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异托邦
王 喆 译
我们知道，19世纪最大的困惑是历史学：发展和停滞的主题，危机和循环的主题，不断积累的过去导致死人所带来的巨大负担的主题以及可怕的世界降温的主题。
19世纪正是在第二热力学原理中才找到了它神话资源的主要部分。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些激起今天论战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发生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结构主义，或者至少是我们集中于这个有些笼统的名词下的东西，是为了在那些能够通过时间来分配的元素中间建立一个关系的集合而做的努力，这一关系的集合使那些元素似乎是并列的、相对的、彼此相互包含的，总之，使那些元素作为一种结构出现；坦率地说，在这里不涉及否认时间；这是探讨我们称作时间和历史的某个方法。
但是，必须指出今天出现在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理论、我们的体系的前景下的空间不是一次革新。在西方的经验中，空间本身是一段历史，无可否认时间与它的必然联系。为了粗略地描述空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在中世纪，空间是一个被分成等级的场所的集合：圣地和非宗教的场所，被保护的场所和与其相反公开的、无防守的场所，城市的场所和农村的场所（这些是赋予人类真实生命的）。对于宇宙论来说，当时有与天堂的地点相对的超天堂的场所以及与人间的场所相对的天堂的场所。也有这样的场所，即在该场所中，事物被安排在某个位置，因为这些事物先前被剧烈地移动过，相反，就是事物处于本来的位置和静止状态的场所。正是场所的全部的等级，全部的位置相对和全部的交错组成了我们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中世纪的空间的东西：定位的空间。
定位的空间是从伽利略开始的，因为由伽利略的著作所带来的真正的轰动，不在于发现，更确切地说不在于重新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而在于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并且是无限宽广的空间，以致于中世纪的场所在这个无限的空间中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事物的地点仅仅是在它运动中的一点，就好比一个事物的静止是它的无限缓慢的运动。换句话说，从伽利略起，从17世纪起，广延性代替了定位。
今天，位置代替了广延性，而广延性当初代替了定位。位置由在点和元素间邻近的关系确定。在形式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关系描述为一些系列、一些树、一些栅栏。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当代技术中位置问题的重要性：在机器的存储器中对于信息或一个计算的部分结果的储存，伴随着随机输出的离散元素的循环（很简单，就如汽车或在一条电话线上的各种声音），在一个集合的内部，对加标记的或用代码表示的元素的识别，这个集合或是被无目的地分配，或是被归为单义的类别，或是根据多义的类别被分类等等。
更具体地说，地方或位置的问题是以人口统计学观点向人类提出的。人类位置的最后问题不仅仅是知道在世界上，对人类来说，是否将有足够多的地方的问题——总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知道什么样的邻近关系，人类元素的什么储存、循环、定位和分类类型在这种或那种形势下，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应该被更好地保留。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下获得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造成目前的焦虑的原因，更多地是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有关。时间多半可能只是作为被分摊在空间中的诸元素间某种可能分配的游戏出现。
但是，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技术，尽管整个能够确定空间或使其形式化的知识网状系统，当代空间也许尚未完全失去神圣性——无疑与在19世纪即失去神圣性的时间不同。诚然，存在一些空间的理论上的非神圣化（在伽利略的著作中对此已发出信号），但我们可能尚未达到一个空间的实践上的非神圣化。或许我们的生活仍为一些我们无法涉及的、制度和实践尚不敢损害的相对所支配：作为全部资料为我们所接受的一些对立。例如，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对立，文化空间和有用空间之间的对立，消遣空间和工作空间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仍因隐蔽的神圣化而活跃着。
巴什拉的宏篇巨著，现象学家们的描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中。正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我们第一感觉的空间、幻想的空间、情感的空间保持着自身的性质。这是一个轻的、天上的、透明的空间，或者这是一个黑暗的、砂砾的、阻塞的空间。这是一个高空，一个空间的顶峰，或者相反，这是一个低空，一个烂泥的空间。这是一个能够像活水一样流动的空间，这是一个能够像石头或水晶一样不动的、凝结的空间。
