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三个父亲（二）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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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跟汪晓东坐火车回东北，听了一路她和袁岭二十年前的故事。
回东北，就是去看袁岭，这个十九年前把我卖掉的男人，我的生父。
近几年，汪晓东频繁跟提起我袁岭，希望我能跟他相认，我都拒绝了。如今我打算订婚，汪晓东又趁机提起，让袁岭跟我见面。
为了弄清楚汪晓东在想什么，也许是想当面问袁岭为什么卖掉我，更或许为了快点儿订婚，不再和汪晓东生活在一起，我答应了。
我们下火车，转汽车，又坐了十几分钟的倒骑驴，才到袁岭家。
汪晓东站在巷子口，指着不远前的一个大院子。
“十九年前，我就是在这儿生的你。”
我说我知道，三年前我跟猴子一样在这里，被他们家观赏个够，你还打我，怪我不认他。汪晓东拽着我的手，轻声问我，那你现在还不认吗？
我只是答应跟袁岭见面，现在概念被偷换成认亲，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我盼望袁岭可以给我一个圆满的解释，又害怕得不到期望的答案，更不清楚跟袁岭的会面是否可以消弭我对过去的恨。对真相的渴望和恐惧交织，让我在巷子口站住，对汪晓东说：“我们找个饭店吧。给袁岭打电话，让他晚上自己来。”
在饭店等袁岭时，我有些紧张，不住地伸开手指再攥紧，眼神飘向门口。
晚上六点，四十出头的袁岭准时出现。
穿着一件红棕色的翻领T恤，短发灰白，面色发黑，嘴唇发紫，法令纹如刀刻般，整张脸苍老朽迈。他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新娣”，走过来，伸开双臂想要抱我。我躲开了。
袁岭坐下第一句话是：“孩子咋这瘦？”
我咽下嘴里的话，没有顶他。袁岭向后靠，胳膊搭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呶着嘴连吸了几口说：“家里要拆迁，爸给你十万块钱，你回北京买辆车。”
我想告诉他，我不要他的钱，我也想让他知道我还没有认他这个爸，可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言语反驳，只能默不作声。
他或许以为已经打动了我，跟汪晓东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诉说对我的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眼睛不时扫一下我。汪晓东听得泪眼婆娑。
我粗暴地打断了他，问：“饭还吃吗？”
“那得吃，这顿饭爸买单。”袁岭夹一筷子菜放进我的盘子，“闺女，爸老了，以后去北京你不能不理我啊，不都说养儿防老吗？”
我喊服务员换了盘子，他再夹，我再换，最后汪晓东呵斥我，说你干啥？
我说，脏了。
袁岭讪笑着放下筷子，冲汪晓东说，这孩子性子可随你。
桌子上的菜一口没动，袁岭喊买单，我说结过账了。随后，袁岭提出去北京参加我的订婚宴，以父亲的身份。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我告诉他，没戏。你想见我，我来了。你想去北京，你就去，我管不着。参加婚礼你想都别想了。
“别指望我认你。我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想认就认的。”
