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青:恩师解玉峰教授纪念
解玉峰教授在做学术讲座
2012年,我自人民大学考入南京大学,与朱浩一起成为了解玉峰教授的第一届博士生。2020年3月1日,恩师驾鹤,八载师生,一朝悲恸。
在写作博士论文《文士阶层的角色:民国时期昆曲传承及其文化生态》时,老师一再强调学校教育必须独立成章,因为“文化传承之关键在教育”。自吴梅先生1922年论学南壅以来,经钱南扬、吴新雷、俞为民诸先生薪火相传,陈中凡、匡亚明诸先生鼎力护持,南京大学的昆曲教育几乎没有断绝过。
解老师亦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扛起了这个重担:他一面带着学生做研究,一面通过选修课和曲社为学生授曲。我想,秉持着“欲明曲理,须先唱曲”理念的吴梅先生,如果知道近百年后自己的三传弟子仍在南京大学论曲授曲,一定倍感欣慰;如果更知老师英年早逝,一定亦如我辈般悲惋。
解玉峰教授与学生一起游览
老师善待学生,甚至会把公选课的学生课程论文当成学位论文那样指导,微博上有一位叫“安妮山瑟薇”的南大校友说“他没有怠慢过任何一次来自学生的请教和提问”,实在非常恰当。
师门每一位硕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单篇论文都经过老师的“千锤百炼”,我读书期间写作的“四大声腔”“四大南戏”诸文,恐怕每篇文章往来十次不止。有师妹戏称,她的一篇论文曾修改十七遍,无人敢望其项背。还有师妹说,有一次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帮她写了一段,她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不小心又把这一段删去了,老师看到后也不生气,只是很委屈地问学生原因。
他的时间总感觉那么“充裕”,我们发给老师的邮件,少则一个小时,最晚不过一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写着“请打开文件后来电”的邮件或微信,然后就是长达一个小时的语音指导,从学术思想,到如何修改,再到为何修改,均一一指授。
2014年1月师生合影
在论文写作方面,老师最在意的选题眼光和理论思维。每隔一段时间,老师还会帮助我们进行回顾。读书时节的一个暑假,曾与老师有如下邮件往来:
师:考你一下啊——请为你半年来完成的三篇论文分别打个分数。
生:这三篇文章嘛,经过简单斟酌,自己的打分是这样的:《荆刘拜杀》讨论价值75、完成程度90、总评85;《四大声腔》讨论价值83、完成程度78、总评79;《民国曲社》讨论价值85,完成程度55,总评65。
师:哈,跟我的看法(话题价值)比较接近:由于四大南戏话题意义有限(75),虽完成较好(90),但或许只能82分;四大声腔意义较大(83),完成的也可以(86),综合或许可以是85;曲社的问题意义很重大,但你基本未完成论证(只有现象性史料),综合可能不及格——哈,悲剧了吧?我的标准以话题意义为基础分:如基本完成论证(80)分,即可考虑在基础分上加分。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与怀孕生子几乎同时,在盲审提交截止日期前十几天,才交给老师一副残缺的初稿,老师一边看已完成部分,一边让我写作剩余部分,再反馈修改意见,他再看我新完成部分,经过这样的车轮大战,最终提交了盲审,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16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后与老师及答辩委员们合影
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草拟了一份决议,其中有“较为优秀”四字,答辩委员会把“较为”圈去,犹记得老师私下里狡黠地笑着说:“我是故意写上‘较为’二字的,就等着委员们把它删去呢!”