可是，尽管这些分析对于当代的思考是基本的，但它们所特别涉及的是内部空间。现在我想谈的是外部空间。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吸引我们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这个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许能够进行这些各种各样的位置的描述，同时寻找关系的集合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个整体，我们可以描述这个位置。比如，描述一个确定经过的位置、街道、火车（火车是一堆特别的关系，因为这是通过它我们经过的事物，这也是通过它我们能够从一点到另一点的事物，这同时也是经过的事物）的关系的集合。通过一堆能确定这些位置的关系，我们可以描述咖啡馆、电影院、海滩这些临时休息处的位置。通过关系网，我们同样可以确定由家、房屋、床等构成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休息的地方。但是在所有这些位置中，有一些位置使我感兴趣，这些位置具有与所有其它位置有关的奇怪的特性，但以中断、抵消或颠倒关系的集合为方式，以致这些位置是被确定的、被反映出来的或经过思考的。可以说，这些与所有其它空间相联系的，但和所有其它位置相反的空间出自两种类型。
首先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地方。这些是同社会的真实空间保持直接或颠倒类似的总的关系的地方。这是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
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我认为在乌托邦与这些完全不一样的场所，即异托邦中间，可能存在一种混合的、中间的经验，可能是镜子。镜子毕竟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在镜子中，我看到自己在那里，而那里却没有我，在一个事实上展现于外表后面的不真实的空间中，我在我没有在的那边，一种阴影给我带来了自己的可见性，使我能够在那边看到我自己，而我并非在那边：镜子的乌托邦。但是在镜子确实存在的范围内，在我占据的地方，镜子有一种反作用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异托邦；正是从镜子开始，我发现自己并不在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自己。从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自己；镜子像异托邦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当我照镜子时，镜子使我所占据的地方既绝对真实，同围绕该地方的整个空间接触，同时又绝对不真实，因为为了使自己被感觉到，它必须通过这个虚拟的、在那边的空间点。
就本义而言，我们如何描述异托邦，异托邦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假设，我并不是说一个科学，因为这是一个现今被糟蹋得不得了的词，我是说一种系统的描述，在一定的社会中，以对这些不同空间、这些其它地方的研究、分析、描述、“解读”（就像我们现在喜欢说的）为目标。作为一种我们所生存的空间的既是想象的又是虚构的争议，这个描述可以被称为异托邦学。第一个特征，就是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这一点是所有种群的倾向。但很明显，异托邦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且可能我们找不到有哪一种异托邦的形式是绝对普遍的。但是我们将其分为两类。
在被称为“原始”的社会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危机异托邦的异托邦形式，也就是说有一些享有特权的、神圣的、禁止别人入内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留给那些与社会相比，在他们所生活的人类中，处于危机状态的个人的，青少年、月经期的妇女、产妇、老人等。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这些危机异托邦一直不断地消失，尽管还有少量的保留。比如，19世纪形式的中学，或是对于男孩子的兵役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成年男子总是在家庭“之外”第一次展示他们的性欲。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直到20世纪中叶，还存在一种被称之为“走婚”的传统；这是一个祖传的主题。年轻的女孩能够不在任何地点失去童贞，在此时，火车，走婚的旅馆，正是这个没有地点的地点，这是没有地理标志的异托邦。
但是这些危机异托邦在今天消失了，我认为被一些人们也许称其为偏离异托邦的异托邦所代替：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这些是休息的房屋，精神病诊所；当然这些也是监狱。除此以外，无疑还应该有养老院，可以说养老院处于危机和偏离异托邦的边缘，因为老年毕竟是一个危机，但也是一个偏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闲暇是一种惯例，游手好闲是一种偏离。
