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五）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五）

整理一下。

当周天子把熊绎封在中原边角的丹阳，楚国那时是什么样子其实并不重要，它对历史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影响，所以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它大致就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今丹江口水库以上的丹江以北某处，具体是今湖北、河南、陕西的哪处其实区别并不大，（他们的城池和墓葬很有可能都在丹江口水库里面，未来挖掘考古的可能性并不大）。周昭王南巡不归虽然让楚国壮大许多，但到熊渠还是被伟大的周厉王打败几乎灭国，都城自然来不及过分的壮大。当然也有人认为周武王以前并没有连接大巴山、秦岭和桐柏山的方城楚长城，毕竟楚人并没有完全搞定方城以南，这个或者也颇有道理。

楚武王一统南方，自称楚王，富足的楚人自然可以在方城建长城之余（假定如此吧），在宜城楚皇城那里（也许那里原来就有一个江陵城在蛮河边上）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且防守坚固的郢都（也许也叫纪南城），并在楚武王死前或者楚文王继位的时候正式迁都。从此，这个绝对易守难攻的地方就成了郢都。在那里，楚成王和齐、宋、晋、秦中原四霸斗智斗勇还斗力，到楚庄王称霸中原。

中原谈楚色变，扶持吴国崛起和楚对抗。由于楚平王的昏庸，让阖闾、伍子胥和孙武带领三万吴军，奇袭武胜关深入楚国腹地，赢得破楚入郢之战，并在郢都大肆屠城，伍子胥很有可能在鞭楚平王尸的时候把楚武王以来的历代楚王墓全部夷平销毁。逃跑的楚昭王虽然后来是个中兴之主，但完全遭到破坏的楚皇城实在住不下去了，为了避免吴国的兵锋，他们临时性选择了更为安全、水陆两便的今江陵纪南城作为临时都城。因为一头牛的交情，楚人早先把灭国的鄀国人迁到这里，故后称此处为鄀都。

楚惠王自然还是要把都城迁回早就修复好、逐渐恢复生气的郢都以利于他们继续向中原发展，但白公胜之乱让郢都再次遭受打击出现了一些毁损，所以就在同在今宜城境内的郢都西北不远处修建了陪都鄢临时过渡，这个鄢都基本就和今天的宜城县址重合。等到楚惠王回归郢都，保留下来的鄢都就又成为郢都一座重要的前哨关城。至此，这样一个坐镇汉水中游，东接随枣大洪山、南接钟祥荆门蛮河、西邻南漳荆山、北抵襄阳，郢鄢江陵三城连环、坐南朝北的楚国都城全部完建，成为战国时期早中期各路人物关注的焦点，直到白起攻破郢都，孔子、老子甚至还有老莱子这些人都在这一带混过。战国晚期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首都就在这里而不是想象中的长江边上。

实际上，目前的楚皇城遗址那里，除了几块政府立的碑之外，什么都没有，古老的郢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楚国都城已经成为一个小集镇旁边广袤的农田了，让专门去一趟访古的我颇有感触：

七律—楚皇城遗址

因秦扣缶作嘉声。淫祀之乡断炳灵。

丹凤西巡化陈宝，沧浪三澨省骚经。

未知余响何人会，漫指郢都连野青。

大也巴洪山肯惜，一原蛮气尚飘零。

我们刚才提到过几次蛮河，那么，我们就说说这条并不大但可能非常重要的河流。

蛮河古名鄢水或夷水，俗称小河（估计是当时的楚人把汉水称为大河所致）。根据《水经注》记载：“（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其注文曰：“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迳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蛮河平均流量不足五十，全长也就三百多里，但自然落差超过一千公尺。其河源有二：北源出湖北南漳县西北茅坪西山，名清凉河；西源为主源，出陕西保康县南聚龙山北麓，名三道河。两源在南漳县谢家台相汇后名蛮河，再流经宜城、钟祥，至钟祥关家山注入汉水。

而且在另外的记载里，夷水却是清江的别名。

公元前二百七十九年，白起攻楚，破邓州，从邓州渡过汉水（据说先于项羽破釜沉舟了的，但我以为可能只沉了舟）之后，率军攻打鄢。由于鄢城墙高城厚，加之楚军重兵把守，白起攻击受阻之后，于上游南漳谢家台一带筑坝拦水并挖掘了百里长渠引水灌鄢，淹死城中军民数十万人，遂占取鄢城。次年，白起破郢都，烧夷陵。

（由于白起取得了鄢郢之战的胜利，他被封为武安君，其封地就在附近南漳的武安镇，所以白起就把这个百里长渠改造成灌溉渠，名为白起渠，并且一直使用到今天。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战争狂魔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了我的水利同行，他的白起渠工程比后来大名鼎鼎的郑国渠还要早上三四十年。）

这是夷陵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它是否就是现在那个宋朝欧阳修当地方官时才出现“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说法的夷陵我们无法判定，但觉得白起跑到三峡口的宜昌去放火这事儿总是有点奇怪，特别是我们认为郢都就在宜城的情况下。所以我坚持此夷陵绝非彼夷陵。

所以荆门方面就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郢都、夷陵、江陵、宜都、夷水等等都在沮漳河一带，甚至连巫山、秭归都不在现在的长江边上而在荆门和南漳附近，并有极其详尽的考证和推理。也许他们真的有一些道理，他们的观点一旦成立，楚源问题似乎就没那么纠结了，毕竟这些地方比较集中在荆山一带；更神奇的是，他们的说法似乎可以解决《三国志》中关于夷陵之战的诸多地望疑惑（暂不细论）。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得在汉水之外再找到一条简称叫江而且不显得那么寒碜的河流（但他们似乎更倾向把汉水叫做江或者大江。）。