在我毕业后的三年间里,老师一如既往地指导我,仿佛父母依然爱护已经成人的孩子,只是频率较读书时略有下降,一来因为我的疏怠,以及不忍常给老师添冗,二来我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独立思考与论证。
包括曾经被老师调笑为“悲剧”的“民国曲社”文在内,几篇旧文新作居然都得到老师的肯定,认为我在问题意识上已经大有进步,如在论证质量上着意提升,即可再进一阶。曾经幻想着一直这样跟着老师读书,直到成一个老学生,然而已成奢望。
老师一方面乐见学生努力向学,另一方面又总劝我们“从容”。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很不满意,沉寂许久后给老师写了封邮件。老师回复“收到来信,甚为欣慰,前一直念念。上周与朱浩面谈,说到你的风格:‘拼命三郎’。年轻时可以偶尔为之,长期会影响身体,需要自己保重。”
2016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后师生合影
博士毕业后,我自己也成了老师,深切体会到了教学与研究之余指导几十个学生的艰辛(包括老师一视同仁的已毕业者)。老师劝学生要做长久的学问,自己的学术生命却戛然而止,实在痛心疾首。
解老师的论文,名称中常有“辨释”“考辩”“辩证”“志疑”字样。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以及所有经他指导的学生研究,看起来都在与通行的文学史和戏剧史对抗,与常识与公论对抗。脚色制研究如是,“声腔剧种”研究如是,昆曲文化与传承研究如是,在他最后两年里最为用力的宫调研究亦如是。
但熟悉他的学者和学生都知道,“对抗”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遗世独立般地思考着,然后精准地看到“不易之论”的痛处。在他的脑海里,选题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就是吃饭的功夫,四五个好题目就聊出来了。
解老师“遗世独立”的思考有两个条件,一是涉猎古今、极为广泛的阅读量。二是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拨开文献迷雾看清事物本质的思维力量。我曾自诩善于爬梳文献,也常常苦于文献之间无法自洽。
老师常常提醒我:“避免让自己掉进文献的陷阱”,如同当下产生的文字不可能保证全部如实地再现事实一般,我们也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古人迷惑。
2017年3月师生合影
初读博士时,我一直想延续硕士论文的话题,继续做明清昆曲清唱研究,但老师一直劝我把目光放到民国。关于晚明与民国昆曲文化生态之比较,老师曾这样解答我的疑惑:
生:魏良辅是因曲才闻名于世的,而民国年间诸多唱家都是“一流文人”(就其本身社会地位、文化资源占有而言)。但是明代清唱的社会影响力似乎更大,《陶庵梦忆》中“虎丘曲会”就云集了士大夫、妓女、市民甚至“游冶恶少”,到了清代之后,虎丘曲会就渐渐衰歇了,这是否可以说明晚明的昆曲清唱的流行程度更高,而伴随着昆曲清唱社会影响力的减弱,昆曲清唱却在向上层文人靠近呢?
师:从中国文艺、文学历史来看,其演进基本是:本为民间文化或底层文化、其后因为文人参与日深,文化水准、品味日渐提升,诗、词、戏剧、小说皆然,曲唱似亦然。从魏良辅到吴梅先生是否如此?如果是这样,昆曲清唱其社会影响力应如何估算?《陶庵梦忆》所载“虎丘曲会”诚然为“历史事实”,但有些“历史事实”很可能是“现象”,而这些“现象”可能是掩盖“真相”和“规律”的(最近连续数日南京气温的确在转低,能否据以判断进一步转低为气温变化趋势?)。此其一。张岱是否可能有夸张其辞?张岱之后的确未有“盛会”记载,是否说明繁华不再?此其二。如此,我们应如何对待史料或前人记述?
《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
解老师对待文献看似是“骄傲”的,但在文献的使用上又是非常审慎的。他曾总结出论文征引文献的基本方法,作为研究生的基础训练:“1.引用论著、论文多自名家;2.同类文献以较早者为佳;3.相关问题文献的征引以同时代或较近者为佳;4.文献征引如无别集、专书,才可考虑丛书;5、史料按时代、重要性、类别(正史、谱志)排序”。
直至2020年1月30日,帮老师校订即将发表的论文,看到汤式《笔花集》未标馆藏地,百般检索不及之下,只得求助病榻上的老师,他迅速回复“在北大,可以这样写,我请同学查过”,那笃定的语气,好像他还坐在书桌前回复着学生的消息。
去岁老师嘱我与秀伟校对他的书稿,后因我不忍打扰病中的老师,一些疑问无法拿捏,又集合同门力量,依据各人的研究方向进行二次校对。半年光景,老师的论著成了遗著,实在可伤可叹。
几轮校稿过程中,老师往日之指导历历在目,仿佛又上了一次博士生的专题研究课,只可惜再无法像八年前一般,上课听讲,下课提问。
《诗词曲与音乐十讲》
那日,与外子看望老师,他不停摩挲小儿扽扽画的卡通超人。那日老师与我论学四十分钟有馀,从课题题目之修改,到未来治学方向之延展,再到当时正在修改的论文,事无巨细。
离开病房后迅速找一间小店,借来纸笔,飞速记录。鸦可反哺,羊可跪乳,我辈何能!
《列子》有云:“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薛谭辞而能返,赖有师之幸也;我辈未敢言辞,今当何枝可依?
邹青泣书于金陵
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