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回忆我的外公｜许劲松

回忆我的外公

● 许劲松

我的外公生于1900年，卒于1986年，历经三朝算是高寿了。如今已去世30余年，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模糊了。最近，因为与女儿同题作文，他竟在一瞬间闯入 我的记忆，流泻于我的笔尖。

我们乡下，对“外公”“外婆”的称谓没有这么高大上，就叫作“姥爹”“婆婆”，这在两湖、川渝一带基本相同。从我记事起，外婆就离世了，只有外公单身一人住在离我们家一二里远的茅草屋里。他将近80岁行动不便了才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但生活还能自理，房间就安排住在土墙泥瓦的附属屋里。我那时刚上小学，因此和他亲密相处也就七八年时间。

记忆中，外公个头较高，精瘦精瘦的，眼不瞎耳不聪，只是牙掉了不少，光头。夏天喜爱将上衣搭在椅背上而光着上身，手臂上的皮和肚皮松驰得垂下来，青筯暴出，可见他年轻时身材也是很魁梧的；下身总是穿一条藏青粗布大腰裤，裤腰粗得有些离谱，需要在腰间对折半周，再用一根伙口粗的白布条捆住才不至于掉下来。冬天则戴着毡帽，穿着长衫，常年一双“千层底”的瓦口布鞋，抱着提篮火炉----我们俗称“火篮子”，悠闲地坐在房檐前晒太阳。稍稍走动时杵一根自制的红漆木拐杖，生活天天如此。他俭朴但不邋遢，光头刮得晶亮晶亮的，山羊胡子也修整得合眼；衣服虽然褪色，但干净整洁，少有老年人难闻的气味。他偶尔抽大烟，一天断断续续抽，加起来差不多算一支。烟叶是他早前亲手收制的，叶片宽大，成色地道；他卷起烟来极其讲究，慢条斯理地：先比划长短，用指甲掐成同样长的一小断一小断，再将碎片放在里层，然后一圈一圈朝外卷，松紧有度；留一片最完整松软的大叶裹在最外层；卷成型后还用舌头舔一舔，想必是用口水粘合烟叶吧。即便某一片稍稍长出一丁点他还得再用指甲掐掉，再捏压成上粗下细的柱状，平齐而美观，有精品雪茄范儿。点烟也是个技术活，他先将鞋底翘起，把烟斗用力地在鞋底边上敲两下，待烟窝清理干净了，再将卷烟细的一端卡在烟斗里。由于烟竿足有三尺长，点烟可真费事儿。这头衔着烟嘴，划根火柴，手要尽力前伸才够得着烟斗，大口吸气，烟叶还没点着，一根火柴就要燃尽了，还得再划一根，这时就是我们掺和帮忙的时候了。我也因此质疑他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烟竿？但到了冬天你就明白了，他端坐在椅子上，即便火篮放在脚下，那根烟竿也可一直伸到火篮里，既方便又惬意呢。因此冬天里，拐杖、烟斗和火篮就成了他不离身的三件宝。

外公没上过学，也不认得字，却能说书讲故事。《七侠五义》《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等都能娓娓道来，展昭、秦叔宝、刘玄德等都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其实这些内容是他解放前从茶馆的说书人听到记下来的。我们陪着他逗狗玩乐的时候，他成了说书人了。他不大喜欢狗，总说：“养狗诵用啊，养只猫还可以捉老鼠！”弄了好久我才明白“诵用”是“什么用”的意思，“什么用”的连读就成了这个音。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养狗养猫的分歧爷孙俩很快也就闹掰了。

外公一生非常节俭。听妈妈说，民国时他和外婆吃苦耐劳，从给地主做长工开始，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省吃俭用积攒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地。而正当拥来自己的几亩地时，新中国成立又土地改革，差一点因这几亩田地划成“富农”。晚年的他，衣服被单都是粗布的，应该是之前手工织制的留下来的，但经久耐用，他非常爱惜，也少有更换。他吃不讲究，习惯了粗茶淡饭。一个月赶一次集，主要是为了理发，就顺便在集镇上买两根油条，就着半碟花生米喝半两酒。同龄人都羡慕他，他也是幸福的。