看着袁岭佝偻着肩膀走出饭店，有那么一刻我几乎心软了，我甚至想喊住他，问他当初为什么卖掉我，十几年过去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冒出来假装一家人温和敦睦。
我想弄清楚过去，可他一个字儿没提，忙着谈未来。
汪晓东极力促成的这次见面，以失败告终。
我问汪晓东：“袁岭当年那么对你，你今天这是干啥？你图啥？”
她说，那是二十年前了，我们不能揪着过去不放，日子过的是以后。
她说完这句也一直沉默。回宾馆的路上有些恍惚，眼神飘摇不定，我觉得她一直游走在过去和现在当中，试图抽离出来却没力气。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汪晓东已经梳洗完毕，说，起来，妈带你去大连。
“现在火车快了。那时候我跟你二姨去大连，得坐一宿。”汪晓东说。
我顺着她往下唠，问她为啥跟我二姨去大连。
她一下陷入回忆，“袁岭真把你卖了，四百五十块钱。”
1990年，H 市
汪晓东得知我被卖掉的消息，找到那户人家，对方院门一锁，不见。
汪晓东守在门口，不哭不闹。直到第二天一早，晕倒在刚露出小半截脑袋的阳光里。被送进医院，诊断是由于失血过多造成的贫血性休克，这病后来伴随她很多年。
刚能爬起病床，汪晓东又去敲那户人家的门。
买主开价一千，限期两天。
“我也喜欢这孩子，时间长了更舍不得，你抓紧吧。”
汪晓东赶回袁岭家，要那四百五十块钱。袁岭早在牌桌上输得没剩多少了。汪晓东撕扯袁岭，骂他王八蛋。袁岭不耐烦地拨开她的手，最后说，有辙想去，没辙死去。
汪晓东啐了一口唾沫，指着袁岭的鼻子，“咱俩到这儿了。”
袁岭笑，“还想到哪儿？都没领证儿。”
汪晓东咬牙，“你他妈再笑，我拿刀扎你。”
四周噤声。汪晓东转身回娘家，求我姥姥借钱。我姥姥盘腿坐在炕头，双手叠在两腿中间，耷拉着肩膀，身子像钟摆一样缓慢地前后摇晃。大概有一刻钟，她说：“这孩子你别要了。”
她劝汪晓东，借这个机会，重新活一把。
汪晓东继续哀求，说这钱就当是我借的，挣了尽快还你。
“你拿啥挣？瞅瞅你现在的身子，以后都得我们养你！”我姥姥急了，歪着身子不再理汪晓东。她心疼汪晓东，经过这几件事前后折腾，汪晓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汪晓玲扶起汪晓东，“咱妈说得对，你得为自己考虑。”
汪晓东挣开她，趿拉着脚往外走。
她东拼西凑好些天，终是没凑到一千块钱。过了对方规定的期限，可她还不放弃，再次上门。那户人家已经人去屋空。她整日守在门口，目光呆滞，神情木讷，偶尔胡乱地抓几把头发，或者撕下门上残存的对联红纸，咬在嘴里，红色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直到第二次在门口晕过去，我姥姥开始限制她出门，成天关在家里。汪晓东也不再吵着去找我，只是呆呆傻傻地坐着，一坐一天，拿到什么就放在嘴里咬。
要么咬得稀碎，要么嘴角淌血。
1991年5月，我已经被卖了半年。
即将入夏的时候，大连的同学寄给汪晓玲一张照片。她拿给汪晓东看。汪晓东眼前一亮，说：“二姐，我想去看海。”
汪晓玲跟我姥姥商量了很久，最终老太太点头同意，抹了几把眼泪说：
“去吧。也许就好了，也许就丢了。”
姐俩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到大连先去海边。汪晓东在海边坐了很久，躺在汪晓玲的腿上，闭着眼说，二姐，我不想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
汪晓玲买了回家的车票，把身上的钱都留给汪晓东，嘱咐她凡事小心。汪晓东云淡风轻，你还用担心我？我啥时候让别人欺负了？
话是这么说，她活了20年，唯一一次被欺负就体无完肤，骨头都碎了。
