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轶事——遥远的敖鲁古雅

遥远的敖鲁古雅

         作者 铁道兵三师十三团电影组 

我第一次听说敖鲁古雅这个名字是在1971年的3月5日。那时我刚刚结束在辽宁省义县七里河的新兵训练，和我们2300多名，1970年12月入伍的新战友一起远赴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古莲区西林吉镇的铁道兵三师十三团的营地。

早6时左右，天还没有亮，火车终于在行驶了两天三夜，之后，停在了当时一个叫牙林线的满归火车站。车门一打开，迎面是一座黑白色的大山，山顶上有一个瞭望哨，我当时以为这里就是国境了，马上就有些紧张的感觉。山上山下到处都是皑皑的白雪，山上长满了白桦树和土红色的落叶松，由于天还没有太亮，落叶松在白雪的映衬下，感觉就是黑色的。天气格外寒冷，刚下火车，每个人的身上都腾腾的冒着热气，很快皮帽子上、大衣领子上都结上了一层白白的霜，就连领章上也蒙上一层霜。紧接着以营连为单位，在火车站前集合，然后以连为单位开始点名上车。每连配属3台军绿色敞篷解放车，负责运送新兵的车，每台车的前后都用红纸贴着编号，我们上的车是27号，在路上知道了汽车是师汽车营的，大约有近百台，每台车24——25个人，把背包放在下面，然后坐着自己的背包上。背包摆好以后，车上留一名老兵照看行李，大家下车排队，从火车站向街里走去，汽车也随着我们向街里开去。当时的满归火车站，是满归林业局所在地，所谓的街，也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两栋灰瓦白墙的大房子，一处是林业局办公机关，另一处是林业局招待所。还有几家商店和饭店。民房沿着公里两侧稀稀拉拉排列着，居民主要以林业工人为主，住着泥夹心的木板房，就是两面是木板，中间加泥的房子，这种房子工艺简单造价低，在大兴安岭到处可见。

我们喊着一、二、三、四的队列口号，来到满归林业局招待所，这时第一批已经走出食堂，第二批正在进入餐厅，我们列队等着外面。只听带队的高喊一声，“三营全体注意，‘涛涛地乌苏里江’预备…唱”！

全体高唱了起来，这是一首当年珍宝岛事件以后在全国流行的歌曲，是我们在新兵训练时就必须学会的一首歌曲，至今我还会唱，唱完以后，身上觉得热乎了很多。

食堂也是多用的，好像后来到部队以后的“三用堂”，既开会，学习、食堂。里面一次可容纳一个营就餐，有四、五十张桌子，桌子有临时用木板做的，每桌十个人，全都是站着，桌上摆着两盆菜，一盆是猪肉炖粉条子，一盆是炖豆腐，主食是白面馒头，大米饭。这是我们从七里河出发，过白城兵站以后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这也是我进入大兴安岭的第一顿饭，也因此印象很深。

阳光透过火车站对面的大山，把满归小镇涂上了一层金光。我们开始上车。后来知道，满归镇现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根河市，我们入伍时属于黑龙江省额尔古纳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在根河镇，就是现在的根河正北偏东，约一百五十公里左右，激流河与孟库伊河在这里交汇。

早8点，我们准时出发，车队沿着满归镇狭长的街路拐过一座桥，这是到满归一座标志桥，以后看到这座桥，就知道到满归了。一直向东北颠簸着。刚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要求，面向着汽车行驶的后方，就是背冲着前进的方向。汽车不时地将我们连人带背包颠起老高，因为这条所谓的公路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当时只不过是一条运木材的简易公路，我坐在车上，看不见前面的公路是什么样，可是，从感觉到的颠簸，知道是一条非常简陋的公路。汽车行驶一阵子后，我们开始感到浑身发凉，两脚不停地磕打着。这时，已经有的战友开始站立了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站了起来，在车上跺着脚，汽车颠簸着继续向前行驶。