老人总是有爱管闲事，外公更甚。即便躺在床塌上也得竖着耳朵听外屋的议论，不清楚就大声问话，比当事人还急，非要弄清来龙去脉才算数，不合他原则的事还恨不得干涉一下。爸爸和朋友往来多，家里经常有客人来，妈妈难免多杀一只鸡或多炒几个菜，他就会冷嘲热讽地两句：“来客好啊，来客了我们也可以跟着吃好的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就是看不惯这种“铺张奢侈”的生活方式，责怪着爸妈不会过紧日子。为这事妈妈就经常和他拌嘴，妈妈小时候外公肯定也是很娇惯的，那个年代就支持她上很多年学。虽然他对妈妈的脾气很包容，但也有像小孩赌气似的折回老屋的时候。爸爸对老人态度好，发生这种事情后定会和我一起骑自行车把他接回来。可想而知，回来不几日自然又旧调重谈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偏心”。我们姊妹几个中，只有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是跟着妈妈姓的，也就是外公的“刘”姓，因此外公对她的优待就比我们多得多，似乎亲孙子就她一个。每到中秋节，他会悄悄买回三五个苏式月饼，刘姓的小姐姐可以独自分得一个，我和姐姐就两人分享一个。可恰恰小姐姐又不领他的情，不爱吃甜食的她“傻傻地”只要吃那月饼的外皮。外公也不恼，一边言语着“你这有诵用啊，好的都不晓得吃！”一边依了她轻轻掰下面皮来乐呵呵的喂给她。近乎吝啬的他春节也给我们压岁钱，照例小姐姐可以得到一块钱，而我和姐姐就只有各自五毛。姐姐从不吭声，不懂事的我还生气甩了小板凳砸破了外公的头，其实我也不是成心砸他的，只是误伤罢了。他有兴致时喝点小酒，一次买酒却不会超过半斤，用带橡皮塞的葡萄糖水瓶装着。买酒这样的好事也自然信任他的亲信，酒钱中少不了多两颗糖果钱。一次小姐姐一拔瓶塞把酒弄洒了些，他心疼地责骂：“这个娃儿不靠谱，洒了我斤把酒去了！”还悻悻地举起长烟斗做出打人的样子来。“姥爹，您这总共才半斤酒怎么就洒出一斤了呢？”我们就围着他笑围着他闹，这句话也成为我们调侃他的话柄。我小时候肯读书，成绩也好，从镇上中学回家就给他带几个肉包，他便对爸妈说：“这娃儿有出息，讲孝心，将来你们要讨他的好的！”说来就抿嘴笑。

老年的他内心也有一些苦楚。妈妈他们兄弟姐妹六个，三个舅舅和一个姨妈离世的早，那时的丧子之痛我不知道；但大姨妈去世时正是春节期间，当时亲人们隐瞒着没告诉他，后来他知道了就默默地坐着流眼泪。他对自身倒是淡然的，不忌讳死亡，生前十几年就做好了自己的棺木，并油漆成黑色高高地搁在他的茅草屋里，寿衣和画像也准备了。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现在回想来困扰他的疾病可能是膀胱炎或前列腺炎之类的。他不能长时间散步，走不多远腹部就会凸起一个大包，但在那个年代，医疗和经济条件都没允许他做深入的检查，就硬扛着。他到临终前一个月才倒床不起的，那年我读初三在镇中住校，他离世时家里也没有通知我。他的遗体就埋在我们家的责任田里，我只是后来在他坟头重重的补叩了几个响头。

外公的一生是算计着过的。出生在没落的清朝，成年在荒乱的民国，半生在建国的初期；中年子女众多，家大口阔，老年丧失劳力，无经济来源，但他的手头从没缺过钱。他有一个布钱袋，将一些零花钱一层又一层的裹在里面。临终前他才将剩下的一百多元钱和几块擦得锃亮的“袁大头”亲手交给妈妈，大概他信奉这种生死交接的仪式感，以此可以祐护后人永远财源绵长吧！我虽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刻，但他的这种未雨绸缪的品质已完全传承到了妈妈身体里。

遵照当地习俗，他去世后堂前悬挂遗像并“叫饭”三年。所谓“叫饭”就是在饭前盛一碗热饭，插一双筷子，以示祭奠亡灵。他生前和我们同桌进餐，对于“叫饭”我们没有惧怕感，总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头些年，清明节“插青”，除夕夜上灯，妈妈总要亲自去，后来十多年由我们替代，近几年大外甥主动接管了，至此这三十多年来对他的“孝敬礼仪”从没间断过。

如今，外公的坟头又培土加高了，坟前的两株翠柏也越发粗壮了。重温旧事，似乎对外公的记忆又鲜活了许多。

（作者系湖北省松滋市涴市人，现居南京，曾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