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腾越人入缅原因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腾越人入缅原因研究
吴臣辉

[摘 要]

腾越人前往缅甸经商、务工亘古有之,探其原因既有山水相连的区位优势而形成的古老贸易通道,又有缅甸丰富的矿产、土地、森林资源,还有清朝征缅战争的失利,更有晚清民初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因此,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众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腾越人前往缅甸经商、务工的浪潮,或定居缅甸成为华侨,或成为往返于腾缅两地的季节性“候鸟式”务工人员,从而促动了缅甸、腾冲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晚清民国;腾越;移民;缅甸;原因

腾冲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地区,与缅甸山水相连,境内大盈江成为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的主要支流之一,腾冲居民循太平江或龙川江进入缅甸。自秦汉以来,腾缅边民就开始了边贸互市,互通有无,逐渐形成了东起成都,经大理、永昌、腾冲、缅甸,西至印度、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随着元、明、清三朝对边疆地区治理和统治的加强,以及中央王朝不断移民充实云南边疆地区和出重兵镇守边关要隘,使得原本山多田少的腾越更是人满为患,促使腾冲出现“穷走夷方急走厂”候鸟式务工的现象,加上历代多次战争,英国对缅甸的“畸形”开发推动了大批腾冲人前往缅甸经商、务工。

一、地缘因素: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成为腾越人入缅的天然优势

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成为腾冲通缅的主要通道。陆韧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一书中,对“蜀身毒道”的路线进行了详细的划分,认为“蜀身毒道”以(蜀)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僰至滇,从滇越(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敦忍乙(今太公城)至曼尼坡入身毒(今印度),由四段组成,五尺道(或经零关道)至永昌道至缅印道最终到达身毒(印度)[1]P27。五尺道从蜀南下经僰道(四川宜宾)、朱提(云南昭通)到滇池;零关道从蜀西南下,经邛都(四川西昌),沿金沙江南下到达洱海地区,与五尺道俱会于永昌道的起点叶榆(云南大理),永昌道向西巂唐(云南保山),再经由滇越(云南腾冲)出缅甸;缅印道从滇越(云南腾冲)出境以后,经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地,由曼尼坡入印度。此后,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滇缅道,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历代的开发和经营,成为连接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腾冲成为通往缅甸的重要门户。

唐宋时期,“蜀身毒道”基本与现在通缅之路相同,据《新唐书》记载,入缅路主要有两条,从大理出发,经永昌,在龙陵分成南路和中路均可到达缅甸,西去印度,南路为自羊苴咩城(大理)至永昌(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二百里。又南至乐城(遮放)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畹町),至悉利城(缅甸锡箔)七百里。又经突旻城(缅甸叫栖)至骠国(指都城)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山脉),至东天竺迦摩波国(东印度古国,今地在阿萨姆的高哈蒂)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拉杰马哈尔)六百里。

中路从诸葛亮城(今龙陵)西去腾充城(腾冲)二百里。又西去弥城(今盈江)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今缅甸密支那)。乃西渡丽水(今伊洛瓦底江)、龙泉水(今孟拱河),二百里至安西城(今缅甸孟拱)。乃西渡弥诺江水(今亲敦江),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的曼尼普尔)。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之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2]P1152。

元朝时期,由陆路进入缅甸有三条路,据金齿头目阿郭说:“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界,俱会缅之江头城。”[3]P2656根据夏光南在《中印缅道交通史》一书中所说,天部马之名,已不祥其地望之所在,此处似应循龙川江行,即伯希和所指贾眈称述入缅之西南一路。《明史·地理志》木邦宣慰司西北有天马关,关虽设自明代,疑元之天部马或即指此,西出南坎八莫以达江头城。骠甸,元曾于此立军民府,至元二十年,元三路征缅之时,诸王相吾答儿即从此路进兵,至元二十二年,缅王遣使至太公城,欲来纳款,为孟乃甸白衣头目阻道,不得行,复遣使告告一骠甸土司,免军马入境,骠甸就遣其使,回江头城招之,藉是可知骠甸在太史公之东,江头城之南,其北与镇西、平缅、麓川接境,其地当在孟密境内,由此西南行,可径达太史公城也[4]P144。