车队在一个大拐弯处停了下来，车下面喊着，：“全体下车，原地休息10分钟，然后以车为单位，跟在车后面跑步前进”。大家陆续下车，停车的左前方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开阔地，茂密的灌木丛从厚厚的积雪中露出一堆一堆的树冠，就像是人工培育园林景观的一样。灌木丛中稀稀拉拉地挺立着一些高大的落叶松和白桦树，显得有点不规则，通过这片开阔地可以看见远处的木房子，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木房子就叫“木刻楞”。我们的军列一过扎兰屯，铁路两旁到处都有这种木房子，因为在林区，就地取材，建起来既简单又实用。

我向站在车旁驾驶我们这辆车的老兵走过去，并递给他一支烟，“老兵抽一支”，老兵接过烟，说：“这是好烟那，人参烟，那你一定是吉林人了”，“对，我是白城入伍的”，“那你是白城人”？“是的”，“城里的”？“是的”。老兵个子不高，还没有我高，人也挺瘦的，是1969年入伍的海城兵，当时告诉我他家的乡镇，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是知道他姓张，人很好，是师汽车营的。我又问，“张老兵，前面那些木头房子是什么地方”？“啊，哪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原来在这里，鄂温克听说过，不过敖鲁古雅第一次听说”，老兵往前指了指，“这个地名就在前面大树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我默默地记着这个地名“敖鲁古雅”。

这时，前面几声哨声过后，“三营全体注意，汽车先开走，全体跑步20分钟”，汽车按着喇叭向前驶去，说心里话，现在我们也都有点冷了，队伍跟在汽车后面向前跑着，大家把在部队发的所有的御寒服装都穿上了，内衣内裤、秋衣秋裤、棉袄棉裤，还有一件棉背心，外加皮大衣，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严严实实。跑着跑着，开始发热了，有的干脆把棉帽子卷了起来，前面的连队已经开始慢了下来，我们也就随着口令，由跑步变为走步，汽车等在路旁，我们一直向前找到了我们连的27号车，大家开始陆续上车，因为我坐在后面，还没等我上车，驾驶员喊我，“小宋，来，到驾驶室来，我说，不用，你来吧，有地方”，我看了排长一眼，排长明白，说“去吧”。

驾驶室里我与这位69年入伍的海城兵一边抽烟，一边聊了起来，我当然不会放过向这位老兵打听敖鲁古雅的事情，他给我讲，“咱们现在看到的房子是1964年，咱们铁道兵给建的，原先他们在原始森林里生活，以打猎为生，住在“撮罗子”里”。“什么叫撮罗子”？张老兵的助手是位1970年入伍的河北兵，说话瓮声瓮气的还带着一种家乡口音，后来知道是河北宽城一带的口音，“就是用几根木头杆子，把上面一绑，下面岔开，然后上面盖上犴皮什么的”。我没有见过，还是有点不明白，他又说，“以后你看见就明白了，敖鲁古雅里面就有”，“啊，好的，敖鲁古雅，这个既陌生，又神秘的地方，以后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汽车在这世界上最难走的公路上缓慢的行驶着，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样子，部队又开始跑步，上车后，尽管张老兵还让我坐在驾驶室里，我还是很自觉的坐在了车上面，让一个湖北麻城的新兵坐在了里面。我坐在上面，向后面看着渐渐远去的森林、大山，茫茫的雪原，还有敖鲁古雅。汽车一会拐个大弯，走上用落叶松一根挨着一根铺的路，一会走过用圆木摞起来的桥，汽车的左侧始终有一条河，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河，问了几位我们12连的老兵，他们也都叫不上名。直到下午快五点时，带新兵的副指导员告诉我，“这条河我可知道，叫古莲河，过了古莲河大桥，就到我们12连了”。说的对不对，当时我不知道。到部队以后我查了地图，知道了，从满归出发，我们开始沿着激流河，拐个弯以后就沿着敖鲁古雅河，再后来就是一直沿着老潮河向东北方向行走，到古莲河大桥时，那是大林河，只是大桥的地方在古莲区，大家就约定俗成的叫古莲河大桥。从古莲河大桥再往下就是大林河注入额木尔河的河口，额木尔河这是大兴安岭岭北水量比较充沛的一条河流，在一个叫兴安镇的地方浩浩荡荡地注入黑龙江。