由于我在宜昌住了不少年，确实不太愿意跟我那些兴致勃勃的朋友们讨论夷陵本来跟宜昌无关也跟山水无关的事情，但我心里还是认定最早的夷陵就是蛮河一带某处楚王陵（也就是楚惠王以后楚王所寝之处）的意思，至于它和老江陵是否能合二为一却一直未拿定主意。

在我离开宜昌之后十多年的某个端午节，宜昌西陵区搞了个隆重的官方活动，让我喊一帮人写西陵八景。

这个西陵八景，虽然比不过前面说到的潇湘八景，但在历史上也算有名有姓，过去叫夷陵八景或者东湖八景，分别是东山图画、西陵形胜、雅台明月、灵洞仙湫、三游雨霁、五陇烟收、赤矶钓艇、黄牛棹歌。这些景致，有些消失了，比如葛洲坝边上的赤矶就随着葛洲坝工程的修建而毁，看明月的雅台也已不存（存也不适合看）；有些现在显然已经不够算作景致了，比如烟收坝一带已经看不到被城市掩盖的五陇山头了；还有一些也不在现有的西陵区辖地，比如灵洞仙湫所在的石门洞、黄牛棹歌所在的黄牛岩，甚至西陵峡也只有一小段在西陵区。当然，作为宜昌是首善之地，西陵区还是有办法的，他们搞出来的西陵新八景蛮能体现历史和现在兼收并蓄，它们是滨江流影、嫘祖栖霞、夷陵广场、西坝舷歌、三游雨霁、葛洲锁钥、东山图画、古佛梵音。

当然，这个新八景，大部分我都是之前写过东西的，但也有一直没写甚至都没去过的，比如嫘祖栖霞所在的嫘祖庙。

宜昌嫘祖庙里供的自然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最早第一夫人—嫘祖。嫘祖又名雷祖、累祖，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类似记载甚多，大抵都是说来自西陵的嫘祖母仪天下，发明了种桑养蚕缫丝之术，进而制作衣服，让中国人率先进入讲礼仪的行列，被尊称为“蚕母”、“先蚕”，妥妥的人文始祖之一。

当然，嫘祖到底是哪里人却有十多个版本，这些年各地为了竞争这个嫘祖故里的称号也是拼得一塌糊涂。大体来说，主要有四类意见。

第一自然是中原系，伏牛山余脉上的西平呼声比较高，他们那里古代叫西陵的时候比较多也比较早，离黄帝故里的新郑也只有两百多里，不算近但也不远，如果给黄帝的活动区间压缩一下，倒是比较符合各类记载的。于是，他们向来叫得最凶，其他各方都有点避其锋芒的意思。但是，就算在中原，开封和荥阳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嫘祖故里称号的追逐。

第二大概就算荆楚系，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地，东西部各有两处（相邻两处又几乎可以合并），比较而言，西部比东部的理由更充足一些。只是黄帝那个时候去宜昌实在是太过艰难了一些，他那人类第一艘船并不好造，而且宜昌叫西陵还是刘备输了夷陵之战之后的事情，时间上有点对不上。

第三居然是四川系，乐山、茂县和盐亭组的团，尤其是盐亭，他们一直坚持嫘祖是个川妹子，也有证据证明他们在唐朝就开始祭祀嫘祖，比宜昌确认的宋要早出不少。一旦他们的观点成立，中国文明又将进入一个完全未知的体系，大秦帝国打开蜀道的功绩将大打折扣。

第四类属于游兵散勇型，包括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甚至还有浙江的杭州，反正古代文献上或多或少地有过这些地方为西陵或者与嫘祖传说相关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地方为嫘祖故里的可能性。

虽然说西平、宜昌、盐亭三地都煞有其事地开过嫘祖文化研讨会，也分别得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学术结论，但盐亭实在太过远了，似乎他们自己也慢慢偃旗息鼓，只剩下西平和宜昌一直在较劲。

关于这个事情，我却不认同前述任何一种意见，西平太近还不爬山，显然不足昭示黄帝的千辛万苦，而渡过汉水去宜昌这个长江角落的辛苦程度又不是黄帝那个时代所能承受的，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和古荆州一样，认为嫘祖故里还是要走进没有长城的方城缺口但不必越过大巴山、大洪山一线，大致还在南阳盆地西南部汉水南边上的某处。

由于写西陵八景这个活动也邀请了河南籍的人士参加，显然对这个嫘祖栖霞很有些意见，大有让黄河长江当场就干起来的架势，而我这个持汉水说的召集人肯定也不希望这个事情成为雅聚的主题，便打了壶油：

浣溪沙—蚕母

嫘祖之乡扯未清。方城南北要争名。西陵或者是西平。

一统莫如开酒会，双边亦可把诗呈。当然裁判火瓜营。

（我在组团时，根据酒量大小和喝酒任务分设了四个营，刀营酒量大负责温酒斩华雄，灰营量小人多负责被斩当炮灰但可以依靠人多势众反击，我所在的瓜营则是不喝酒而现场围观的吃瓜群众，而火营则是那几个临时来不了的家伙负责在网上隔空观火。）

