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青：恩师解玉峰教授纪念

解玉峰教授在做学术讲座

2012年，我自人民大学考入南京大学，与朱浩一起成为了解玉峰教授的第一届博士生。2020年3月1日，恩师驾鹤，八载师生，一朝悲恸。

在写作博士论文《文士阶层的角色：民国时期昆曲传承及其文化生态》时，老师一再强调学校教育必须独立成章，因为“文化传承之关键在教育”。自吴梅先生1922年论学南壅以来，经钱南扬、吴新雷、俞为民诸先生薪火相传，陈中凡、匡亚明诸先生鼎力护持，南京大学的昆曲教育几乎没有断绝过。

解老师亦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扛起了这个重担：他一面带着学生做研究，一面通过选修课和曲社为学生授曲。我想，秉持着“欲明曲理，须先唱曲”理念的吴梅先生，如果知道近百年后自己的三传弟子仍在南京大学论曲授曲，一定倍感欣慰；如果更知老师英年早逝，一定亦如我辈般悲惋。

解玉峰教授与学生一起游览

老师善待学生，甚至会把公选课的学生课程论文当成学位论文那样指导，微博上有一位叫“安妮山瑟薇”的南大校友说“他没有怠慢过任何一次来自学生的请教和提问”，实在非常恰当。

师门每一位硕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单篇论文都经过老师的“千锤百炼”，我读书期间写作的“四大声腔”“四大南戏”诸文，恐怕每篇文章往来十次不止。有师妹戏称，她的一篇论文曾修改十七遍，无人敢望其项背。还有师妹说，有一次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帮她写了一段，她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不小心又把这一段删去了，老师看到后也不生气，只是很委屈地问学生原因。

他的时间总感觉那么“充裕”，我们发给老师的邮件，少则一个小时，最晚不过一天，我们就会收到一封写着“请打开文件后来电”的邮件或微信，然后就是长达一个小时的语音指导，从学术思想，到如何修改，再到为何修改，均一一指授。

2014年1月师生合影

在论文写作方面，老师最在意的选题眼光和理论思维。每隔一段时间，老师还会帮助我们进行回顾。读书时节的一个暑假，曾与老师有如下邮件往来：

师：考你一下啊——请为你半年来完成的三篇论文分别打个分数。

生：这三篇文章嘛，经过简单斟酌，自己的打分是这样的：《荆刘拜杀》讨论价值75、完成程度90、总评85；《四大声腔》讨论价值83、完成程度78、总评79；《民国曲社》讨论价值85，完成程度55，总评65。

师：哈，跟我的看法（话题价值)比较接近：由于四大南戏话题意义有限（75），虽完成较好（90），但或许只能82分；四大声腔意义较大（83），完成的也可以（86），综合或许可以是85；曲社的问题意义很重大，但你基本未完成论证（只有现象性史料），综合可能不及格——哈，悲剧了吧？我的标准以话题意义为基础分：如基本完成论证（80）分，即可考虑在基础分上加分。

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与怀孕生子几乎同时，在盲审提交截止日期前十几天，才交给老师一副残缺的初稿，老师一边看已完成部分，一边让我写作剩余部分，再反馈修改意见，他再看我新完成部分，经过这样的车轮大战，最终提交了盲审，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16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后与老师及答辩委员们合影

博士论文答辩时，老师草拟了一份决议，其中有“较为优秀”四字，答辩委员会把“较为”圈去，犹记得老师私下里狡黠地笑着说：“我是故意写上‘较为’二字的，就等着委员们把它删去呢！”

在我毕业后的三年间里，老师一如既往地指导我，仿佛父母依然爱护已经成人的孩子，只是频率较读书时略有下降，一来因为我的疏怠，以及不忍常给老师添冗，二来我也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独立思考与论证。

包括曾经被老师调笑为“悲剧”的“民国曲社”文在内，几篇旧文新作居然都得到老师的肯定，认为我在问题意识上已经大有进步，如在论证质量上着意提升，即可再进一阶。曾经幻想着一直这样跟着老师读书，直到成一个老学生，然而已成奢望。

老师一方面乐见学生努力向学，另一方面又总劝我们“从容”。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很不满意，沉寂许久后给老师写了封邮件。老师回复“收到来信，甚为欣慰，前一直念念。上周与朱浩面谈，说到你的风格：‘拼命三郎’。年轻时可以偶尔为之，长期会影响身体，需要自己保重。”