1971年的6月初的一天，我结束了在塔河三师放映员学习班为期40天的学习，准备第二天返回十三团，这时505部队，也叫铁道兵东北指挥部的放映员，也是我们这次学习班里唯一的一位女兵候阳问我，“小宋，我听说通往樟岭的火车不通了，你知道不”，我忙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不通了”？“有两座桥被洪水冲垮了，那你怎么回去呀”？“那就麻烦了，我得去问一问”。我急忙向师部招待所赶去，因为师里正在办学习班，各团都有人参加，我们团政治处的王副主任是带队的，这期间我去招待所看过他们，还有政治处的柴玉宝书记，有宣传股的干事、后勤处的助理员，司令部的参谋8个人，当时王副主任让我和他们一起回团。王副主任说：“师里正在给我们联系，看什么时间能抢修完”。我心里有了底，只好等了。

第二天，王副主任决定不再塔河继续等了，因为还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抢通，决定绕道加格达奇，从满归回我们团。这一绕可就远了，从塔河到我们团坐火车到樟岭，然后再坐我们团的交通车，只有260公里的路程。就是晚上从塔河上火车，第二天凌晨3点到樟岭，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西林吉了。这样一绕行，可就远了去了，我们的驻地在塔河西北的西林吉，就是现在漠河县的火车站站前，这样绕行，我们得从塔河向西南到加格达奇，然后再从加格达奇转车向西偏北，经阿里河，就是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再经吉文镇、克一河镇、伊图里河镇，到根河市，就是当年的额尔古纳左旗，然后再转向东北方向，经金河、牛耳河、阿龙山最后到达这条铁路的终点站满归。我们连续坐了两天一宿的火车，比原来的路程多绕行了800余公里。这也是交通不便带给人们的出行成本。在第三天下午到了满归，因为这条铁路当年支左和实行军事管治的部队都是铁道兵，又大都是我们13团的。在火车上我们一行不时地遇到一些当地的人士，特别是当火车停在根河站时，上来几位衣着不同寻常的人，其中一位在车厢过道一眼就认出了王副主任和同行的几位干部。我和几位不熟悉的干部赶忙让座，他们一起愉快地聊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只是感觉到他们谈得很愉快，当我知道其中一位是额尔古纳左旗的革委会副主任，一位是敖鲁古雅乡的乡长，还有办公室的秘书等，我仔细地打量了这几位地方领导，一看就是民族干部，穿着黑色双排扣的皮上衣，还有一位穿着土黄色双排扣的鹿皮上衣，在那个年代都是相当时尚的，后来我知道在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有些民族都是跨国界居住的，只不过是属于不同的国籍，如鄂温克、鄂伦春、布里亚特蒙古族等。车上他们一再邀请我们一定要到敖鲁古雅去做客，都是老朋友了，接下来知道，我们一行接受了邀请，准备下车以后直接去敖鲁古雅。后来我知道，在民族地区工作，只要不是出格的事，一定要尊重民族干部，这种邀请也是增进部队与驻地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民族问题没有小事。当时我心里高兴的嘭嘭直跳，我终于可以走进这个陌生、神秘的敖鲁古雅了。