实际上，宜昌的这个西陵山早先并没有确切的定位，人们历来就把从西陵峡口的南津关到下牢溪一带江北诸山合称为西陵山，甚至还有人把下牢溪对岸三游洞所在的那座山也归到西陵山范围。哪怕宋朝那座嫘祖庙确切地立起来（还有晋唐就立了的说法）后，也没有什么变化，直到那些年他们要折腾嫘祖故里的事情才把这个看葛洲坝全景比较好、海拔才一百来米的小山包指定为西陵山，也不知道现在嫘祖庙这位置还是不是宋朝的旧址（虽然山包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山包）。

嫘祖庙有确切的证据在宋朝就被铭文列为宜昌的古迹，但并没有多少资料记载这个位置比较显眼的建筑在历史上的兴废，但最近的一次是有记录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年，在那场著名的枣宜会战中，嫘祖庙毁于日本人的炮火。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三年，占地千余平方公尺的四层建筑嫘祖庙重建。

嫘祖庙建成之后，我在宜昌还继续常住了差不多十年，办公楼上就可以看到它，路过其景区门口无数次，却一次也没进去过。

而这次跟着一帮人进去晃了一圈，看着西陵峡口和葛洲坝，突然泛起一个念头。宜昌这个长江上的地标城市，第二第三阶梯的重要分界点，从历史记载中出现开始，似乎就和战争的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宋朝以前。白起烧夷陵名义上也是跑不掉的，东汉初年，整个三国和南北朝，加上后来的隋唐演义时代乃至五代，这里战争频发，也诞生了吴蜀夷陵之战这样经典的案例。在抗日战争中，宜昌则是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特别是大范围的西陵山一带，一直就是中国军队依托的防守堡垒，日本人最终也没有真正占领过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山包，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持久、最坚固的防线前沿。

由于葛洲坝的兴建，我们看到的景象和古人是不同的，一江浊水喷薄而出早被一湾静港所代替，不论这里是否宋嫘祖庙原址，即使嫘祖和这里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似乎都应该拥有一座建筑。

于是有诗：

七律—嫘祖庙

西陵山上适登台。掌挹川江一折开。

清浊未妨沧海去，古今同逐绛霞来。

心疑南国生蚕母，史著雄藩覆劫灰。

弹入云中添雨色，朝朝暮暮老莓苔。

如果不考虑郢都之前的事情，由于伍子胥和白起两把火的缘故，湖北境内很有可能并无楚王墓保留下来。

但凡事都可能有个例外，是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熊家冢楚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距离荆州古城九十里、纪南城遗址西北五十里左右，紧邻当阳市河溶镇星火村的川店镇张场村、宗北村交界处，一个叫熊家冢的南北走向小山岗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文物部门在二十多年里先后开展了三次考古调查和勘探，并与公元两千零六年进行了发掘，公元两千零八年确认这是一座楚王墓。因现行政策要求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缘故，到公元两千零一十二年，发掘停止。

公元两千零一十二年末，以熊家冢楚墓为基础兴建的熊家冢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主要由主冢、陪冢、殉葬墓、车马坑和祭祀坑组成，其主冢、附冢号称尘封未动，殉葬坑祭祀坑里出土的东西并不是太多，惊艳程度并不是太高，（比较好的也都去了荆州博物馆或者更高等级的地方），除了感受一下其宏大气势之外，实际最值得一看的就是那个著名的车马坑了。

慢点说。

根据地方志记载，处于荆山余脉上的小岗子熊家冢之所以名为熊家冢，跟是不是楚王墓可能并没有关系，大概是过去某个时候这地方是一片熊家人的墓地，至于和楚王的熊姓重合了，更有可能是个意外的巧合。当然，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意安排的可能，毕竟在白起烧掉夷陵、楚国向东撤退时，楚王室对这里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也是可能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大修水利工程，熊家冢这里也修上了水渠。但后来有人发现这个小岗子上很有可能是古墓，埋葬着一位历史大人物，等到文物部门介入，因其埋葬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盗墓猖獗，就开始进行保护。通过调查得知，其主冢早先直径超过一百公尺，高近二十公尺，封土规模之大，迄今所见首屈一指；过程中还通过出土文物认定其属于东周时期的可能性极大，很有可能是楚国贵族墓葬中等级极高的一座。

继续下去，事情越发大起来了。考古人士发现，这个墓葬不光有主冢、陪冢，还有总数逾百座的殉葬墓和大量的祭祀坑，而且其主冢椁室规格极高，墓室开口长宽都接近七十公尺，坑深十五公尺以上，墓坑底长宽都接近三十公尺。经探测，其椁室面积约四百平方公尺，比刚刚挖掘的曾侯乙墓大出一倍还多，迄今为止发现的东周列国诸侯王墓与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墓室面积也没有超过熊家冢墓地主冢的，难不成这里面埋葬的是一位不服周的楚王？

这个观点随着挖掘工作的进展逐步证实，在殉葬墓和祭祀坑的挖掘过程中，发现熊家冢墓地的这些殉人，有可能为自殉，也有杀殉的，坑位排列按等级、性别的不同而排列有序，是经过精心规划、同时下葬的结果。已发掘的殉葬坑中均有一椁一棺，并有不扉的随葬品，说明殉葬的人殉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根据殉葬品，已经有人通过排除法推断出墓主就是楚昭王，而那个陪冢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勾践的女儿。

最为关键的是，在主冢和陪冢西侧，还发掘出一座巨大的车马坑来，这是一个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媲美的存在。整个车马坑长约一百三十多公尺，宽约二十三公尺，除了主车马坑外，还排列着三十余座大小不一的小车马坑，形成一个完整的出行车阵。而南北四十丈长的主车马坑东西宽达十二公尺，是目前春秋、战国考古中发现的最大车马坑，埋葬有四十三乘车、一百六十四匹马。车辆分为礼仪车、战车、辎重车、配件备用车四种，保存状况完好；车由轮、轴、辕、衡、舆几部分组成，车的放置为衡西舆东，两马背向侧卧于辕两侧，马首向西；马口中有铜衔，头部有包金箔的锡节约，颈部下方有玉串饰、玉佩、玉饰状的玉器。车马阵中还有三乘车是由六匹马拉的，完全符合“天子驾六”的规格。

