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寒夜，但我们永远别离了
中秋前夕，照例要去电轮番问候一遍良师益友，亲朋好友。殊不料第一个去电就挨了一闷棍——当我给我的浙大老学长、著名老作家、沪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章去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好，你拨的电话已停机！”怎么回事？我马上拨通了他的新四军学友、无锡著名记者、作家易乾的电话，易乾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知道阿章去世的消息吗？”
一个猝不及防的晴天霹雳：因为我与他年年佳节都有电话联系，今年春节我们还通过话，他说身体不错；因为去年5月我和夫人专门到他从上海徙居到苏州养老的新居去看望过他，见他身体犹健，头脑十分清醒，对往事记忆如在昨天，还谆谆地对我作了不少叮嘱；因为他还在写作，并委托我为他编排出版一本他与弟弟合著的回忆录，我说深感荣幸，义不容辞……
我依然将信将疑，迫不及待地打开浏览器，在网页上输入“阿章”二字或“郑秀章”三字时，果然看到一连串关于他的讣告和悼念文章。“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阿章终究敌不过天意，于2020年7月21日6时15分在苏州辞世，享年93岁。以《寒夜的别离》这篇短篇小说，曾蜚声上海和中国文坛的昔日青年俊才阿章，与我永远“别离”了，但时间却并不是他写的那个寒夜。
结识慕名已久的阿章纯属意外，那是在1997年母校浙江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其时，我作为北京浙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应邀赴校参加庆典活动。在随意翻阅各地来校的代表名册时，偶尔在上海校友会代表名单中看到一个“阿章”的名字，引起了我极大好奇和兴趣。
“阿章”！难道就是他吗？我按入住房间冒昧地敲响了他的房间。开门迎接我的是一位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的老学长。我略带歉意地做了自我介绍后，他客气地请我进屋小叙。坐定之后，我开门见山好奇地问他：“阿章学长，你是不是那篇《寒夜的别离》小说的作者？”老学长有点惊讶地作了认可：“是啊，那是四十年前写的小作品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原来他真的就是那位叫“阿章”的作者，使我深感惊喜和荣幸。
我知道阿章其名，还是从1956年7月在上海创刊的《萌芽》杂志上。《萌芽》杂志创刊后，立即在青年学生中引起轰动，更得到爱好文学的初三学生的我分外钟爱。在杂志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中，令我百读不厌的首推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还有一篇阿章的《寒夜的别离》也让我读后耳目一新。好文章一直存贮在脑海中，多少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虽有奢望求得与作者一见，然而一个小小人物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位名家谈何容易。想不到的是，机会却在不经意间来到眼前，世界的奇妙就在于意料之外。
被逐出工作岗位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阿章，发配到宁夏接受劳动改造，而时为上海电视台优秀播音员的年轻妻子吴垲，也义无反顾地辞职跟随丈夫流放西北。坐在硬席座上历经两天两夜的漫长旅途中，一对患难夫妻并没有相对而泣，但却在细细盘算着如何度过大半辈子的“牧马人”生涯。人有旦夕祸福，孰知一到山高皇帝远的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地区人才匮乏，少有名气的作家阿章成了天赐之宝，被“扣”留在《宁夏日报》当了一名编辑，小心谨慎地打发着平凡的日子。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一段令人唏嘘的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使我对阿章倍加敬佩，从此我们之间就建立了学长学弟又加文友的非同寻常关系，每逢去沪我总设法访他。而他曾两次来京，第一次为我介绍了六位刚从上海奉命调任中央主管新闻出版业务的高官，他说：“老谢，认识这些人，今后对你的工作是有用的。”同时他还应邀参加了《星光月刊》北京首发式，这本杂志是由我主管的出版社与香港星岛报业集团共同创办，是国内破天荒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绝无的中外（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合资出版项目。第二次是他离休后携夫人吴垲来京访友，也不忘与我们夫妻见面共餐，畅叙别后情景和未来设想。然而不幸的是，备尝人间艰辛的吴垲后来患上阿尔兹海默病，阿章不辞辛劳地照料到她平安去世。