汪晓玲走后，汪晓东独自留在大连。她举目无亲，躺在宾馆的弹簧床上，辗转反侧哭了一夜。她觉得自己错了，不该跟袁岭怄气，那你卖吧——这话可能压在她心里一辈子。
第二天一早，梳妆打扮，汪晓东顶着红肿的眼睛，去了趟天津街。
天津街是大连最繁华的商业街，她想去看看，琢磨干点什么。去了趟海边、站在街上盯着有轨电车发了一阵呆，现在她满脑子都是在这挣钱。
她用两天转了遍天津街，琢磨出一个小生意。到农贸市场买水果，西瓜菠萝哈密瓜这一类。回去后去皮、切块儿，用保鲜膜封装进一次性塑料碗，用纸箱搬到天津街去卖。大概就是果切的雏形。
第一天摆摊，汪晓东分别给几位看着面善的门店店主送了碗切好的西瓜，伸手不打笑脸人，她的临时流动摊位有了着落。加上她勤快，眼睛里有活，哪家门店进货卸货她都主动跑过去帮忙，帮完忙还得给店主再送上一碗西瓜。
没几天，汪晓东就跟几个店主打得火热，很快有了自己的圈子，就连市场管理员清理她的流动摊位时，都有店主出来帮忙说话。
用她的话说，别舍不得那几块西瓜，在哪儿都得靠朋友。
跟汪晓东相处最好的一家店主，姓何，都叫她何姐。何姐早年离婚，独自带着六岁的儿子在天津街开一家外贸服装店。她敦厚老实，进货不懂款式，基本就是看别家什么卖得好，她就去找类似的款。所以一直勉强糊口。
九十年代东北流行四大派，桑塔纳、摩托罗拉、狐狸围脖、一枝花。
所谓一枝花，就是1991年夏，突然风靡起的一款某国际品牌的POLO衫，LOGO是一朵娇艳的小花，俗称一枝花。又因为品牌名字里面有“骄”字，所以东北人民亲切地称之为骄衫。
正版骄衫要一千多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可是，对时尚的爱慕，对潮流的追崇，让时代的弄潮儿们欲罢不能——胸前绣朵小花，衣服往裤子里一扎，BP机一卡，银链子一挂。
论派头，东北人民输过谁。
作为大连时尚的前沿阵地，天津街出现几十块钱售价的骄衫，比其他地方早，哪家店早进一天货，就是早挣一天的钱，东北人民追逐时尚的脚步按天计算的。最早进货的是何姐斜对面的二愣子。二愣子一米八五的大个儿，二百多的体重，比何姐看起来更不像服装店主。
何姐学二愣子进了一批骄衫，这次她敏锐对了，狠狠挣了一笔。于是二愣子不高兴了——毕竟相貌粗犷的他，同样竞争基线下，还是输给何姐这个看起来憨厚朴实的女同志一筹。
喝醉的二愣子一砖头拍碎何姐店门上的玻璃，推倒橱窗边的男装模特，指着何姐说：“喃还要不要碧脸，抄我的版，喃还比我卖得便宜？喃还有没有规矩？我今儿把话放这儿，以后喃不许卖了。”
大连话，把“你”都说成“喃”，三声。
何姐自知理亏，扶着一个塑料模特，低声说：“那你卖吧。”
话音还没落，二愣子背后一个身影闪现，抄起地上的塑料模特，拍在他的后脖子上。二愣子一个趔趄，捂着脖子回头。汪晓东攥着几块碎塑料模特怒目圆睁：“欺负女的，你是老爷儿们不？”
二愣子朝汪晓东走了过来。汪晓东一巴掌打开二愣子伸过来的手，弯腰拾起砖头，狠狠拍在他脸上。鼻涕、眼泪，还有血，在二愣子脸上唱起欢乐的歌，四周响起一片幸灾乐祸的惊呼声。
二愣子捂着脸蹲下，暴露了他对汪晓东的一贯轻视。汪晓东手里的砖头挥起，再次朝二愣子的后脑勺落下去。何姐扑了汪晓东一把，砖头斜着砍在二愣子的后背上。
自此，汪晓东在天津街出名了。
当晚何姐请汪晓东吃海鲜饺子，作陪的还有附近几家门店的店主，大家七嘴八舌地闲聊。汪晓东吃完一整盘鲅鱼馅饺子后，突然问何姐，你低价卖同款是不是坏了规矩？
何姐低头称是。她儿子刚查出来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六岁的孩子比同龄人矮了半头，每周打一次生长激素，开销不菲。
临走，汪晓东去结了账，对何姐说：“别害怕，二愣子那边我有办法。”
送完何姐，汪晓东买了两条烟去看二愣子。她先替何姐道歉，讲清楚何姐家的困难，希望二愣子理解一下。大家一条街上这么久，低头不见抬头见，能过去就过去。