说到“天子驾六”，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东汉时期，经学家们为周天子“驾六马”或是“驾四马”发生了争论。据文献记载，许慎以《易》京氏、《春秋公羊传》和《逸礼·王度记》中有关“天子驾六”的记载，认为古制天子驾六马，而郑玄则以《周礼》、《尚书》为依据，认为古制是天子驾四马。总体上，经学大师第一人郑玄占了优势，但也未能形成定论，后来也有人认为是“盛者驾六，常者驾四”。但历史上的那些准备篡权的人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早就给出了倾向性意见，曹操、司马昭、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杨坚、李渊都认真地搞过“乘金根车、驾六马”的仪式。直到公元两千零二年，洛阳周王城挖掘出车马坑，出土了两乘六驾的马车来，这事才算在一千八百年后才有了一个答案。

但事情很快又出现意外，同年，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古墓中挖掘出一辆六驾马车，研究认为墓主人大概是屈原时代的楚相；两年后，西安神禾塬秦国陵园里也挖掘出一辆来，研究认为墓主人是秦始皇的祖母。这两辆车大概也只能算是楚王和秦始皇赐的才能说得通。而紧接着出现的熊家冢车马坑里居然有三辆天子专用车，则只有妥妥的楚王身份才能享受得到。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带着孙武、伍子胥奇袭了处于今襄阳宜城的郢都，不仅仅繁华的郢都成了人间地狱，楚昭王自己也差点做了俘虏，连楚国列祖列宗的墓地也被伍子胥捣了个灰飞烟灭，楚昭王甚至把都城迁往了今湖北江陵的鄀都。遭此一劫的楚国依然在楚昭王手里完成了中兴，楚国的国都有可能是昭王后期也有可能是死后迁回了郢都。

楚昭王二十七年，多次亲自带兵北出方城的楚昭王，在又一次出兵途中死于城父（今安徽亳县）。在我看来，楚昭王死后是肯定不愿意葬回郢都的，他的墓在鄀都天经地义。所以听说荆州挖掘出楚王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楚昭王熊轸，后来听说其墓葬格局完全符合历史文献相关记载时，还小得意了一下。

当然，迁回郢都之后，从楚惠王开始的历代楚王，他们死后虽然无法陪伴楚昭王之前的列祖列宗，但也不必跋山涉水过来陪楚昭王，故他们一定在郢都不远处找了个地方，这就是白起烧掉的夷陵。

当我走进熊家冢遗址博物馆，看着那只剩下四公尺左右、明显看着是后来植草的主冢封土堆，看着那所存不多的各类出土文物和令人震撼的车马大阵，颇有感触，回来后写成一律。

过熊家冢遗址

封堆何事楚江皋。一任荒芜著野蒿。

取次青铜殊篆隶，依稀黄土瘗风骚。

昭王不出车先列，故郢长歌语未聱。

六驭几番经汉水，方城新月冷龙韬。

因为波澜壮阔的楚国，云梦泽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核心区域终于纳入了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进而沿着洞庭湖平原一线发展到湖南，然后翻过南岭进入两广看到南边的大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湖广。这条从诸多大山缝隙中找到的相对平坦的线路是中国南北相连的最主要陆路通道。

而今天的地理概念里的南阳盆地、和它一山之隔的江汉平原以及与江汉平原紧邻的洞庭湖平原一带，实际上都属于古代某个时期的荆州地界。比如我们喜闻乐见的三国。通常，我们现在把那个时候的荆州叫做楚。

那么，我们就结合三国故事再扯扯当时几乎处于天下之中、三国争夺焦点的这个大荆州。

当然，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二百零八年赤壁之战之前，荆州的主人是东汉末期著名的宗室名人刘表。

《三国演义》里多次提到荆襄九郡，实际上，东汉三国并不存在“荆襄九郡”这个地理概念。东汉的荆州本来只有七个郡，从北往南分别是：南阳郡（豫南鄂北）、江夏郡（鄂东）、南郡（鄂西）、武陵郡（湘西）、长沙郡（湘东）、零陵郡（湘西南、桂东北）、桂阳郡（湘东南、粤北）。初平元年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年，刚刚进入荆州的刘表把荆州七郡运作成荆州八郡，多出来的一个郡是章陵郡。章陵郡在升郡之前为章陵县，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枣阳市南。有人说了，怎么没有襄阳郡？实际上，襄阳在刘表时期是荆州治所（之前一直就是），完全算不得郡的。

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总觉得历史上的那些二三流人物不过如此，这个想法显然很不切合实际，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只要是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那些人，在通常情况下，其智商情商对我们这些平常人来说都是绝对碾压之势。平心而论，刘表虽然有可能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浪得虚名之辈（其实未必的可能性更大），但也绝非是个夯货。

公元一百九十年，由于前任荆州刺史被孙坚所杀，董卓上表推荐“八骏”之一的刘表接任，刘表当时面临着极其恶劣的环境：北方是麾下甚至还有东吴创始人孙坚、盘踞南阳郡鲁阳的袁术，拥有南阳之众，兵多将广，随时可以让荆州再换个主人；江南宗贼甚盛，各据民兵就地做大，划个圈子称王称霸，谁也没有把朝廷命官放在眼里，就连襄阳城也被贼人占据。

