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猛：为什么中国学生特别需要通识教育？
李猛教授
通识教育的意义
通识教育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意义各有不同。对于老师、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对通识教育各有其不同的关注点。但对于老师或者学者来说，比较关心的主要有两方面。
首要意义是如何能把自己做的学问与教育结合起来。每个学者在治学时都面临严格的专业化要求，但教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讨课不大一样。
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大学教育融汇了来自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传统：像哈佛这样的本科学院强调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而像约翰·霍普金斯这样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则比较重视精深的学术研究。
这两个传统在美国比较好的大学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通识教育是要把学术研究专业化的努力，与面向非专业且不一定做学术的本科生的教学结合起来，这对学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教师还关心如何沟通不同的专业领域。无论是做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不断趋向专业化的结果是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困难。
现在中国大学体制发展的趋势使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通识教育可以提供一个让学者去谈论、通过研究获得的比较重要的想法的平台，以推动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交流，这对学术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
经典阅读与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经典阅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文学科里经典阅读是主要的训练方式。这一方法即使对于许多社会科学，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社会学有诸多研究分支，其学科的统一性相当程度依赖于经典传统与文本里比较系统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
从表面看，经典阅读对于建构学科传统与形成对基本问题的理解有很大帮助。但从更深层次看，经典文本实际上往往包含了一些对于比较重要的人性问题的共同思考。
例如莎士比亚和柏拉图的文本虽然相隔很长时间，在历史环境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异，但同样相隔几百年、并且文化背景与欧洲迥异的中国当代阅读者同样会产生共鸣。这种经验对于理解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甚至对于思考我们今天的生存处境来说都非常重要。
阅读者会意识到，在今天遭遇的特定历史社会处境中的许多经历，可能是人类文明在不同处境下不断遭遇的共同困境，以前的各种智慧、制度与思想的努力都与此有关。
在此基础上，学习者会对理解今天人类的各种处境有一个更深入的文明视野，这对于今天中国来说更为重要。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传统在近代遭到很强的质疑，而且新来的文明传统直到今天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多隔膜之处，现代中国的文明处境在今天是未定的。这才需要通识教育给我们在面临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所有问题时提供一个更大的视野，使专门化甚至琐碎的学术研究与大的问题能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另外，经典阅读并非高高在上，它同样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以经典为主的通识教育，能够提供一个将个人日常生活经验与文明背后的传统问题连通起来的交汇点。
这是通识教育更大的意义，但它只能落实在非常具体的文本阅读与文本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中的某一文本之所以费解，既有可能是文字不通或具体论证的环节难以把握，但也有可能是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问题不明白。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无论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一定要能够面对日常生活每个人经验中最强烈感受触动我们的东西。
传统的大学教育很容易使学生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认为书里的道理不过是说说而已，而学生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其实与之毫无关系。学生们常常认为，读了书不过是学了些答案，能够在课后论文或者考试中写给老师看，而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写下的那些道理。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办法让学生真正去严肃面对道理，让他觉得经典中的道理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而不是藐视或痛恨真正的道理。
一个文明没有能力让人类的智慧和学习者的生活发生关系，是这个文明本身的弱点。
在我们中国，过去一度对其文明的道理与生活的关系相当认同，但到了近代，不少人认为是因为太相信了传统中的道理，以至于没法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下来，所以慢慢会把原来文明中建立的读书、智慧和生活的关系给斩断了。
所以我们现代中国得找到办法把它们重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方式，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教育中，都需要许多尝试和探索。通识教育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深入到经典这个层面的努力，有助于实现这点。
然而，通识教育绝不是只有经典阅读一条途径。例如：芝加哥大学有许多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他们就不是只阅读经典。教育的关键是各种学术形态怎么能找到或者回到与大家生活有关系的地方。其实哪怕对于一个理科生，经典阅读恐怕也还是相当重要的。
毕竟所有人都要生活，而人文经典和人之为人无法逃避的那些问题有关。当一个人阅读真正的经典时，才会想到人类文明曾经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没有与前人一起思考过这些经典中的问题，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想到一个问题曾经有这样的思考深度，背后有这样完全不同的世界。只有有过这样的经历才会觉得，上大学是值得的。
所以大学通识课应该一开始就给学生这样的视野，让他觉得读大学是应该的，能对他的人生会有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