，杨恩寿怀才不迂，正在那里闹情绪，他在这时对女伶的命运表现麻木不仁，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李沥青 写于一九八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