见二愣子没言语，汪晓东起身道别，在桌子上留下三百元钱。
“那你要不乐意，咱就继续干，干死一个拉倒。”
第二天，二愣子把三百块钱送到何姐的店里，说昨天喝了酒，没控制住，希望何姐别见怪。天津街的商户交口称赞。其实他是被汪晓东震住了。
“我说的是气势和胸怀，不是因为那一砖头。”
二愣子红着脸补了一句，羞涩成一个小姑娘。
不打不相识，三个人重归于好。自此汪晓东在大连多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何姐知道汪晓东为攒钱，日子过得节省。她把三百块钱塞回给汪晓东，说：“妹子，我真不知道说啥了。你是好人。”
“欺负我行，欺负你不好使。”汪晓东说，“我就见不得别人受欺负。”
天波易谢，寸暑难留。一眨眼的功夫，半年闪过去。汪晓东越来越喜欢大连，跟老家的干燥不同，这里四处飘荡温润的风，伴着她走过盛夏，漫入金秋。
汪晓玲突然给汪晓东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待不下去了。
她以学徒身份去评剧团接我姥爷的班，一晃四年，基本功都没练好。一次台没上过，转成内勤，给演员收拾道具行头，端茶递水，干得越来越窝囊。
那时候她还谈了对象，对方不知嫌弃汪晓玲工作还是什么，一直拖拖拉拉不提结婚。她看不到希望，跟汪晓东在电话里哭了挺久。
汪晓东让她来大连。
汪晓玲迟疑，她再来大连，家里只剩老母亲和小弟。她挂心。汪晓东给她讲道理：“你来，跟我一起干。挣钱了把咱妈咱弟都接来。”
“还有新娣！”汪晓玲接了一句。
汪晓东不作声，看着白底红字的公用电话发愣，说：
“二姐，你来吧。马上冬天了。”
汪晓东害怕冬天。
1991年11月，汪晓玲随着辽东湾入冬的海风一起来到大连。她给汪晓东带来一条纯白的围巾，我姥姥织的。汪晓东试了试，温暖舒适，因为从没戴过，总觉得下巴有点痒。她没舍得摘下，觉得习惯就好。
汪晓玲从老家带来一些钱，汪晓东半年也存了些，姐俩的钱汇在一起，打算做些生意。汪晓东说：“先说好。不论干啥，挣的钱不能全给咱妈，我得留一半儿。”
她们在两个小区中间的街道上找了一家门脸，决定继续做水果生意，最起码有半年的从业经验，货源和进价都有保障。姐妹俩加上何姐还有二愣子，四个人灰头土脸收拾两天，才把门脸弄利索。何姐建议，你们俩一个看店，一个跑一下附近的幼儿园，推销果切。
于是，汪晓东去跑幼儿园。汪晓玲盯着店里装修，她担心人生地不熟，二愣子挺身而出，“不有我吗？”
半个月后水果店正式开张。没几天，汪晓东拿到幼儿园第一笔订单。汪晓玲高兴，拉着汪晓东直奔舞厅。在那里，汪晓东遇见吴延西。
那是个气场很足，让人不敢直视的大连人，朝汪晓东稍一躬身，海蛎子味飘出嘴里：“请喃跳个舞？”
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响起。汪晓东有些慌乱，稀里糊涂地随着他跳了两小节快四，额头渗满汗珠。一曲跳完，她跟吴延西道别，转身出舞厅。吴延西高高壮壮，伸脖子看了很久，看到汪晓玲跟了出去。
年底，水果店门前突然停下两辆面包车，高高壮壮的身影从副驾跨了下来，爽朗地笑：“妹子，喃这小店儿，还挺难找。”
吴延西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这次来是给员工采办新年福利，他说话声音很大：“往后逢年过节年就给他们发水果，搬！”
在舞厅与汪晓东一面之缘后，吴延西被她的身材和样貌折服，尤其是跳舞时，是急处从宽的样子更让他心动。他天天蹲守在舞厅，没等到汪晓东，却等到汪晓玲，她抵不住吴延西死磨硬泡，留下水果店的地址。
自那以后，吴延西经常带着工头来买水果，成箱成箱地搬上车，偶尔他会找借口在店里坐会儿。一来二去，两人熟络起来。汪晓东看得出吴延西的心思，有意无意地问：“大哥，你成家了吧？孩子多大了？”
吴延西嗯了一声，说：“俩闺女。大的都十五了，看着没比喃小多少。”