下车以后，团里的大客车已在车站等候了，我们及额尔古纳左旗的领导一起上了大客，我以为我们直接就去敖鲁古雅了，原来当时敖鲁古雅乡政府的驻地在满归镇西侧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比较大，有一栋红砖灰瓦的办公室，对过是个大仓库，侧面是汽车库，和一个大煤堆和劈材堆。我随着领导们一起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室周围是摆了一圈长木条式的座椅，座椅前摆着黄色的茶桌。大家坐下以后互相寒暄了一阵以后，额左旗的领导为我们介绍了敖鲁古雅乡的生产生活情况。“现在猎民生活过的很好，得感谢你们铁道兵，让鄂温克族猎民过上了定居的生活”。王副主任问“他们定居以后怎样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生活没问题，生下一个小孩，国家就给补助18块钱，长到18岁，就是国家的护林员，发给一杆枪，每月还给37块，还有边远地区补助费33%，他们还打猎，好猎手，打黑鼠，每张皮收购价是4元钱，这个季节每天早上能打200多张，钱他们个人得一半，交乡里一半”。我听到每天一个人能打死这么多黑鼠时很惊讶！这么打下去，不就打没了么？以后还打什么呢？黑鼠是大兴安岭的一种珍贵的野生动物，体积比花鼠大，毛皮很值钱。鄂温克猎民还猎取水獭、鹿、犴、黑熊、狼、狐狸、狍子、野猪以及乌鸡、飞龙、松鸡等。除此以外，他们还驯养驯鹿。

晚饭在乡政府食堂，一共有十四五个人，大家围坐在一起，桌子上摆着烤狍子腿、猂鼻子、熊掌、炖乌鸡、飞龙汤，除了干豆腐炒蒜苗和绿豆芽外，都是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吃过的美味佳肴，一位女服务员从食堂里屋拿着一个大搪瓷缸子走了出来，乡政府的那秘书和一位女同志抬一箱子白酒，那时的白酒包装是用木头箱子，每箱24瓶，然后只见那秘书他们两位把酒瓶子打开，往缸子里倒酒，最少倒了三瓶，然后直接端到额左旗副主任面前，当时我还以为这位副主任这么能喝酒，这时，副主任站了起来，用食指沾了一点酒向上弹了一下，然后又向旁边弹了一下，又往地下弹了一下。我们一边看着，一边小声议论，我说这是蒙古族的习俗，后来那秘书告诉我，这位副主任是布里亚特蒙古族。副主任双手端着缸子，说了一些感谢部队的话，还说“明天我们一起到敖鲁古雅去看一看，乡政府以后要搬过去”。说着，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然后把缸子交给坐在右侧的乡长。乡长是鄂温克族，说话声音不大，也说了一些感谢话，我记得很清楚一句话，就是“就连这酒，也是你们部队给我们的呢”，然后双手端起酒缸子喝了一口。就这样依次往下轮，轮到我了，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双手端起酒缸子，说了一声，谢谢，也喝了一口，由于激动，一下子就灌了一口，呛得直咳漱，脸也发红，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说“这缸子也太大了，这口酒喝多了”。乡长看我说“喝的好，喝的好，喝酒，就得大口喝”，然后也笑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又见了两次乡长，每次都说，“今天还得大口喝”。乡长话语不多，人很实在，看上去很不好接触，其实则不然。人就是这样，有的人满面笑容，心里的确很冷，有的人外表很冷，却是热心肠。

晚上我们住在乡政府，一共有两个房间，每个房间4个人，是用于接待上级领导和外来客人的，我准备和大客司机一起去我们团转运站住，那秘书说，“小宋，你住在这里，还有地方”，乡长也说，“就住在这里，别去转运站了”，那秘书带我到了办公室，指着里边的床，“你就住在这里”，“你住哪里”？他说“我到前边找地方”，我说“不用了，我自己带着行李呢，在桌子上住一宿就行了”。那秘书说“那好吧，就委屈你了”，我说“我们在部队也是住的木板铺”。我躺在桌子上，和那秘书一起聊着，他问我，“老家是哪的”，“白城的”，“那咱们是老乡，我家是科右中旗的”，我们的确不远，不到二百公里，那秘书是在呼伦贝尔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额尔古纳左旗的，然后又分配到敖鲁古雅教小学，后来调到乡里当秘书，家安在了根河。我问那秘书“在这里工作你能习惯吗”？他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就感觉这里就是你的家了”，“那你是扎根边疆了”？“不是，不是，从来也没有想过扎根边疆的事，只是这里边疆补助费较高，工资也多开点”。此时，我看不见那秘书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只有不到四十岁的年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样子，我知道，一个人在外闯荡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还告诉我，乡长叫何林（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怎样写，因为是音译，后来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乡长照片的名字），今年四十多岁，是鄂温克族，建国前就参加革命了，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原来在海拉尔那边工作，后来调这里的，是中央候补委员。还讲了乡里的其他人，包括两名刚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一位是鄂温克族，一位是蒙古族。最后说，“我们这里也快有电影队了，你复员后到我们这里放电影吧”，“我当兵还不到一年呢，离复员还早呢”。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一行，还有副主任和乡长他们也一起上了大客车，车上还有从满归下火车返回部队的军人和家属。近一个小时后，我们从公路拐进了敖鲁古雅，这回我第一次看见了钉在大树上，写着“敖鲁古雅”四个字的牌子。