2016年5月博士论文答辩后师生合影

博士毕业后，我自己也成了老师，深切体会到了教学与研究之余指导几十个学生的艰辛（包括老师一视同仁的已毕业者）。老师劝学生要做长久的学问，自己的学术生命却戛然而止，实在痛心疾首。

解老师的论文，名称中常有“辨释”“考辩”“辩证”“志疑”字样。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以及所有经他指导的学生研究，看起来都在与通行的文学史和戏剧史对抗，与常识与公论对抗。脚色制研究如是，“声腔剧种”研究如是，昆曲文化与传承研究如是，在他最后两年里最为用力的宫调研究亦如是。

但熟悉他的学者和学生都知道，“对抗”本身从来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遗世独立般地思考着，然后精准地看到“不易之论”的痛处。在他的脑海里，选题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就是吃饭的功夫，四五个好题目就聊出来了。

解老师“遗世独立”的思考有两个条件，一是涉猎古今、极为广泛的阅读量。二是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拨开文献迷雾看清事物本质的思维力量。我曾自诩善于爬梳文献，也常常苦于文献之间无法自洽。

老师常常提醒我：“避免让自己掉进文献的陷阱”，如同当下产生的文字不可能保证全部如实地再现事实一般，我们也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古人迷惑。

2017年3月师生合影

初读博士时，我一直想延续硕士论文的话题，继续做明清昆曲清唱研究，但老师一直劝我把目光放到民国。关于晚明与民国昆曲文化生态之比较，老师曾这样解答我的疑惑：

生：魏良辅是因曲才闻名于世的，而民国年间诸多唱家都是“一流文人”（就其本身社会地位、文化资源占有而言）。但是明代清唱的社会影响力似乎更大，《陶庵梦忆》中“虎丘曲会”就云集了士大夫、妓女、市民甚至“游冶恶少”，到了清代之后，虎丘曲会就渐渐衰歇了，这是否可以说明晚明的昆曲清唱的流行程度更高，而伴随着昆曲清唱社会影响力的减弱，昆曲清唱却在向上层文人靠近呢？

师：从中国文艺、文学历史来看，其演进基本是：本为民间文化或底层文化、其后因为文人参与日深，文化水准、品味日渐提升，诗、词、戏剧、小说皆然，曲唱似亦然。从魏良辅到吴梅先生是否如此？如果是这样，昆曲清唱其社会影响力应如何估算？《陶庵梦忆》所载“虎丘曲会”诚然为“历史事实”，但有些“历史事实”很可能是“现象”，而这些“现象”可能是掩盖“真相”和“规律”的（最近连续数日南京气温的确在转低，能否据以判断进一步转低为气温变化趋势？）。此其一。张岱是否可能有夸张其辞？张岱之后的确未有“盛会”记载，是否说明繁华不再？此其二。如此，我们应如何对待史料或前人记述？

《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

解老师对待文献看似是“骄傲”的，但在文献的使用上又是非常审慎的。他曾总结出论文征引文献的基本方法，作为研究生的基础训练：“1.引用论著、论文多自名家；2.同类文献以较早者为佳；3.相关问题文献的征引以同时代或较近者为佳；4.文献征引如无别集、专书，才可考虑丛书；5、史料按时代、重要性、类别（正史、谱志）排序”。

直至2020年1月30日，帮老师校订即将发表的论文，看到汤式《笔花集》未标馆藏地，百般检索不及之下，只得求助病榻上的老师，他迅速回复“在北大，可以这样写，我请同学查过”，那笃定的语气，好像他还坐在书桌前回复着学生的消息。

去岁老师嘱我与秀伟校对他的书稿，后因我不忍打扰病中的老师，一些疑问无法拿捏，又集合同门力量，依据各人的研究方向进行二次校对。半年光景，老师的论著成了遗著，实在可伤可叹。

几轮校稿过程中，老师往日之指导历历在目，仿佛又上了一次博士生的专题研究课，只可惜再无法像八年前一般，上课听讲，下课提问。

《诗词曲与音乐十讲》

那日，与外子看望老师，他不停摩挲小儿扽扽画的卡通超人。那日老师与我论学四十分钟有馀，从课题题目之修改，到未来治学方向之延展，再到当时正在修改的论文，事无巨细。

离开病房后迅速找一间小店，借来纸笔，飞速记录。鸦可反哺，羊可跪乳，我辈何能！

《列子》有云：“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薛谭辞而能返，赖有师之幸也；我辈未敢言辞，今当何枝可依？

邹青泣书于金陵

20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