明朝时期,云南通往缅甸的道路,称为贡象道路,在云南境内有著名的上、下两条贡象道路,其中上路从永昌经腾冲、瑞丽沿瑞江而行,经孟乃、孟密、宝井至缅甸城阿瓦,由阿瓦继续南行至洞吾(东吁),沿锡唐河至摆古(勃固),在《云南通志》记载其线路为:“经永昌(保山)过蒲缥,经屋床山,箐险路狭,马不得并行。过山即怒江,过江即僰夷界也。江外高黎贡山,路亦颇险。……过腾冲卫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陇川有诸葛孔明寄箭山。陇川之外皆是平地,一望数千里绝无山溪。陇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宝井,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摆古,见今莽酋居住之地。”[5]P400贡象上路通往上缅甸玉石主产地瓦城附近的孟密、孟养、孟拱等地,所以此路不仅承载了“恩威远播”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承载了更重要的商业信息,从云南前往缅甸开采玉石,并把玉石运回腾冲加工都是走的这条贡象上路,因此,也可称为玉石之路。

清朝时期,乾隆借口缅甸国王昏迷不恭,出兵征讨其罪,调集云贵、四川汉土官兵三万余人,分两路进剿。主要路线为:由滇西粮仓、政治经济中心永昌出发,经蒲缥直下山陡绝崖达烟瘴之地怒江,由怒江峡谷谷底行数日至烟瘴尤盛的龙陵、芒市、遮放,由遮放出宛顶至木邦[6]P1096-1098。

同时,由于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处处皆可进入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可谓“条条路皆通缅甸”。云南沿边,环接外夷,南境之蒙自,当越南国,西南境之腾越,当缅甸国,尤为南维锁钥。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缅甸国入贡之道,向由虎踞关入,经孟卯、陇川等处,以达南甸,设南营都司以备之。自外海轮舶南来,直抵新街,商贾咸趋北道,由腾越城西南行,经南甸、干崖、盏达三宣抚司,历四程而至蛮允,过此即野人境。其间有三路。下为河边路,中为石梯路,上为炎山路。下路较近,上路则柴草咸便,行四日至蛮暮,入缅甸界。舟行一日,可达新街。又印度东境之野山,系珞瑜番族,英吉利人由印度侵入,辟地种茶桑,其地可通孟养而达腾越,边外强邻野俗,错处可虞[7]P4070-4071。腾冲成为通往缅甸的主要咽喉,扼守进出缅甸的通道,明朝设置的八关九隘基本布置在腾冲与缅甸的沿边,清朝时期,滇人或其他商人从腾冲由三路出发经缅甸北部野人山进入缅甸八莫,再转至缅甸其他地方务工或经商。

历观腾冲通往缅甸的通道中有两条比较繁忙,“腾冲经牛圈河至密支那。或由腾冲县经蛮允、蛮线障凤至八莫;”[8]P146即是腾冲经古勇到密支那的腾密线和经过蛮允(梁河县)到八莫的腾八线,两条路步行或骑马都是六七天,相距200多公里。是腾冲人进入缅甸的主要通道和云南通往缅甸的重要门户。

中国人除了从陆路、海路进入缅甸外,还通过内陆水道进入缅甸。据中国《魏略西·戎传》记载,在秦汉时代,沿海的下缅甸与上缅甸地区、我国云南有水路与伊洛瓦底江相通。通过太平江、瑞丽江,顺伊洛瓦底江,到达缅甸。据哈威《缅甸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坡乘马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产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9]P39,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等物。

二、政治因素:逃避政治迫害和避免战祸成为腾越人入缅的基点

秦汉时期以来,历朝律法都明文规定了对罪犯的处置:或处死,或收监,或罚做苦力,或流放蛮夷之地等等。甚至,有些人在犯罪之后纷纷逃往蛮夷之地或周边邻国以逃避律法的制裁。

南诏时期,就有把犯罪之人发配到丽水淘金以作为对他们的处罚,既达到了改造的目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又起到了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麸金出丽水(今伊洛瓦底江),盛产淘沙取之。沙赕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的记载[10]P199元朝时期,(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戌,中书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谋反大逆,杀祖父母、父母,妻杀夫,奴杀主,因奸杀夫,并正典刑外,余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缅国军。”[11]P248清乾隆年间的两次征缅失利,遗下战俘2500余名,缅王未履约遣返。于是,这些清朝征缅士卒皆羁留缅京,或从事耕种、或事工艺,娶缅妇为妻,成为旅缅华人之先驱[12]P298。