六月初的大兴安岭冰雪刚刚融化，加上一场降雨，地表到处是一片泥泞。落叶松刚刚发出针一样嫩叶，白桦树的枝桠上也长出了一芽小叶，远处的山峦也开始显现出一片生机，大兴安岭的春天又来了。泥泞的乡路，坑坑洼洼，满是积水，大客车颠簸、扭动着前行，在敖鲁古雅的一个较高的木刻楞前停了下来，当地干部邀请王副主任一行下车看一看，我也跟了下去，停车的地方是乡供销社，前面是个稀稀拉拉的长着落叶松和一簇一簇的白桦树的开阔地，乡领导介绍，这个开阔地将来要建一个大广场，东侧是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前面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沿大道建有一个一个的木刻楞房子，每家都是独门独院，后面和西面都是用栅栏围起来的鹿圈。用现在的话讲，这些街道和木刻楞都建在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地表上还长着低矮的灌木和塔头墩子。乡领导把我们领进一个靠近广场的木刻楞房子，额左旗的副主任介绍，这就是何乡长的家，这是一个三开间的房子，里面很宽敞，左侧有一个客厅，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几张大合影照片，里面还有毛主席，是何林乡长参加党代会和民族团结进步大会时的合影，右侧是寝室，后面是厨房，地面全是木质地板，据说，敖鲁古雅乡居民都住这样标准的房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别墅。从木刻楞出来，见到供销社东侧的落叶松林里有一个用十几根木杆绑的一个木架子，我想起了那位老兵说的可能这就是“撮罗子”，只是没有搭上犴皮。我问那秘书，“这是什么”？“是撮罗子” “放在这里干什么”，“有领导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没办法见到山里住人的，就在这里搭一个撮罗子，让外来人参观，别小看这个撮罗子，好多画报上登的撮罗子都是这个”。一些好奇的小孩和老人围在汽车跟前，他们大都穿着白茬的鹿皮袍子，也有的鹿皮外面挂着蓝色的外罩，还有的小孩头上戴狍子或是鹿头做的皮帽，向里面张望着，我问一个小孩说“你坐过汽车没有”，他摇摇头，那秘书说“不光他没坐过，就连他的爷爷奶奶们都没有坐过，这里好多人都没有见过火车，这个季节除了年龄大的和小孩在家里以外，其他的人都进山了”，“他们是打猎吗”？“这个时候主要是放驯鹿”。王副主任他们和当地的领导们一边指着前面，一边谈着什么，还不时的发出笑声。最后王副主任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再三挽留，我们直接返回了部队。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敖鲁古雅，可以说我上次路过这里时的愿望实现了，我不仅走进了岭北鄂温克族居住的敖鲁古雅，而且还认识这里的乡领导和那秘书，也知道一些鄂温克族的民风民情。