描述异托邦的第二个特征是，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因为在社会的内部，每个异托邦都有明确的、一定的作用，根据异托邦所处在的这个文化的同时性，同一个异托邦具有一个或另一个作用。
我将以奇怪的公墓异托邦为例。与普通的文化空间相比，公墓确实是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同所有城市或是社会或是乡村的地方的集合接触的地方，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碰巧有亲属在公墓中。在西方文化中，事实上，公墓总是存在的。但它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直到18世纪末，公墓被安放在城市的中心，教堂的旁边。在那里，墓地有可能的全部等级。有公墓藏骸所，在这里，尸体失去了最后的个体特征，有少量的供单个人用的坟墓，在教堂里面还有一些坟墓。这些坟墓出自两种类型。或只是带有标记的一些石板，或是一些带有雕像的陵墓。在现代文明中，坐落在教堂的神圣空间中的公墓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奇怪的是，就像人们笼统总结的那样，这是一个生成“无神论”的文明时代，也就是西方文化开创了人们所谓尸体崇拜的时代。
实际上，在人们的确相信尸体复活和灵魂不死的时代，很自然地，人们对遗骸并未给予基本的重视。相反，当人们不再确信有灵魂存在，不再确信尸体复活的时候，也许应该对遗骸给予更多的重视，总之，遗骸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和在话语中唯一的存在痕迹。
不管怎样，从19世纪开始，每个人有了拥有自己小匣子的权利，用于其个人的腐烂；但另一方面，直到19世纪，人们才将墓地置于城市的外围边缘。与死亡的个体化和资产阶级对于公墓的占为己有相关，死亡的纠缠作为“疾病”产生了。人们猜想着是这些尸体给活着的人带来了疾病，尸体存在并与住宅、教堂挨得很近，甚至于就在街道中间，这种空间上的邻近使得死亡本身蔓延开来。这个由于传染而蔓延的公墓疾病的主题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将墓地迁移到市郊。当时墓地不仅构成了城市神圣的和永久的风尚，也构成了另一座城市，在这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所。
第三个特征。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正是这样，在长方形的舞台上，剧场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连接起来。正是这样，电影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长方形场所，在大厅深处的二维屏幕上，人们看到的是三维空间投射在上面，但以矛盾场所的形式出现，这种异托邦最古老的例子也许就是花园。人们不应忘记，花园作为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的非凡创作，在东方有着极其深刻且可以说是多重的含义。波斯人的传统花园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它的长方形内部，应该集中四个部分，代表世界的四个部分，还有一个比其它空间更为神圣的空间，这个空间像脐带，在花园中间的世界的脐带（喷水池和喷泉正是在这里）。花园里的全部植物应该被分布在这个空间，这种小宇宙中。至于地毯，最初，它们出自对花园的复制。花园是一个地毯，在这个地毯中，整个世界臻于象征性的完善，而地毯又是一种穿越空间的运动的花园。花园是世界最小的一块，同时又是世界的全部。从最初的古代文化开始，花园就是一种幸福的、普遍的异托邦（因此，我们的动物园也是如此）。
第四个特征。最常见的是，异托邦同时间的片断相结合，也就是说为了完全对称，异托邦为把何物称为异托时开辟了道路。当人类处于一种与传统时间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异托邦开始完全发挥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墓就是一个高度异托邦的地方，因为公墓同奇特的异托时同时开始，对于个人来说，生命的失去就是这个奇特的异托时，再者，公墓也与几乎永生同时开始，在这个几乎永生中，公墓不断地毁灭和消失。
一般地，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异托邦和异托时是以一种相对复杂的方式来安排的。首先是无限积累的时间异托邦，比如博物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是异托邦，在这些异托邦中，时间一直不断地积聚和栖息在时间本身的顶峰，尽管在17世纪，直到17世纪末期，博物馆和图书馆仍然是个人选择的表现。相反，积累一切的念头，组成一种一般档案的念头，在一个场所，包含所有时间、所有时代、所有形式、所有爱好的愿望，组成一个所有时间的场所，这个场所本身即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啮蚀的，在一个不动的地方，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连续不断的、无定限的积累的计划，好吧，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现代特色。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为19世纪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异托邦。