南明王朝永历皇帝朱由榔带领随从和官兵被清兵一路追杀,由广西、贵州逃亡云南,由云南流落缅甸,缅甸国王被迫交出永历皇帝,其随从有的被杀,有的落籍缅甸成为早期的华人。据《明史》记载:“明年(顺治16年)正月三日,大兵(清兵)入云南,由榔走腾越。定国败于潞江,又走南甸,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境。……二月,缅以四舟来迎,从官自觅舟,随行者六百四十余人,陆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余人,期会于缅甸。……陆行者缅人悉掠为奴,多自杀。惟岷王子八十余人流入暹罗。”[13]P3656清初,清朝发动了对缅甸的战争,又使2500多名中国兵勇流落在缅甸,成为旅缅华侨[14]P52。

三、经济因素:云南自然经济的瓦解和缅甸经济的发展成为腾越人入缅的推动源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掠夺更多的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法国从越南入侵云南,英国从缅甸入侵云南,掠夺云南极其丰富的矿产、生物资源以及各种土特产品。根据英国人古柏对滇缅商路开通后的情形估计:“八募与大理间商路开通后,云南人必输出土产品,与仰光入口之纺织品交易,但如是并无害于四川之商务;设使中国政府被诱胁,而允许辟重庆为自由商埠,则可以重庆为中国西部之中心,再加以求水陆交通之便利,则沿路之农产及矿产均可予取予携。”[19]P4023 20世纪初,云南先后被迫开放了蒙自、思茅、腾越海关,英法加紧了对云南资源的掠夺和倾销其廉价工业品,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衣食之源,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或选择进城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谋生,或选择到东南亚国家主要是缅甸从事采矿、农业、伐木或等行业。在滇缅贸易中处于长期优势地位的腾越商人也备受打击:“腾越为滇缅通道,商务素称繁盛。自英踞缅甸,影响所及,我素执缅甸贸易界牛耳之商业家,受一绝大打击,竟萎缩蜷伏,退居于劣败淘汰之数。近十余年来内,如和顺、绮罗、大董、东练在缅腾关间之商号,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20]P177

19世纪,英国发动了三次对缅甸的侵略战争,逐步蚕食缅甸,1885年,英国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遭到掠夺,失去了最富饶的领土”[21]P287,英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用于缅甸,发展工业、开采矿山、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棉花等,把缅甸变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的棉织品也是输入品,可是它们在缅甸国内市场上的售价甚至比本地的产品还低廉。”[22]P289造成缅甸自然经济的破坏,缅甸经济呈现畸形发展的特点。

英国在缅甸加快修建公路、铁路、航运建设,一方面便利对缅甸掠夺,另一方面,加速了对云南进行经济掠夺的步伐。从1886年到1917年,缅甸的铁路里程,从500公里扩展到2500公里,水稻种植面积从4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英亩,稻米产量从不到200万吨提高到400万吨。英属印度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大米产量的15%,森林面积的25%,都依靠这个人口占4%、面积只占13%的缅甸省[23]P285。到1911年,仰光华侨增至16055人,毛淡棉华侨人数也达5605人,下缅甸华侨总人数约达8万余人。此后20余年间,华侨人数继续增加,到1931年,全缅华侨人数达193594人。1871年,云南青年军官王芝在赴英国途中经过缅甸,他观察到“新街(八莫)有汉人街……滇人居此者,约千余人,腾越人居其首”,而在当时缅甸首都阿摩罗补罗“滇人居此者,共千余家”。1931年,在缅北地区的华侨(极大部分是滇侨)约占全缅华侨的三分之一,有6万多人,其中矿工就不下3万人[24]P492-493。

中国劳工被雇佣的地区,主要是在掸邦,其中多数是云南人,他们在旱季来此工作。采矿业是中国劳工相当多的行业,同时又是中国人替别个民族做工的唯一行业。从事农业机森林业的劳工,仅占1931年度缅甸中国雇佣工人的百分之六。在木匠、家具制造业及拖鞋业中,华侨及印侨皆占相当大的部分。然而,缅甸工匠仍占大多数。他们制造木车、打金器、制造木器,在三角洲地带也造船[25]P99。