人说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作为孔夫子后人的文人之交也总离不开书。我与阿章真正的文学合作是在我的处女作、一套由我策划包括五本书的《名城烟云》丛书起步之时。因为初涉文海，不知深浅，我对“画眉深浅入时无”毫无把握，内心惶恐不安，亟需一位老作家给我指导和引路，于是我想到了阿章。阿章对我的构思、选题以及样章都细心地提出意见，并对我进行了热情鼓励。由于这套书共有五本，其中《古越醉话》、《西湖佳话》由我自己执笔，而其余三本非我一支金不换力所能完成，也要靠阿章为我推荐作者人选。凭借他在上海、江南文坛的影响，他很快帮助我物色其他三位作者人选，在我的请求下，他又同意与我共同担任这套书的主编，还推荐了茹志鹃等上海名家加入这套书的编委会。阿章的帮助，使书稿的写作得以顺利进展，而他的正式参与，不仅使终审把关有了保证，而且更给了我志在必得的信心。
在阿章推荐的作者中，有一位就是他的老朋友、无锡的易乾，就这样我与易乾认识了。初识易乾，第一感觉就是谦虚、诚恳、质朴、慷慨。后来在作者们写完初稿后分别寄给了我，看了《秦淮夜话》、《维扬韵话》两本后，我的心头不觉一沉，文笔与预想差得太远，甚至将历史文化散文写成了历史大事记，真让我苦不堪言。但等到易乾的书稿送到我眼前时，我的信心又顿时高涨起来，毕竟是老文人，文笔老练，风格简练流畅，故事引人入胜，正是我要求的那种文风。易乾的笔墨也得到北京出版社责编杨晔的肯定，后来又邀他参与了我和杨晔分别策划的另外三套丛书。
阿章、易乾两位早年在新四军就从事记者、编辑工作的老作家，从不嫌弃与我这个退休后出家的小文人，我们以书为纽带经常联系，我每次有新版图书总不忘他们，而他们也不断给我寄赠自己的新作。两位老文友都不会使用电脑，通过日以继夜的“笔”耕完成一部部作品，相形之下，以指尖点击电脑键盘写作的我显得轻松惬意多了。然而凭借智睿和勤学，不甘落后的阿章居然奇迹般地在年逾耄耋之际学会了电脑写作，继而又使用手机并开通了微信，也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曾数次去上海拜访阿章，有一次他还带我到病房去见老浙大数学大师苏步青，阿章是苏老极其信任的弟子。苏步青与我侃侃而谈，谈笑风生，最后阿章觉得不要让苏老过于疲劳，我们才结束了这一席难忘的谈话。2016年11月26日及2019年5月17日，我先后在上海、苏州与阿章见面。在上海一起共餐那天恰好下雨，我说托朋友去接他老人家，但他谢绝了，他是个总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在餐桌上，他还骄傲地告诉我：他被推举为沪上文坛十大老寿星之一。在苏州他的寓所见面，更是一次如师长般的亲切交谈，他对我说的心里话是：他热爱母校浙大，但浙大高官院士如云，不必去锦上添花了。因此他没有将他一生所有的档案资料赠送浙大，而是全部捐赠给了家乡衢州和母校衢州一中。他以为我“奉献”给浙大档案馆精神可嘉，但考虑欠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阿章真的走了，我与他的别离不是当年他笔下那个凄冷的寒夜，而是在多灾多难的今年夏天，噩耗传到我的耳边已是中秋佳节的前夜。
这样的良师益友，我不忍也无法与他永别。他是一个永远面带微笑、乐对人生的人，对一生的酸甜苦辣，一笑而过。
这样的沪上文星，是我天假之年更值得学习的楷模。他如一头套着犁杖的老黄牛，不知疲倦地耕耘着，直至最后一刻，对世间的功名利禄，毫不心动。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阿章在其生前，将上海家中旧书房里的红木桌椅、巴金肖像的瓷盘、希腊女神瓷像、红色花瓶等一应物件，以及他的著作、藏书，都搬回到了衢州一中，母校为他成立了“阿章书房”。阿章没有走，他只是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校。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到“阿章书房”去看望他，拜访他，坐在老式椅子上，继续与他“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