无法直接去襄阳上任的刘表只好匿名单骑入了旧楚都宜城，召集到并收服荆州豪族的蒯良、蒯越和蔡瑁等人，大打仁义旗号。他首先极力示好势力强大的袁术，上表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也因此刘表没有加入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并趁着袁术加入十八路诸侯的良机，搞定各地宗贼，取得民众和世家认可，夺回南阳之外各地的行政权，理兵襄阳，以应中原之乱。他此时要求设立章陵郡也是为了在汉水以北建立一个郡级的防御单位，以应对他对南阳郡的不可控制。

等到回过头来的袁术重新回到南阳，发现这个刘表已经拥有和他分庭抗礼的资本，遂派孙坚攻打荆州。但这场战争袁术大败，孙坚被黄祖一箭射死，孙坚死后，刘表断了袁术的粮道，使其无法再盘踞南阳，迫使他往兖豫方向出走，间接促成了后来袁术与曹操的匡亭之战。此举不但彻底除去袁术觊觎荆州的野心，更借曹操军的力量削弱袁术势力，使其更加远离荆州，减少了对荆州威胁，也巩固了自己在荆州的统治权。

应该说，在刘表到来之前的荆州之地处处沸荡动乱，人情好扰，四周因战乱而骇震，贼众互相煽动生事。及至刘表入主，却能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令境内的贼党豪强亦可以为其效用，荆州自此万里肃清，群民悦服，算是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割据势力，吸引了大批士民从中原前来避乱，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名震天下的诸葛亮（但刘表对著名的诸葛谋家似乎不是太感冒，这个似乎不难理解）。同时，刘表又收拢从关西、兖州、豫州来投靠荆州的綦毋闓、宋忠等上千名学者，开立学官，博求儒士，撰写典籍，形成了荆州学派，其实力远超洛阳太学，事实上造成了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极为重要的事情）。

从公元一百九十年到公元二百零七年，刘表只求自保，不问中原之事，保证了荆州将近二十年的安定繁荣。虽然这期间也发生过战争，但屈指可数：公元一百九十四年，他策反过西蜀刘璋手下甘宁等大将，让刘璋采取守势，稳定了西线疆域；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六年，收留战败的五斗米教张绣驻扎南阳宛城，并在其后的建安三年共同战胜了来自北方的曹操（曹操强占了张绣的婶子致使投降曹操的张绣再次回归刘表旗下就是那时发生的事情）；建安三年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八年，也许是受到曹操南侵的影响，长沙太守反叛，刘表缓缓图之，终于在次年彻底平定，也在此过程中打造了一支十多万的荆州强军；建安四年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九年开始，刘表又开始对交州大体也就是今天的两广地区缓缓图之，并用四年的时间取得交州的大半，基本消除了南面的后顾之忧。

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二百年，张绣再次投降曹操，刘表失去了对南阳郡大部的影响力。同年，官渡之战打响，刘表拒绝了袁绍夹击曹操的提议。次年，刘表攻下南阳西鄂，缓缓回收南阳故地。同年，刘备来投，刘表置其南阳新野县，和张绣一样作为自己的北藩。

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二百零七年，刘备劝刘表趁曹操出兵辽宁的时机攻打许都，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更可能是坚持他自己的初衷，刘表再次放弃，但得病之后表示过后悔的意思，跟刘备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确如刘表所言，搞定中原和辽东的曹操终于把战争带进了这个他眼馋多年的荆州，但已经得到诸葛亮的刘备可没有前一个北藩的实力，很快就被打得狼狼大败，而此时的刘表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再也无力抗拒曹操的大军了。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二百零八年，刘表病逝襄阳，强大的荆州军团土崩瓦解，接替刘表的次子刘琮和他的舅舅蔡瑁一起率部投降了曹操，让曹操可以饮马长江，横槊赋诗；身体不好的长子刘琦被诸葛亮忽悠到刘备一伙，不久后病死；东部江夏郡一部份也被扬言替父报仇的孙权夺走。

我不知道人们有什么理由轻视这样一个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刘表，轻视他的原因不过就是他志不在天下而已。在三国那个时期，夺取汉室江山相对成功的曹操、孙权、刘备和后来的司马懿就很得人心，而败亡得比较快的袁绍、袁术、刘璋诸人得到的都是坏名声。但无论如何，刘表的名声甚至不如那个死在鹦鹉洲上骄狂的祢衡祢正平，怎么看都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情。实际上，如果刘表能有个好儿子甚至只需中人之资可以抵挡住曹操一轮进攻的，（曹操想再次进攻荆州就得准备好多年，）想来得到仁义之主这个称号的绝不可能是刘备这个极大可能冒牌的皇族。荆州的地利优势和刘表积攒下来的文明底蕴会让三国换个主人公的。实际上，在我的概念里，如果一定在三国时期找出独一份的一个好人来，那这个人一定就是后世被传为伪君子的真君子刘表。

当然，我也经常把刘表列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是他主导的汉学南迁真正把荆州变成了天下之中，是让南方真正发展起来的始祖人物。