面对这些与时间的积累相联系的异托邦，相反，存在一些与这样的时间相联系的异托邦，这些时间更琐碎，更短暂，更不稳定，并且以节日的形式。这是些不仅共时性的而且完全历史性的异托邦。这些就是市集，市集是处于城市边缘未占用的、令人赞叹的地方，每年一次或两次，市集上满是小船、货架、古怪的东西、摔跤的、耍蛇的女郎和女算命的。最近也是这样，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历时性的异托邦，就是度假村；这些波利尼西亚的乡村给城市的居民提供了短短三个星期的原始、永恒、不加修饰的生活；此外，你们看到通过这两种形式的异托邦，节日异托邦和积累起来的时间之永恒异托邦接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德热尔巴的茅舍与图书馆和博物馆很相近，因为在恢复波利尼西亚生活的同时，人们废除了时间。但这毕竟是重返的时间，这是像在一种直接的高深学问中追溯其根源的整个人类历史。
第五个特征。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一般地说，人们无法自由进入一个异托邦的场所。或者是被迫的，这是军营和监狱的情况，或者必须服从一些宗教仪式和净礼。只有经过一些许可，并且当人们完成了一些行动的时候，人们才可进入。此外，还有一些完全用于净礼活动的异托邦。净礼指半宗教、半卫生的净礼，就像在穆斯林的土耳其式浴室中，或者指表面上完全卫生的净礼，就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蒸汽浴室中。
相反，一些其它的异托邦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些异托邦的场所，但老实说，这仅仅是一个幻觉：人们认为进入其中，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其实是被排斥的。比如，我想起了存在于巴西，一般地说，是南美洲，大农场的少有的房间。通向这些房间的门不是朝着一个家庭生活于其中的中心房间，任何经过的人，任何游客都有权推门，进到房间里并且在此睡一宿觉。不过，这些房间是这样的：经过此地的人从未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心，他完全是过客，确实不是应邀者。现在，这种类型的异托邦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几乎消失了，也许我们能在美国汽车旅馆的少有的房间中重新见到它，人们和他的汽车以及他的女友一起进入这些房间，在此，非法性行为是绝对掩蔽的，同时又是绝对隐藏的，是分开的、各在一边的，但又不在露天。
异托邦的最后一个特征是，与剩余空间相比，它们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发挥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也许现今人们感到被剥夺了的这些少有的关闭的房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起的正是这个作用。或者相反，创造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真实的，与我们的空间同样完美，同样细致，同样安排得很好的空间，这是混乱的，安排得不好的。这也许不是幻象异托邦，而是补偿异托邦，我琢磨着是否某些殖民地没有完全按这种方式运转。
在某些情况中，在地球空间的全面安排方面，殖民地起了异托邦的作用。比如，我想到了17世纪第一次殖民化浪潮时由英国人在美洲创立的清教徒社会，这些社会源出其它绝对完美的地方。
此外，我想到了在南美洲创立的耶稣会会士的特别殖民地：令人赞叹的、绝对安排得好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中，的确实现了人类的完美。巴拉圭的耶稣会会士建立了一些在其中的每个地点生活都被安排得很好的殖民地。在长方形的广场周围，村庄根据严格的布局来分布，在广场的深处，有教堂。教堂的一边是中学，另一边是公墓，一条林荫道展现在教堂的对面，与另一条呈十字相交。沿着这两条中心线，每个家庭都有它的小屋，因此，基督的符号如实地到处再现。基督教徒是这样用他的基本符号来标出美洲世界的空间和地理的。
个人的日常生活不是用哨子而是用钟来安排的。每个人在相同的时间被唤醒，在相同的时间开始工作。中午12点和下午5点吃饭。然后休息，在午夜12点，夫妇们醒来，也就是说，修道院钟响的同时，每个人履行他的义务。
关闭的房屋和殖民地，这些是异托邦的两个极端类型，如果我们想到毕竟船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从关闭的房屋到关闭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寻找在殖民地的花园中藏有的更珍贵的东西，那么你们就理解了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从16世纪到今天，为什么船当然既是经济发展的最伟大的工具（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又是想象力的最大的仓库。在没有船的文明社会中，梦想枯竭了，侦察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
(本文为福柯于1967年3月14日在建筑研究会上的讲演，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原载Dits et ecrits 1954—1988, Gallimard,1994 ， p. 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