我第二次走进敖鲁古雅是这一年的春节前，部队组成两个走访慰问组，我们组带队的是政治处胡中溪副主任，还有群工股的张股长、吕干事，我们电影组有69年老兵和我。我们负责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额尔古纳左旗、大杨树煤矿、齐齐哈尔铁路局军事代表处、四平留守处、七里河二营、羊圈子四营七个单位，春节前我还要返回团部。因为距春节只有20多天了，可以说是时间紧，点多线长，我们第一站就是敖鲁古雅，经过5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下午1点多就到了，汽车停在了紧挨着供销社的一座新建的会议室前，从里面走出几个当地的干部和几个猎民，张股长和吕干事把胡副主任介绍给何林乡长和其他当地干部，几个猎民帮我们把放映机卸了下来，放到了会议室室内，这是新建的会议室，也是木刻楞式建筑，可以容纳300来人，里面是地火龙取暖，看来是刚刚点燃不久，室内还有漂浮的生烟，我忙着把门打开，让他们放一放烟，我告诉他们，要不然就会看不清，影响看电影效果。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乡里学校校长，这位是猎业队队长，叫老八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八月，也是印在我脑子里最深的一个鄂温克猎民的形象。还有其他几个猎民的名字，由于时间太久，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老兵指挥着，我从工具箱里取出银幕，挂在主席台里面，把扬声器放在了银幕的左侧，又把扬声器线沿墙角拉了过来，从台上搬来一个会议桌，因为我们这次是16MM放映机，所以得把放映机摆放在桌子上面，又把电源线接好后拉到放映机前，又把两个装放映机的箱子放在地火龙上，要等上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将放映机从箱子里取出。因为大兴安岭的一月份也是最冷的季节，室外零下40多度，我们在交通车上冻了5个多小时，人还没有缓过来呢，机器也是一样的，要等到箱子里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样时才能打开工作。“现在咱们先把机器放在这里，过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过来，先跟我走吧”校长一边说，一边拉着我们两个往外走，一边介绍着说“这个广场是今年十三团帮助修的，全是从外面拉来的沙土垫的，这条路也是你们团今年修的”，我看着积雪覆盖的广场和路，还能看得出路面是起脊的，广场的边缘还有堆土。我说“6月份我从这里路过，当时走路都困难，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积水和泥”，校长接着说“现在可好了，下多大的雨，广场和路都没事，全都是砂石路，还有排水沟，都是你们铁道兵帮助修的”。校长看了看表说“他们还没有开完会，你们吃不吃鱼？当然吃，走，我们叉鱼去”。

敖鲁古雅乡的西侧不远的地方是激流河水形成的一个河湾，面积不大，宽窄不一，这时校长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冰钎和一个带戗刺钎子，就好像是用细铁筋锻造后，既有尖又有戗钩，也可以叫单刺鱼叉。河湾上的冰面上是一层积雪，所以不滑。他在一个已经穿开的冰窟窿前停下后，用冰钎几下就把冰窟窿打开，又用旁边的一个用铁丝编的网子捞出冰块，然后看着冰窟窿，我们在一旁惊奇地等待着，这时水里面冒了几个气泡，只见校长举起了鱼叉，水面上出现一个小漩涡，就在我们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之际，校长手起叉落，从冰窟窿里提出一天大白鱼，足有二三斤，这时又来了一条，校长照样拿下。校长说“够了，我们回去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精彩的捕鱼方式，用现在的话说，既原始又时尚，看来这里的鱼真多。

我们又回到会议室，吕干事说“我们先放电影，然后再开饭，你们先垫补垫补”，说着给我们拿来一包饼干。我们架起放映机，告诉校长可以发电了，只听不远的发电机房里发出了突突的响声，这是敖鲁古雅乡新安装的发电机，我们调好光后，将扩音机打开，试了试话筒。乡长拿着话筒，对部队的慰问表示感谢，并讲了部队几年来对敖鲁古雅的帮助，修路、建广场，派卫生队为猎民看病等等。胡副主任讲了，敖鲁古雅猎民对部队的支援，表示感谢，最后说“要加强军民团结，建设好祖国边疆，保卫好祖国边疆”。

我们开始放映电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会议室里有200多人，我看这些猎民的表情，好像他们大多数听不懂电影里面讲的是什么和唱的是什么。可能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意思，只是在座山雕上场时，他们议论一番，小分队和杨子荣上场时他们有的喊解放军，有的喊是铁道兵，然后发出一阵笑声，电影最后胜利时，他们热烈鼓掌。