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由于地理的原因，当时的南北方之间交通极其不便利，哪怕当年的楚国是如何强大，他们终究被视为南蛮；强秦和两汉四百多年，纵然先后打败了东瓯、南越、夜郎和滇国等南方诸国，甚至连越南也见识了汉军的兵锋，但大抵只有臣服而非融入，中原人也没把南方人当成自己人，南方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位跟西域差不多，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直到刘表入主荆州，给了广大荆州民众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以农为本，积极富境强民，在云梦泽四周收拾出一块富庶的乐土，并延着云梦泽的洞庭湖一线一直向南开垦，在岭南和湖南之间打开了一条至今依然未易的通道，让两广和荆州乃至中原之间基本畅通；同时，北方豪族和士人的大量南迁，特别是文化中心的南移，才让中原人真正把这块土地纳入中国的核心地带，真正融入到南方的文化体系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情让后来的中国人彻底坚定了向南发展的决心，才让中国成其为今日之中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南方不免有从彪悍向文弱逐渐转型的趋势和结果）。刘表让荆州成为天下之中，也因此，荆州才成为三国争夺的中心。从某个角度说，刘表终究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宗室的理想，只是没有达到让子孙后代绵延相传的目的。

遂有诗云：

七律—刘表

自从匹马叩宜城。二十余年息战征。

洛学南迁楚风响，鲁儒多附汉纲行。

何妨宾客疏诸葛，莫是河山厚正平。

一代而亡存德祚，三分天下实分荆。

每次我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分野是秦岭、大别山一线，这两座大山造成南北交通的阻断，很多人都表示不解，尤其是对大别山以东的淮阳山脉能够阻断南北表示严重不同意。其实这个根本不奇怪，别看淮阳山脉东边那些山不够高，但它足够宽，森林茂密，野兽出没，纵然有一些小路，恐怕也不是那些中原统治者可以考虑用于军队通过的，就算军队的一部分过去了，也没有任何办法能通过他们的粮草辎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伟大的周穆王和汉武帝宁可把无限的斗志和兵力放在大漠和河西走廊上，只有楚国人培养出来的秦人才采取北边防御向南边发展的策略。

大别山的古南岳名副其实，至于它是不是真像那只鸟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大山才是阻碍文明传播的最主要因素。

实际上，三国时期南北的军事交通大体只有五条路可以考虑，而最东部的徐州到扬州一线又因为古邗沟的毁损而艰难无比，除非南方势力能够在徐州一带占得桥头堡，而北方势力即使拥有徐州也很难南下；武胜关一条路，差不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孙武之后已无人觊觎；剩下的三条就是西边的蜀道，东边的合肥到巢湖以及唯一相对比较开阔的南阳襄阳经随栆或走荆门（这时候这条路终于基本通了）一线，分别指向成都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这三个当时南方距离较近、相对比较适宜人居的地方。

当然，刘表之后的荆州，处天下之中，是三国争夺的焦点，曹操要统一天下，刘备要跨有荆、益，孙权要割据江东甚至席卷长江，都必须占据荆州。但他们三个谁也没能独享荆州。

赤壁之战以前，荆州为刘表所有。但孙权之父孙坚死于刘表手下那个干掉祢衡的黄祖，杀父之仇当然要报；更为关键的是割据江东的孙权要想扩大战略纵深。于是，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二百零八年赤壁之战的前夕，孙权趁刘表病重大举进攻江夏，杀了黄祖，抢走了江夏郡的东部，开始染指荆州。

刘表死后，曹操南下，刘琮降曹，刘备东奔孙权。然后就是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战胜了曹操，一举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

一鸡死三鸡鸣，大家分割荆州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战败而灰头土脸逃回北方的曹操也不是空手逃回去的，至少他把荆州地图撕下最肥的一块装进了兜里。南阳郡还有新置的章陵郡完全为曹操所有，江夏郡北部也被曹操控制，他们开始还拥有南郡，曹仁在和周瑜反复争夺南郡治所江陵后失去。最终，曹操得到了荆州北部，他在北荆州依然设置了省一级的荆州，废除章陵郡，增设襄阳郡。（后世小说把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设置的襄阳郡移花接木，放在了赤壁之战前，就成了“荆襄九郡”）。反正，通道控制在他手里。

而几乎已经爪干毛净的刘备则趁曹、孙在南郡死掐对耗的时候，打着刘琦的招牌，一举征服收降了荆州的南部四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虽然还是实力最弱，但总好过早先的两手空空、寄人篱下。

而赤壁之战名义上最大的赢家孙权，实际只得到了早先就到手的江夏郡大部和南郡大部，收益显然不够。当然，这可能也和赤壁之战结束后，孙权亲率大军进攻合肥失利有关。

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这个著名的“借荆州”了。

孙权凭自己的势力单独对抗曹操非常吃力，不能让刘备躲在背后，必须给刘备一些地盘，才能让刘备联合抗曹，露头为他分担一些战略压力。于是，周瑜借给了刘备长江南岸一小块地皮驻屯，大致就在今天公安一带。

而刘备虽然趁乱得了荆南四郡，又借走了公安，但按照隆中对发展纲要，必须占据荆州中部的南郡，然后才可以溯江而上进取西川，需要再找孙权借点地皮。于是，刘备亲自到镇江见孙权，在鲁肃的劝说下，孙权同意把南郡一部分借给他，说好等刘备找到安身之地就还，同时还把妹妹孙尚香许配给老朽的西贝皇叔。

借来了荆州中部的刘备，终于可以考虑入蜀了，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一十四年，刘备拿下西川。

显然，虽然孙刘两家联合抗曹，但心思终究不完全一样。孙权认为兵力有限的刘备得了益州，已经起到从侧面牵制曹操的作用，荆州这个正面战场还是自己上比较合适，自然不会同意诸葛亮隆中对两路出兵的构想，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来讨还荆州。可保持江湖骗子特色的刘备竟然推脱说要等他拿下凉州再还。孙权不高兴，就派文官去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任职，又被守荆州的关羽乱棍打了回来，一赌气，孙权就派吕蒙带兵很快就拿下了这三个郡。

