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渊公碑文学研究
一、渊公碑学术研究简史
渊公碑全名《皎渊之碑铭并序》由大理国楚州赵佑撰，苏难佗智书写。是大理国国王段志祥为1014年在水目寺圆寂的皎渊智玄禅师所立。该碑最早由徐霞客记录在其日记之中，后来在《乾隆云南县志》中又再次提及，王昶得到拓片后将最收录在《金石萃编》第一百六十卷，后《道光云南通志稿》又著录，虽然转录较多但都是以《金石萃编》为依据。
最早将渊公碑运用于学术研究的是清末的沈曾植，沈氏用渊公碑考证南诏大理的佛教，并且考证出水目寺的建寺年代是大理国时期，并非如清代所说的唐代。沈曾植有渊公碑的题跋两篇，该题跋直到90年代经钱仲联整理后才在《文献杂志》上公开。此后方国瑜在《新纂云南通志》中对碑文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订。剑川赵式铭评论“段氏得人如此，其享国久也，宜哉！”，徐嘉瑞《大理文化史》则首次注意到了渊公碑的文学价值，指出“大理当宋代，佛教教义，已宏通圆满，而散文、骈文，亦已达成熟之境，高氏诸碑可为代表”。此后剑川学者杨延福则根据残碑拓片对《金石萃编》中记载的相关信息进行质疑，并根据拓片较对《金石萃编》录入文字有五字之误。他提出原碑的宽应是“四尺四寸”并非《金石萃编》所说的“三尺”。除对原碑的尺寸进行考订外杨延福的研究还包括了对渊公碑的源流进行梳理，推断出渊公碑的碚毁时间可能在乾隆后期至道光时期。而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在描述关于渊公碑的尺寸时直接引用了《金石萃编》所不同的是李根源在最后面用了三个字——“见拓片”。以上这些研究都是把渊公碑作为史料运用，尽管《大理文化史》对其文学的层面做过一些简单的分析，但明显这种分析是不够的。
二、研究前的工作
（一）文本选定
由于最早收录渊公碑碑文的是《金石萃编》，而《金石萃编》也是后世阅读渊公碑的唯一途径来源，所以文本上选定《金石萃编》作为蓝本，辅以《新纂云南通志》中的录文以及残牌拓片进行比对。从拓上来看《金石萃编》有如下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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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 |
金石萃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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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字 |
漏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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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武定天下，仁政洗乾坤 |
法 |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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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能便予不类哉 |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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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同之所不至 |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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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法界元一真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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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纂云南通志》转录《金石萃编》仍有错漏字，因此在文本的选定上仍以《金石萃编》为底本，按上表所列错字和漏字进行较定后作为碑文底本。
（二）前辈学者关于渊公碑文学方面的研究
关于渊公碑的文学研究方面目前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有一些综述性文学研究的或多或少的提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主要有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郎樱《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专文则有杨延福的《祥云水目山〈渊公碑〉简述》。这些研究都有以文学性为视角对渊公碑及大理国文学探讨的内容，而对于渊公碑的文学也有不同的看法，《大理古代文化史》可以视为最早以文学视角审视渊公碑的代表，但文学性的分析相对较少。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认为该碑“文字圆熟，佛性过重，较杨才照”“略逊”。当然，此处说的很明白，“略逊”的主要原因是“佛性过重”。渊公碑的残片所存文字208个，《金石萃编》收录时错4字，漏1字，共5字，错误率1%，虽然这些缺字不影响原文的表达，但就文学作品的本质来说，这些错漏字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性、美感肯定会有影响的。
三、文学的研究
（一）属性
渊公碑是1220年，大理国国主段志祥应高氏子弟之请为六年前（1214）在水目寺圆寂的高僧皎渊而立，在此之前已为皎渊画像并有赞词。皎渊是护法公高量成之子，二十岁时出家（1168），五十二岁时上水目山（1200），六十六岁（1214）圆寂。段志祥赐其塔名“实际”，给皎渊上谥号“顿觉禅师”。命赵佑撰写碑文，赵佑其人，不见史志，方国瑜推断其为今楚雄地区人。而杨延福则推断其为祥云楚场白族。书写人苏智，亦同。戒护其人亦无考，惟是杨延福注意到1198年的《高兴兰若碑》中有戒净、戒超、戒悟等人，似与戒护有所关联。碑末段称“公之族子有慧辩”《祥云水目山<渊公碑>略述》一文认为“慧辩”是人名，即“碑文称渊公传于慧辩”。从语句上来看，此处“慧辩”不是人名。如果“慧辩”系人名的话，实无必要写“公之族子有慧辩”，根据行文习惯当作“公之族子慧辩”，“有”字有刻意突出之意，作人名解不确。
（二）特点
1、骈散结合，以骈为主
从目前的几通大理国时期有代表性的碑文《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嵇肃灵峰明帝记》、《大理国故高姬墓铭》来看，碑铭、墓志书写在大理国主要采用的文体是骈文，渊公碑也是如此。