电影放完后，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被让到何林乡长家里，热气腾腾的菜已经摆上了一桌，乡长坐在正面，右侧是胡副主任，乡长指着我“小宋，坐在这里”，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他让我坐在他的左侧，我忙摆手不坐，让张股长坐在左侧，我和校长坐在一起。乡长夫人在忙着端菜，她长得白质清秀，高颧骨，这是鄂温克人特有的面部特征，穿着上身系扣，下面是裙子的一体式的鄂温克民族服装，另一位鄂温克妇女也是一样的装束，里外的忙活着。乡长又端起了大缸子，说了几句敬酒的话，然后自己喝了第一口酒，从右向左依次喝，我们的老兵趁机走开了，又轮到我喝了，乡长又说“小宋，大口喝，多喝点”，我笑着喝了一口，然后交给校长喝。乡长又讲起上次喝酒的事，大家都笑了起来。桌上都是美味佳肴，有熊掌、猂鼻子、鹿肉、狍子肉、飞龙、乌鸡，最后上来了烤鱼，就是校长领我们一起叉的鱼，叫山蜇喱鱼，现在也叫冷水鱼，产于高寒地区，因为鄂温克人不食鱼，所以这里的鱼很多。室内气氛热烈，大家有说有笑，我是什么好吃就吃啥，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和拘束。我真不知道我们老兵为什么走，我还以为是乡长和我说话多，人家挑理了。后来我问了我们没吃饭老兵，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看到那几个猎民和其他几个人，就吃不下了，嫌人家埋汰。后来我们去敖鲁古雅又发生一次这样的事，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他们当时是个什么心态，用现在喜剧演员范伟的话说“都是同样的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这次敖鲁古雅让我大开眼界，亲眼看见了凿冰叉鱼，又再次享用了“国宴”上的待遇，也从此对“国宴”不屑一顾。这次放映完以后，我们又去了根河、大杨树、齐齐哈尔、四平、羊圈子和七里河，七里河结束以后，无论是带队的领导，还是老兵都回家过年去了，反倒是我，因为七里河的一个营和羊圈子一个营没有电影队，指挥所的孙副团长，往团里打了个电话，就不让我回大兴安岭了，就留在指挥所了，为二营和四营放电影。我理解，那时除了电影以外，部队没有任何文化活动。一直到一年以后的4943工程结束，我才和指挥所的战友们一起回到了大部队。

我第三次去敖鲁古雅是为铁三院放映完《铁道兵战斗在大兴安岭》后，团首长让我们去敖鲁古雅乡为猎民们放映这部电影。1973年的9月上旬，我们在团里十多个放映点放映完后，由团政治处群工股张股长带队，去敖鲁古雅。这次我们电影组去了五位，因为有一位要求去敖鲁古雅看一看鄂温克族民俗，采采风，因此就多去一位。有我和68年大连老兵，还有两位69年的，另一位和我一样。这次我距上次来敖鲁古雅已经一年半多了，这里变化很大，有了电影队，队长姓白，我们叫他白师傅，当年40多岁的样子，是蒙古族，原来在额尔古纳左旗电影管理站工作，这里成立电影队派过来的，还有一位白师傅的徒弟，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小伙子不到20岁的样子，好像是叫敖拉，给我的印象是，人很机灵，好喝酒，不太合群。师徒二人帮我们在广场上挂好了银幕后，我们把放映机放在了距银幕27米远的地方，因为离天黑还早，白师傅领着我们在寨子里走了走，我们来到了河边，我询问了校长和乡长怎么没有见到，白师傅告诉我们，乡长去省里开会了，校长已经调到根河了，那秘书也调到根河了。我为见不到他们而惋惜，也为他们有个好的去处而高兴。因为已是9月的上旬，白桦树已经开始泛出黄和红的颜色，落叶松叶已经渐渐闪着金黄色，一些阔叶树也不甘示弱，已经迫不及待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房前屋后三五成群的驯鹿悠闲地徜徉着，追逐着，偶尔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林地上走着，整个敖鲁古雅就是一幅美丽绝伦的风景画。真是太可惜了，当时没有照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场景，等我有了照相机，却再也见不到这种天人合一美丽的景观了，时至今日，我仍是很遗憾，只有把它留在遥远的回忆里。

