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孙女、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大使，91岁的她诠释什么是真正的“名媛”
91岁的张珑，独自居住在北京的“6号楼”里。
相较于上海的两栋花园式老宅，这套35年前分配的三居室面积小了些，却能够拥抱满屋的阳光。正是在这里，她完成了《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一书的增订工作，并于近日出版。
张珑说，自己是“小人物”，过了十分平淡的一生。但屋里每一幅字、每一张画、每一尊像，都为她亲历的这个时代作了细腻的见证。看似琐事的平常，却比一般的大历史更亲切，也更耐人寻味。
「我们家宠归宠，教育归教育，规矩是规矩」
幼年时期，张珑跟随祖父张元济住在极司非而路40号。
这是一栋位于今天万航渡路上的三开间两层洋房，房前有一片大草地，屋后还有一个占地四亩的花园。
在张珑的记忆中，老宅没有什么豪华装修，但在大客厅、小客厅、小书房、楼梯厅，在楼上祖父的工作室、卧室里，书是无所不在的。
除了书，还有一样有趣的东西——装在墙壁上的电话。听筒可以取下来，电话却牢牢固定在高处。张珑唯一一次“打电话”，是在母亲的帮助下佯装和远在美国纽约的父亲通话。她对着话筒问：“爸爸，你那里花园里有纸屑飘下来吗？”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遭到轰炸，东方图书馆也被焚毁。众多善本书籍化为灰屑，乘着北风飘往空中，有一些落到了极司非而路40号的花园里。
上观新闻：在极司非而路40号，您住了多久？
张珑：十岁之前，我都生活在这栋宅子里。它建于1913年，是祖父用在商务印书馆辛勤工作的积蓄买下的地，然后请一家英国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房屋，屋后花园是1923年添置的。
极司非而路40号大门。
那是一所非常大的房子，但里面没有什么豪华装修。一层西侧的大客厅是祖父会客的地方，我记得在那里见过蔡元培和他的夫人，还有陈叔通、李拔可、高梦旦、沈钧儒、王云五等。我称他们为太老伯。蔡元培夫人曾是我父亲的老师，所以我称她为太先生。
那个时候，客人来家里了，我们都要正式问好，不能两眼看看就走。客人离开的时候，祖父通常会送到门口；有时候不方便，小辈就得代劳。这种对礼数、规矩的讲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极司非而路40号内景。
上观新闻：听上去在老宅的生活还挺严肃的？
张珑：其实并不。老宅的前面是一片大草地，草地的南面近围墙是一条长长的花廊。记忆里，我多半在前面的草地上玩。由于自幼多病，弟弟张人凤又小了12岁，所以幼时的我生活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之中，童年是幸福的。
不过，我似乎从小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忧思。这主要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
1934年的张珑居家照。
上观新闻：爷爷对您应该是特别呵护吧？
张珑：祖父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但生活上还是很疼我的。
记得以前芒果是稀有之物，一般市场上买不到。偶尔有人从南方带过来，他一定分半个给我吃。
这种宠爱跟溺爱是不一样的。有一次，祖父看见我嘴里有东西，便问我吃什么，我说吃糖，他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含上一颗糖，他就说不能再吃了。
现在的一些老人总是很溺爱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我们家里是宠归宠，教育归教育，规矩是规矩。比方说，早晨起来，必定要到他屋里头去请安，问候“爷爷好，爷爷早”。
还有吃饭。家里的饭菜并不讲究，都是些普通家常菜。从前，祖母喜欢喝一小口黄酒。除此之外，家里的人都烟酒不沾。但是，全家人一起吃饭是有规矩的——长辈没有坐下来，晚辈不可以动筷子。祖父不喜欢大声喧闹，更不愿看到桌上被弄得杯盘狼藉。凡是鸡骨鱼骨，都放在各人的盆子里，如不慎把汤、菜汁洒在桌上，就赶紧擦掉。在祖父的带领下，我们都养成了较好的用餐习惯。
上观新闻：对待外人，他又是怎样的？
张珑：工作上，祖父是一个“急性子”，今天的事情今天必须办完。有人拖拖拉拉，他是要生气的。
但工作之余，祖父对家里的仆人或者其他人，都是以礼相待的，从不盛气凌人。中风卧床十年期间，帮忙照顾他的年轻人是从老家乡下找来的，没有上过学，祖父会安排他们去上夜校；身体好些了，还会主动教他们读书识字。
从前家里有一个佣人，我们管她叫潘妈。她有个儿子叫阿根，长大后来到上海，想找些事做。祖父就把他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是做小工，后来逐渐受到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天，阿根突然来到家里，对祖父磕了个头，说他的妈妈以后要靠我们照顾了。原来，他准备去参加新四军。后来，阿根成了新华书店的领导。他对我们家一直很有感情。
「祖父是乐于拥抱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的」
1939年早春，张元济一家迁居至霞飞路、善钟路路口的上方花园。
昔日的霞飞路，今天的淮海中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许多极具特色的商店。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家白俄商人开的商店，橱窗里有非同一般的猫，有的在顽皮玩耍，有的在晒太阳，还有一只猫，浅灰色的皮毛、金银眼，煞是可爱。