而此时，刘备正准备和曹操争夺曹军刚刚攻下的汉中，给蜀的门户加把锁，希望孙权能够在东线予以配合；而孙权也希望刘备和曹操在汉中打得天昏地暗，自己则趁机攻下合肥，占领这条离自己大本营更近道路的攻防中枢。有求于对方的孙权和刘备只好谈判。建安二十年初，双方达成中分荆州的协议，以湘江为界，湘江以东的长沙郡、江夏郡、桂阳郡为孙权所有，湘江以西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为刘备所有。一般来说，借荆州这事就以这个结果作为结束。但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而且事情也还没完。

接下来家喻户晓的关羽北伐、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走麦城的故事。自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一十九年后，刘备势力被完全驱逐出荆州，荆州从魏蜀吴三家鼎立，变成了魏吴南北对峙。两年后，刘备输掉的夷陵之战，是区分前后三国时代的标志。

实际上，在孙权一方的发展纲要里，荆州也是必须全取之地，甚至连西川都在他们计划范围内，（这个一统南方的计划显然比隆中对更为靠谱），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多少诚意和突然冒出来的刘备真心合作，加上自己为主赶走了曹操，剩下来的地方居然只能得到一半，辛苦一年多打下的重镇南郡还给了人家，实在难以忍受。而刘备觉得南郡属于继承刘表基业的自己应该得的，再不济，作为孙尚香的嫁妆，借了一定不准备还，为了联吴抗曹大计，白白送走两个郡，显然是吃了大亏的。

至于立志统一的曹操，南方是一定要拿下的，汉中很难打回来，西川短期更是没影子的事情，但没掌握危害性也不大，这一线只能徐徐图之；从合肥向濡须口、巢湖杀出去是一条捷径，但终究要遭遇强大的东吴水军，曹魏的水军离在长江里取胜尚有极大的差距，这一线暂时也只能是防守为主；那么，扩大荆州拥有土地面积，尤其是攻占可以操练水军的南郡则是最为容易达成、又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妙计，荆州有两个对手总不如只有一个对手，除非他们自己先打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所谓三国，打的就是荆州。蜀国之所以最早出局，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最先从荆州出局了，于是他们宁可不顾强大的曹魏在旁观望也要发起夷陵大战；吴国，一旦在荆州处于弱势，建康就处于指日可下的境地，少一道保险，所以在荆州也是殊死搏命。而曹家在夷陵之战时，居然能极其安生的按兵呆在襄阳不动，未必就是因为曹丕篡汉之后政局不稳能够解释的，更显然的意图便是坐山观虎斗，他们生怕触动孙刘两家脆弱的神经。

和通常的结论不同，我对关羽结局的原因分析不是什么大意失荆州之类的，而是一直就坚定认为走麦城就是他的必然结果。即使不考虑关羽孤傲、自负的性格缺点，以他的那点人马和刘备一党的底蕴，他们打谁都打不过，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荆州取得任何一点强势地位的。

刘璋在内奸张松、法正等人的撺掇下，请刘备带兵入川守葭萌关，以对抗张鲁和准备西进的曹操。刘备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大部分文武留守荆州，自己带着庞统和数万大军进川以谋取益州。而此时的孙权已经准备和刘备掰，让人把妹妹孙尚香接了回去，不是张飞、赵云的阻拦，连刘禅都要被一块儿带走。

但刘备在益州的发展并不顺利，虽然成功的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和刘璋翻了脸，收降了李严、费观、吴懿诸将，并在雒城（也就是今天三星堆所在的广汉一带）城下斩了大将张任，但雒城攻打了一年多，看着成都不远就是无法接近，庞统还被流矢射中而亡（跟死了很久的张任没任何关系）。刘备只好让诸葛亮、张飞、赵云和麾下大部分文武大举进军西川，连带其间投奔刘备的马超一起，逼迫刘璋投降，终于鸠占鹊巢得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益州。

但并没有什么治理经验的刘备面对着复杂的西川局势，总是觉得手头人不够用，跟随自己多年的，原来刘表手下投奔过来的，以及四川当地臣服的，甚至连同马超一起投奔过来的各类手下，都被派上用场。

此时，东吴主事的鲁肃极力维护孙刘联盟，对关羽的跋扈应对得体，既有单刀赴会把关羽说得哑口无言的壮举，又有及时安抚关羽的情绪，有效维持双方和平共处的大局，让东吴可以安心在合肥一带和曹军对抗，让刘备可以谋取汉中。

很快，曹操在汉中用兵，刘备集全部之力取得定军山力斩夏侯渊、全取汉中的重大成果，然后派孟达、刘封攻下房陵、上庸一带，对襄阳形成侧面牵制。接下来，高速扩张的刘备仿照汉高祖自称汉中王，也是忙得一塌糊涂，自然无力再派合适的人选去替代或者辅佐关羽守住三分之一的荆州。

而此时的关羽也很忙，他忙着不愿意和老兵黄忠（有人考证黄忠年纪比关羽小不少，所谓老兵大抵是兵油子的意思，我以为很有道理）为伍，不肯接受前将军的封号（没有五虎将这样的建制）；忙着痛骂孙权为其子孙登求娶关羽女儿的使者；甚至还忙着在下属们面前抖威风。而当时的曹操正派征南将军曹仁向南用兵，孙权正和吕蒙、陆逊密谋如何趁关羽不备夺回南郡。在这样的局面下，性格刚烈的关羽实际上已经注定了战败而亡的命运。