吴延西1954年生人，比汪晓东大17岁。父母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他是家里老大，二弟在公安局，三弟在税务局。
汪晓东说，大哥，你这家庭条件真好，你得珍惜，多幸福啊。
吴延西的妻子，是父母所在大学的教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包办婚姻。
“哪么就幸福了？家都不爱回。”吴延西抽了一口烟，“没话儿。”
汪晓东意图明显，与其说劝人家珍惜家庭，不如说是劝自己别走错路。
面对吴延西越来越明显的暗示，她明确表态：“大哥，咱俩不可能。”
可她越拒绝，吴延西越是欲罢不能。接触一段时间，汪晓东身上精明强干的气质，更让他着迷——跟家里的世代书香全然不同。
捅破窗户纸之后，吴延西反倒自然起来，没事儿就守在店里。他啥也不会，就搬把椅子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坐下抽烟，看着汪晓东忙前忙后。汪晓东去送货，他就安排车或者人在后面跟着。
时间久了，跟过来的工头开始称呼汪晓东“小嫂子”。
汪晓东对这称呼有说不出的厌恶，几次警告无果，也就由他们去了。可是突然被照顾起来，心底反倒有小女孩儿的窃喜。像是突然有了依靠，身后不空，踏实许多。
她仍旧告诫自己，不能迈出那一步。
吴延西没有什么过分举动，就这么不离不弃地守着汪晓东，冬到春，再入夏。他说，我守你一年，再陪你过个冬，怕你冷。
四十岁的男人说起情话，真要命。
1992年夏末，大连热得反常，湿乎乎的空气稠住了，一丝风没有，热浪让人喘不过气。汪晓东一早收货、理货、出货，忙到下午两点也没顾上吃饭，突然就晕了过去。
老毛病，贫血性休克。
吴延踢开凳子，冲过去抱起汪晓东往医院跑，跑了两百米，又抱着跑回来，一脚踹醒车上司机，骂：“喃马了个碧，死银呐？”
出了医院，汪晓东没当回事，可吴延西急了。他按着汪晓东的膝盖，要跟她仔细谈谈未来。汪晓说，大哥你啥都不用讲，我都明白，可是不行。
“哪么就不行呢？”吴延西声音大得吓人，“我不说了我要离婚嘛！”
吴延西说过，只要汪晓东乐意，他就离婚，跟汪晓东过。
这话是有一天汪晓玲问吴延西，你这算追我妹？你可有家。喝过酒的吴延西立即回答，为汪晓东，我乐意离婚，众叛亲离也在所不惜。
听了这话，汪晓玲劝过汪晓东，吴延西不错，也挺认真的。你是时候往前走一步了，趁着年轻，为自己活一把。
汪晓东说，我顾不上这些，挣钱要紧，我得赶紧找回新娣。
她问吴延西，你条件这么好，干啥非在我身上费劲呢？找啥样的找不着。
吴延说，越能干的女人，越招人疼。你骨头硬，身子软，我就是想疼你。
面对执着的吴延西，汪晓东还是拒绝了，最后如实相告：“我在老家有个闺女。”
她接到我姥姥的电话，那户人家回来了。汪晓东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暂时没回去，原因有二。其一是凭借那时的经济能力，未必能把我买回来，逼急那家人再躲起来更麻烦；其二是把我接回来，日子怎么过还不知道。
水果店的生意还算可以，可是汪晓玲已经跟二愣子开始新的恋情，店里的事都是汪晓东一人张罗得多。再带孩子，她怕顾不过来，我跟着受苦。吴延西不信，他觉得汪晓东在蒙自己，或者是怀疑自己的诚意，于是说：
“我给喃买套房，咱们结婚。”
“大哥，我没骗你。”
汪晓东第一次主动攥住吴延西的手，把来大连以前的事说了。吴延西听完，甩掉手里的烟说：“那就变成三件事。接孩子、买房、结婚。”
汪晓东没话说了。
吴延西对她不赖，人也稳重，半年多，从未轻薄自己，就那么守着。汪晓东以为跟他说出孩子的事，他一定知难而退，没想到吴延西会斩钉截铁说接孩子回来结婚。
她动摇了，以往都是自己拿主意，这回罕见地征求汪晓玲的意见。正跟二愣子如胶似漆的汪晓玲就一句话：“早晚你都得找个人，为啥不能是吴延西？”