时隔三十年的2005年7月，吉林省委宣传部组织有关媒体开展“中国北部边疆万里行”采风活动，要求白城市领导推荐一个历史文化顾问，我非常荣幸地担任了这一角色，7月5日上午，我们从额尔古纳市前往漠河的途中，在距根河10多公里的地方，一块赫然写着“敖鲁古雅”的大标志牌立在公路的左侧，里面是一排排整齐的砖瓦结构平房，我当时很纳闷，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又有了一个敖鲁古雅，以为是打造旅游文化。下车以后我找到一位看似领导的当地人，问他“为什么这里也叫敖鲁古雅，满归那个敖鲁古雅和这个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说“这个就是满归的那个敖鲁古雅，已经从满归迁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养驯鹿，发展旅游”，“他们能习惯吗”？“那就不习惯，也得习惯了”。我一看，也没法再唠了，就直奔靠公路第一排的第一家，我见到一位40多岁的鄂温克族妇女在院里，就说“请问，您是从敖鲁古雅搬来的吗”？她用生硬的口音回答我说“是呀”，“那你认不认识老八月”？“认识，他已经早就死了”，“放电影的白师傅呢”？“他也死了”，“何林乡长呢”，“也死了”。我很悲哀，她看到我沉痛的样子，就把我们让到屋里，问我“你怎么认识这么多敖鲁古雅的人”，我说“三十多年以前，我在西林吉当兵，经常去敖鲁古雅放电影”，“你们为什么搬到这里”？“政府不让打猎了，就把我们搬到这里来了”，“你们习惯吗”？“不习惯，好多驯鹿水土不服，都死了，没死的都回去了”，“你们家有嘛”，“有，也死了20多头，没办法，都赶回去了”，“是赶回敖鲁古雅吗”？“是的，是敖鲁古雅的山上”，“那么，敖鲁古雅还有什么亲人吗”？“没有了，房子都拆了，他们都在山上，放驯鹿”。我从这个院，又走到另一个院，都是一样的回答，我又看着他们住的小院，每家两间房，也就有40多平方米的样子，院子不大，杂乱地堆着一些劈材什么的。和满归敖鲁古雅的房子是没法比的，前后有十几栋房子，每栋至少五、六家的样子。与我一起的记者们都问我，他们原来住什么房子，我给他们讲了原来房子的样子，他们也都跟着我替这些鄂温克猎民们惋惜，我极力地联系着这两个敖鲁古雅，却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就在现在的敖鲁古雅，怎么就感觉离得那么远。下午3点左右，我们车路过满归，变化很大，整齐的街道和宽敞的马路，还有满归林业博物馆，都是那么亲近。可是当我们车路过敖鲁古雅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来的木刻楞房子已经拆没了，好像是昨天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一样。

2007年8月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又一次路过距根河十几公里的敖鲁古雅新村，这里又有了很大的变化，盖起了楼房，建了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博物馆，还有广场等设施。博物馆里有仿鄂温克猎民的生活用具，都开发成了旅游纪念品，一些猎民的服饰也都成为了展览的陈列品。我记得在我进入文博行业时，看到干志耿和孙秀仁写的一本书，名叫《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时我从别人手借到这本书时，一口气看完了，就想不还了，可是不行，就自己复印了这本40多万字的书，后来两位作者知道以后，就给我寄来一本精装书，书中记载了鄂温克族是森林民族，他们在历史上也称为森林里的民族。2012年，在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里看到了鄂温克民族生活的新变化，有的干脆就远走高飞进城打工，从此脱离了森林，有的已经在城里有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却又回归了森林，开始以驯鹿为伴，重操旧业，成为新的狩猎民族。然而，无论社会发展多快，敖鲁古雅新村楼盖的多高，广场多大，我都感觉，敖鲁古雅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成为我们昔日的记忆，为此，本文就起名为《遥远的敖鲁古雅》，以怀念我的部队生活和曾经相识的鄂温克族的朋友。

责任编辑   日月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