在霞飞路上，也有不少西餐厅、西饼店，有一家的花生糖又油又酥。张珑说，历经几十年的风雨，这种独特的香味还可以在一些老字号里找到痕迹，但在当时，却很少飘荡在崇尚简朴的张家。
上观新闻：全面抗战爆发后，家里的生活是不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张珑：确实，伴随时局变化，家里的生活变得拮据，决定售出极司非而路40号的老宅，转而租住上方花园24号。
上方花园24号外景。
祖父一向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我们要反对奢侈浪费。所以，不管搬到哪里，勤俭持家之风一直贯穿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举一个例子：我们家里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会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
祖父广交四方人士，每天都能收到大量信件。他总会把信封积累起来，过一段时间就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先把信封拆开，再翻过来叠平，用浆糊黏贴，然后用书或其他重物压上，待浆糊干后即可重复使用。如今细想起来，祖父当年收到的信中不乏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来信，如梁启超、熊希龄、傅增湘等。
上观新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元济先生总是一袭长衫、一双布鞋，嗜古籍如命，是一位典型的旧学家，但他又自称“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新与旧、中与西，在他身上是怎么体现的？
张珑：祖父的卧室里有许多摆设，多半是他去国外考察时带回来的。记得壁炉前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有地球仪。那是一个饭碗大的地球，可以转动。我每次走过旁边，都要把它转动几下。
祖父在家里宴请客人的时候，往往喜欢用西餐款待。商务印书馆请客或过年时宴请股东，常常会安排在福州路上的一品香、东亚饭店等举行，那些都是当年吃西餐的地方。
祖父自己的用餐方式也是西式的，所用餐具很特别：中间放一只西式大汤盆，左右两边放筷子、刀、叉、匙，还有餐巾。比较大的食物，如猪排，他绝对不会拿起一整块来啃着吃，而总是用刀叉切成小块后食用。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祖父是乐于拥抱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的。他不但“富于新思想”，而且“能实践新道德”。
上观新闻：你们也是在上方花园24号迎来了上海解放？
张珑：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那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
战斗先是在外围进行，但在市内能够清晰地听见枪炮声。一天，我们弄堂里来了许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坐在地上，军衣破烂，军帽歪戴，神情潦倒。大家对这些败兵都很害怕，生怕他们肆意抢劫，故家家门户紧闭。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市区解放了。那一夜，枪炮声彻夜不停。第二天出去，可以看见铁门上都有刺刀痕，但马路上特别安静，每个路口都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那些战士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令人很有感触。
上海解放后，常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来我们家。之后，祖父一改几十年不涉足政治的惯例，欣然参加了多项政治活动和重要会议，为上海解放初期的稳定秩序、恢复经济献计献策。
1949年9月6日，从上方花园24号出发，祖父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在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中，祖父的年龄最长，他也是大会推举的89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是我们家最大的光荣。
1954年拍摄的全家福。前排：祖父张元济；后排左起：张珑，父亲张树年，母亲葛昌琳，弟弟张人凤。
1959年8月，祖父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他在自挽联中这样写道：“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为人之道」
除了世代书香的熏陶以及长辈的言传身教之外，张珑的个人成长亦得益于近代教育的滋养与规训。
在中西女中的那几年，是张珑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令她受益匪浅：