可汪晓东就是下不定决心。
吴延西没闲着，看房，买房，装修。房子都收拾完，又是一个冬天。他拉着汪晓东看新房，说，楼后面就是幼儿园，新娣回来上学方便。
他带她走到一楼阳台，“孩子回来了，你得在家照顾。要是闲不住，就在阳台打个门，开一小卖店。我觉得你闲不住，待着得难受。”
汪晓东说，大哥，你安排得都挺好。
“还叫我大哥哪？”
两人的事定了之后，吴延西催汪晓东赶紧回老家接孩子。
汪晓东辗转反侧了几夜。快两年了，新娣还认识她吗？会跟她走吗？还有我姥姥，能让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姑爷进门吗？
最后她跟吴延西建议，开春儿再去。汪晓东怕冬天，觉得干冷生硬，碰一下都疼。
吴延西不答应，说接孩子的事包在他身上。早接回，早结婚，一天都等不及。汪晓东不是拗不过他，只是觉得早晚得面对，横下心，围上我姥姥织的白围巾，跟吴延西上了车。
回到阔别近两年的家乡，汪晓东满是焦虑不安，几次心不在焉，走错了路。吴延西拉着汪晓东，转身直奔百货大楼。给我姥姥挑了一件皮草，给我小舅买了礼物，还特意买了红包，塞进一万块钱。
我姥姥倒没有像汪晓东担心那样，把二人扫地出门，还做了一桌子的菜，八成是觉得闺女这两年遭的罪不少。就像当年我姥爷说的那句，哪有爹妈不疼孩子的呢？
家里的炕比大连的床硬，但是烧得暖和。
吴延西没有跟她睡在一起。第二天，又拉着她去了百货大楼，买了许多孩子的玩具和零食，接着直奔我养父母家里。
在车上，吴延西攥着她的手，“你放心，这事儿不会有差池。”
为了让汪晓东听着舒服，他尽力说话不带口音。
汪晓东靠在吴延西的肩膀上，闭眼小憩。睡不着，心里就跟被火烤焦了一样，热乎乎一团，顶得喉咙发紧，上不来气儿。
再怎么克制，时隔两年见到我，她心里的滔天巨浪都从眼睛里淌了出来，脸上瞬时湿了一片。她坐在炕沿边，眼睛盯着躲在炕里的我，全然听不到吴延西跟别人说了什么。
她叫我新娣，起初我不敢理她。
大概是血缘的力量。虽然我将近两年没见过汪晓东，记忆中也没有这么个人。可是没一会儿，我怯怯地蹭了过去，抱着汪晓东的脸说：“阿姨，你好漂亮呀，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阿姨。”
汪晓东捂着嘴夺门而出。
回来时，吴延西已经帮我穿好衣服。养父母哭了，有些不舍，几次伸手想抱我回去，被吴延西躲开。最后他们说：“闺女你乖。叔叔阿姨带你去大连玩儿。”
说来奇怪，我竟然没哭，紧紧赖在吴延西宽厚的怀里。
那天是1992年12月7日，壬申年十一月十四，大雪。黄历上写着，宜嫁娶、入宅、安床。
汪晓东抱着不到三岁的我，沉甸甸地压得胳膊直酸，一直到家也没松手，胳膊都没换一下。我还是那么摸着汪晓东的脸，新奇地说：“阿姨，你真好看。”
吴延西的食指塞进我手里，轻声慢语说：“闺女，这是你妈，我是你爸。”
汪晓东说：“你跟你爸，没来由的亲。他说完这句，你就笑了。”
到家时，我姥姥问吴延西，给了多钱？
吴延西说给了三千块钱，当孩子两年的奶粉钱了，“买卖幼童，他们犯法了，敢不给咱们吗？”吴延西得意地说。
我姥姥没作声，转身直奔厨房，须臾端出一盘花生米，让吴延西坐下。
“孩子姓汪吧，要不还得改名儿。”
吴延西笑了，给我姥姥倒了一杯酒，附和：“是，我这姓儿不好，叫吴新娣是不好听。都听您的。”
回大连的火车上，汪晓东问了几次，吴延西才告诉她，其实额外还给了三万。汪晓东叹了口气说，我欠你的，这辈子咋还。
吴延西说，你再给我生个儿。
汪晓东没说话。
吴延西承诺汪晓东的事儿，基本都兑现了，除了离婚。待续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走马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