当然，关羽死前还是好生风光了一把的，或者说是好生疯狂了一把的。

从春秋到汉朝的那些年，襄阳经过宜城、荆门、当阳到南郡的交通，虽然山路崎岖，但还算是比较畅通的，所以曹军和关羽的军队一直在这条路上发生摩擦。反正有那么一天，关羽的军队打胜了，居然顺势杀到了襄阳城下，和先期赶来救援的于禁、庞德军队对峙上了。历史上把这事叫做关羽北伐，但我却总认为纯属意外。更为意外的是，关羽趁汉江涨之机筑坝蓄洪，来了个水淹七军，活捉了于禁、庞德，有史料称一时威震华夏，都让曹操考虑迁都的事情了，但曹操最终的决策意见是联手孙权共谋关羽。

关羽花了大半年也终究没有攻下泡了水的、又有纸糊之说的樊城（能力有限），让曹仁等到了接踵而至的徐晃援军，交战不利，双方划汉水而驻。然后就是吕蒙抄了关羽的后路，让北边战败的关羽无家可归，最后在当阳的麦城被东吴俘虏，斩首后首级献给曹操，落得个头颅和身子分葬洛阳、当阳的下场。

应该说，所谓关羽的这次北伐，绝不是关羽甚至刘备一党的本意，最多也就是个摩擦之后就势的结果。实际上，他连打仗的粮草都没准备好，要不然，也不至于在水淹七军之后还要强用东吴粮仓里的粮食给俘虏吃，也不至于在襄阳天天逼着守后方的糜芳等人筹备军粮还要拿人家问罪，终于把蜀汉在荆州基地的一班文武逼得投降了孙权。关羽北伐到走麦城，说到底，也就是一次因擦枪走火导致最后玩大到不可收拾局面的过程。刘禅追封关羽为壮缪侯，确是恰如其分。从谥法上来说，武而不遂曰壮，名与实爽曰缪，壮缪这个谥号说关羽在领军方面有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武而不遂），造成的结果不好，有些名不符实（名与实爽）。

（根据谥法威德刚武曰壮；赫围克服曰壮；死于原野曰壮；胜敌克乱曰壮；好力致勇曰壮；屡行征伐曰壮；武而不遂曰壮；武德刚毅曰壮；非礼弗履曰壮。其实关羽完全能占好几份的。）

作为蜀汉四大将军之首的关羽这个谥号虽然不算恶谥，但不算美，而同时追封的张、马、黄三位却分别是桓侯、威侯和刚侯这样地道的美谥，连后来追封的赵云也是顺平侯。显然蜀汉官方对关羽盖棺定论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和后世那些个牛得一塌糊涂的评价截然是两个概念。

后世的关公，那是怎样的威风啊！

在民间，关公就是全民供奉的恩主，类似救世主之类的角色，是武财神，是关老爷，甚至也是黑帮的吉祥物；在儒家，他是忠义的化身，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称其为关夫子、武圣人、关圣大帝；在道家，他是某版护法四帅之一，是伏魔大帝，是关圣帝君；在佛家，他的动静最小，依然称伽蓝菩萨，算是个护法神，庙里要供金身塑像的。反正从宋徽宗开始，关公一直就被皇帝加封，增加了无数头衔。

平心而论，撇开逞匹夫之勇的斩颜良解白马之围这个胜仗，以及运气爆表的水淹七军半截胜仗之外，伟大的关公这个三教大神实际上并没有打赢过多少次，败仗倒是跟着刘备吃了不少。

关公成为佛教的伽蓝菩萨，和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玉泉山也就是覆船山有关。据《佛祖统记》记载，隋开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五百九十二年底，慧思那个著名的徒弟智者驻锡荆州，想在玉泉山创建弘法道场。一次，他打坐入定十数天后，定中忽见威仪如王的关羽趋前致敬，自称是当阳山之主，答应襄助建庙，七天后，智顗出定，一座宏伟壮观的佛寺（当然应该是玉泉寺吧）出现在面前，于是大师率弟子住进新刹，再次入定为关羽、关平、周仓等人授了五戒。智者大师将定中所见讲给弟子们并记录下来传播，自然火得不行，连晋王杨广都亲自过问，上报朝廷，封了关公为此寺伽蓝神。从此，关羽成了佛教护法神。玉泉山上玉泉寺大雄宝殿右侧的护法神殿内，供奉着高达丈余的关羽神像，两侧侍立着关平、周仓。再此后，关羽塑像开始出现于佛寺殿堂中。

当阳埋葬关羽身躯的陵墓离玉泉山不远，紧邻沮河。三国之后，这里大概只有一座土丘，到宋朝推崇关公后修了祭亭，元代重修了墓门墓道，到明成化年间修建庙宇，嘉靖年间把他老家的这个景点弄成帝王等级的群体建筑，之后多次整修，依然保持明代建筑风格。由于这里离城区太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毁得不剩什么了，八十年代重修之后香火极旺，港台和东南亚的社团将此处奉为圣地。但我一直就没提起去的兴趣，顺路去了一回，也只是对同治皇帝御笔的那块“威震华夏”匾感了点兴趣，离开后也一直没下笔写点什么。但最终还是强迫自己弄了一个当完成任务：

七绝—过当阳关陵有兴

死后谁如壮缪侯。

天资忠义一千秋。

未妨风起三分界，

尽覆玉泉山上舟。

想来，关公不会在意我对他的不重视。纵然他经历了近一千年的风光。

但更早的那个一千年，关公想到过如此受人重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