一个是每周五全校师生都聚集在大礼堂，观看一些班级表演的节目，可以是唱歌、弹琴，也可以是演出短剧。另一个是制作年刊《墨梯》。《墨梯》是从中西女中的英文校名音译而来的，寓意求知之阶梯。每个班在毕业时都要出这样一本年刊，内容包括中英文的小品文章、绘画、摄影作品等。
“兴趣教育”的背后，是更高标准的全面发展。当时，其他中学以60分为及格分数线，中西女中却把及格线定到了70分。经由师生的共同努力，张珑和全班同学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上观新闻：中西女中的教学，不只是“好玩”吧？
张珑：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学习充满乐趣。而且，学校没有期中或期末考试，也不会因一次大考而定终身。平日的小测验、作文等都算分数，累计起来的平均分数就是这门课程一个学期的成绩。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耽误正课的学习，而是在启发式教学下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
记得有个同学常把“染”字里的“九”字部分写成“丸”，多了一点。为此，国文老师特意在黑板上写下“染”字，并强调“染店里是不卖丸药的”。从此，班上再也没有人把这个字写错了。这可比写错一个字罚抄100遍的惩罚要高明多了。
当然，诸如历史年代、地理名词和化学公式也是要牢记的，语文课上的范文及重要诗词、英语课上的文学名段也是要“死记硬背”的。这是学习的基础。
上观新闻：中西女中对英语应该也很重视？
张珑：是的，我们每个学期都要读一本英文原著小说，如《海蒂》《小妇人》《大卫·科波菲尔》《傲慢与偏见》《简·爱》《双城记》等，后面还读了莎士比亚的原著《威尼斯商人》《麦克白》和《王子复仇记》。莎翁著作中的一些名段，是要求背诵的。
语法是在讲解课文时一起讲的，没有专门的语法课或语法书。教授的方法是由老师挑重点的章节讲，其他部分都作为课外阅读。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对重点章节有确切的理解，也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掌握小说全貌，不至于碎片化。
和现在通行的英文课本不同，中西女中的老师从不提供词汇表，所以我们就得学会查字典。许多词汇是在遇到很多遍后由陌生变熟悉、自然记住的，而不是死记硬背。
我一直认为，语言是有声音的。学语言要从两条途径入手，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如果只用眼睛，只是单方面强调语法分析，像学习公式一样，是不够的。
1947届中西女中毕业生合照，后排中间女士为校长薛正。
上观新闻：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素质教育。
张珑：素质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点点滴滴具体要求积累起来而形成的。在中西女中，相关要求会落实到校园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比如，出门时，遇到另一个人也要出去或有人要进来，应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在教室、图书馆等公共场合走动时，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
在卫生方面，学校也有严格要求。中西女中有专门负责打扫卫生的佣工，但每天早上起来打扫宿舍是我们学生必须做的。铺好被窝后，上面必须盖上一条白色的床罩；被单、床罩每周应当换洗一次。凡是不能放入五斗柜的物件，都应归入壁橱，且必须码放整齐。
每天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学生是要“吃大菜”的。“吃大菜”就是被叫去批评一顿。这些细小要求的指导思想就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
今天，不少孩子一踏入小学就开始“苦读”，既没有什么玩的时间，也没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连生活能力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为人之道。但在争取高分的重压之下，它被挤到了较低的位置，这是不是应该反思？
「普通人也可以为长长的历史画卷提供丰富的色彩」
大学毕业后，张珑前往北京大学西语系执教。
初到北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座城市的古老。当时，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还没有修缮，长城更是罕有人踪。登城远望，但见幽幽天地之间无际的景色苍茫。那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更是让人顿感个人是多么渺小，又和历史是那么贴近。
在北京，张珑与李瑞骅相知相恋。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一个是温和娴静的大家闺秀，一个是多才多艺的归国学子，琴瑟和鸣、珠联璧合，携手走过了55个春秋。
上观新闻：从上海到北京，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触？
张珑：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很有尊重知识、诚信高于金钱的古风，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我和朋友慕名进入一家店里选购布料。我挑了一段锦缎。付钱后，我又看上一段驼色的料子。正想买的时候，店主却道：“这段料子年头久一些，有点糟了。”说罢，在角上轻轻一撕，果然撕出一个小裂口。店主说，因为看我们两人都带着北大校徽，是大学老师，故而进此言。