渊公碑是由国主段志祥命赵佑撰写，有较强的官方色彩，皎渊又是一位得道高僧，因此该碑写的庄重、典雅而富有文采。该文围绕着皎渊的出身、出家、求法、法统世系展开叙述，主要以四字、六句字为主，其思想来源主要是《华严经》，此即沈曾植提跋中所说的赵佑“颇通华严精义”，整体上以佛教思想为主，这就是前文所说祝注先所说的“佛性过重”。总的来看，在说理、颂扬时以对句的方式进行，而进行叙述时则用散文的方式进行，是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最直接明显的文学作品。
2、文字成熟，汉语熟练
在文字方面渊公碑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素养，并非只是简单的佛教。开篇“净彻昭融，精真冲遂，虚明灵体，旷闲玄微”干净利落，庄重文雅。用典来自于《诗经》和南朝文学作品以及佛经。其中，“昭融”来自于《诗经·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精真”来自于南朝（陈）徐陵的作品《让散骑常侍表》。“虚明”则是陶渊明的诗“夜景湛虚明”。“灵体”出自曹植《洛神赋》。“玄微”出自于晋袁宏《后汉纪》。这些词汇，尽管有中国传统文学篇目的来源，但其语境和语意则是转译了《华严经序》中的“往复无际，动静一源，含众妙而有余，超言思而有余，超言思而逈出者，其唯法界欤。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穷理尽性，彻果该因，汪洋冲融，广大悉备者，其唯《大方广佛华严经》焉”寥寥数字，转化自然。这些词语的综合串联，最终都归旨于佛教义理，为说教所用。这是一篇高僧的碑铭因此在思想的阐述上倾向佛教或者说重点阐明佛理思想为重，而部分词句的典故、引用只是作为其增加文采的一种手段。如果把这篇碑铭中的汉语词汇运用和中原地区的相比较，并无二致，在汉字方面的运用和意思表达是相当成熟、准确的。从苏智的书写来看，汉字的书写也相当的成熟，当然这是外话。方国瑜认为在大理地区有着较为成熟的汉字书写传统。
徐嘉瑞在《大理文化史》引“用真心修无上菩提……三界寄于电泡诸段”，评价道“此等文字微妙深湛，非入得定去，出得得来，举如椽之笔，吐生花之舌，不能辨也”。徐嘉瑞的这段评论被抄录多次，此处省略。
3、善于用典，善用比喻
其中的用典极多，恰到好处，非耐心颂读全文而不能体会。在佛典方面的相当多，用法也极为恰当，在具体的用法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引用如“启明东庙”、“寄位南求”这些都是直接引自《华严经》，另一种是稍加提炼，例如“缾里之雀”、“放逸幼身”、“井中之蛇”等。这些用典不仅增加了文采，而且极恰当使作者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读者易于接受。张中行在评述受到佛教文学时称其“善用比喻，也最善于运用比喻”，渊公碑可以说是一篇受佛教影响的中国文学的经典篇目。例如在比对真心修行、妄心修行的区别时，赵佑写道：“用真心修无上菩提，如将金为器，器器皆金；用妄心修无上菩提，如将瓦为器，器器皆瓦”。这一比喻极形象传神。将渊公的行为比做用金制器，渊公对佛法诚心和决心，表露无疑。
△ 水目寺铜钟题款拓片，见《大理丛书·金石篇》第2册，第67页
4、佛教影响章法
关于佛教的影响，前文已有所叙述，当然这些所谓的影响都是集中表现在思想方面。张中行在评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认为佛经的翻译创造了一种介于雅与俗方面的文体。说理说事善于比喻，条理分明，而生动有趣，易于接受。渊公碑文在章法上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在章法上使用佛经的设问，说理，结论的构架，在句法上也有明显的佛经特质，例如在叙述的过程中，加赞辞、运用长排比使文章变得庄重。
在布局上，如开篇几句设问，后叙述渊公家世，此后赞颂渊公的诚心和决心，德行，最后叙述佛家谱系。
在句法上如“如不以喜怒哀乐发菩提心，富贵荣利发菩提心，即当以离前尘分别性发菩提心，称法界性发菩提心”四个“菩提心”连续重复，使文本变得庄重，凝厚。
在章法上出色的地方还有对话的引用。这在表现渊公的德行方面起到了第三人称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话一改前文庄重的特点，使人得到放松而易于专注和接受。“对话可以使平板的第三人称叙述产生波澜起伏的效果，就叙述观点而言，增加了第一与第二人称，表达更加充分、自由，行文也更加方便流畅”[王银忠:《蔡邕碑文文学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说，对话的引用在中国的汉文学中最早是由蔡邕创作的，而到了唐代的李华时已经“有意运用”。当然由于佛经中也常用对话，在技术上也不能就简单的将这种方式结论为不受佛经的影响。不管其来源如何，中国传统汉文学和佛经的影响对大理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四、刍论
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批评渊公碑“佛性过重”因此赵佑较《兴宝寺德化铭》和《嵇肃灵峰明帝记》的作者杨才照“略逊”，而徐嘉瑞则称“不逊于杨才照”这种作者高低的评判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似不宜注重，毕竟文学作品的评价受读者的“阅读视野”影响，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情理之中。当然渊公碑的文学成就不宜轻易否定。由于渊公碑是为大理国的世家大族高氏所作，因此在写法上既注重词藻的华丽，又注重思想的表达，能兼具这种表达特点的莫过于骈文。据《刘宋骈文用典之繁及其成因》一文的研究认为，“骈文作为雅文学的代表，其作者、读者主要是拥有渊博知识并以此为耀的世家大族，因此，征引典故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引经据典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品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佛经的影响，而碑文本身又为一位高僧而作因此才会显得“佛性过重”，这种特质与皎渊身世显赫、佛法精深的人物而言是相当契合的。
在大理国文学的层面上来看，渊公碑也代表了大理国文学的一个层面。郎樱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认为在文学方面“语言畅达，文笔简练，并善用比喻”，在文学成就方面则表示“碑文对禅理的阐述，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文字，与当时内陆其他汉语碑文比较，已没有太大差别，足见当时大理国知识分子的汉文水平已经很高。”
从比较来看，渊公碑与大理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样受到佛教的影响特别的明显。例如《兴宝寺德化铭》和《嵇肃灵峰明帝记》、《大理国故高姬墓铭》，甚至是《张胜温画卷》末妙光和尚的提跋都有浓厚的佛教思想，可以说大理国文学是佛教之于中国文学最好的注脚。
注：图片系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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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