上观新闻：后来您转入建筑行业工作，成为《中国建筑》英文版的创办人和主编，挑战是不是比想象中更大？
张珑：从教了20多年大学英语的人，一下子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里，确实如同堕入雾中。
好在建筑施工是非常具体的，可以用肉眼去观察。于是，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工地学习调研，还壮起胆子爬上脚手架，看砖墙是如何垒起来、混凝土是如何搅拌的、模板是如何安装的、楼板是如何顶升上去的……其中的理论当然不能完全掌握，但表面的皮毛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
印象最深的一个工作是编写中英文对照本《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
商务印书馆2016年正式出版《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
那时，中美之间恢复往来不久。中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美方专家很难理解；美方专家提出的有些词汇，中方专家亦感到陌生。一词之微，往往要反复研商，才能让对方明白其中的准确含义。
为此，中美两国政府决定启动这个合作项目。第一步是双方各拟出一定数量的词汇，然后从中协商筛选。我们几个人接受任务时充满热情，但多少也有点天真，甚至有点傻气，一下子列出了3000多个词条。最后，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和删选，把入选的词条定在1000个左右。
编撰中英对照本词汇，并不仅仅是用两种文字对一些用词作出解释，还力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中美两国的窗口。
比如，中国园林设计方面有一个词叫“借景”，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概念。“借景”的大意是指，一个园林之外有一个宝塔，远处还有一座山，就把这些景借到园林里来，丰富园林的层次。美方一听解释觉得有意思，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英文词可用，就按字面直译，并加上引号。
美国方面也有许多词汇，我们一开始不是很了解。比如高层建筑，多少层以上算高层，这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1984年，张珑在纽约与美国同行讨论工作。
上观新闻：您的先生李瑞骅是建筑领域的专家、新中国钢结构事业的奠基人。从他身上，又能学到什么？
张珑：瑞骅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多伦多大学土木系深造。1952年，他绕道美、欧、亚11个国家归国，随即投身建设新中国。
1958年，中央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其中，大会堂60米跨度的屋盖、16.5米的悬臂看台以及48米跨度、148吨重的宴会厅钢结构桁架，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在当时的背景下，既要采用国产钢材和施工设备，又必须确保安全、效率与质量，还不允许有浪费，对瑞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了任务。
1956年，张珑与李瑞骅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游览。
我们两人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虽然成长过程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是小石子，在风雨中被洗刷、被打磨，同时也被抚育、被滋养。
有时候我也想，有几个人能过不平凡的一生，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绝大多数人过的不都是平凡的一生吗？但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说是一部小小的历史。
正如千百万细小的水滴汇成了浩瀚的大海、千百万细小的沙粒组成了广袤的大地，普通人也可以为长长的历史画卷提供丰富的色彩。
我和瑞骅亲历了中国由弱变强、由彷徨迷惘走向充满自信的时代，能在这样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画卷中做一滴小水珠、一颗小沙粒，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张珑 1929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教于北大西语系，后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中国建筑》英文版的创办人和主编，被誉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使者”。
【本原载“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