滇缅之间长期存在山货土特产品贸易,正如恩格斯在《缅甸》一文中说到:“缅甸同中国的贸易极为广泛,向中国输出原棉、装饰用的羽毛(主要是蓝松鸭的羽毛)、实用燕窝、象牙、鹿茸、犀牛角、和某些比较稀贵的宝石。缅甸以此交换的输入品有:加过工的铜、黄砷、水银、硃砂、金属器皿、铜丝、锡、铅、矾、银、金(包括金叶)、陶器、颜料、地毯、大黄、茶叶、蜂蜜、生丝、丝绒、中国烧酒、麝香、铜绿、干果、纸张、扇子、伞、鞋和衣服。”[26]P289此类商品贸易促动了滇省商人、小商小贩频繁往来于滇缅之间,不少的行商逐渐在缅甸定居成为坐商。如在缅甸八莫(亦名新街)就有许多腾越人在此开店设铺,在八莫开设的18家华侨店铺中,腾越人开设的就占15家[27]P113-114,主要经营杂货、棉布面纱、土特产品、药材、运输等业务,吸引了大批腾越人前来经商贸易。

四、外交因素:《中英缅甸条约》的签订和腾越关的开设成为腾越人入缅的助推器

1824—1885年三次英缅战争期间,英国殖民者为了打败缅甸,采取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政策,招募华工前往缅甸建造军营、制造弹药,甚至在军中服务,英缅三次战争结束后,英国占领了缅甸,英国为了开发伊洛瓦底江流域,急需大批劳动力。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自然成为英国招募苦力的源头之一。1891年缅甸华侨人口为3.7万人,1911年增至12.2万人,1921年为14.9万人,1931年为19.4万人,1932年则达到22.5万人[28]P301。

1886年,清朝与英国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缅甸条约》,其规定:“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29]P485英国借承认缅甸对清朝仍照旧例每10年一贡之机,迫使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统治权,中国在缅甸的商业优势逐渐衰弱。

1894年,清朝与英国又签订了《中英滇缅边界及通商条约》规定:“第八条 一、英国极欲振兴与中、缅陆路商务,答允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以六年为期,中国所处之货及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除盐之外,概不收税;英国制造之物及缅甸土产,运出缅甸。由旱道赴中国,除米之外,概不收税,其余照第十条第十一条办理。以上盐米之税,不得多于出入海口所收之税。第九条 一、凡货由缅甸入中国,或中国赴缅甸,过边界之处,准其由蛮允、盏西两路行走。中国答允自批准条约后,以六年为期,凡货经以上所开之路运入中国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若货由中国过此路运往缅甸者,完税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第十二条 一、英国答允中国运货及运矿产之船只,由中国来,或往中国去,任意在厄勒瓦谛江(及大金沙江)行走。”[30]P578-579从条约中可以看出,此条约有利于华侨、商人从陆路进入缅甸要比从海路来缅甸优惠的多,对华侨或商人前往缅甸的限制也放松了,他们取得了减免关税,并且可以在伊洛瓦底江自由运输货物,云南边境居民无需护照,可随时进入缅甸境内,他们“候鸟式”来回滇缅,冬春季节,前往缅甸打工,夏天雨季来临之际,便返回云南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中缅陆路商贸的发展,这样,前往缅甸经商、务工的人迅速增加。1911年,缅甸政府发布的人口统计,当时全缅华侨人口约为10.89万人;1921年增至14.91万人;1931年,全缅华侨人口已达19.36万人[31]P201,其中不乏富有经商经验的腾冲人也随移民大潮进入缅甸。

自清朝初年以来,统治者出于其利益考虑,实行“江内(澜沧江)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的改土归流政策,禁止汉族移民前往位于“永昌、顺宁徼外”卡瓦的茂隆厂采矿做工,以免引起民族纠纷,但“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况且从明朝开始采矿,茂隆厂的矿工、厂主、商贾多系滇民,并且“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陆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加上土司地区“食利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其利”[32]虽有“定例禁止内陆民人潜越开矿”,但“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于是内陆居民借口从事贸易,潮水般涌入茂隆厂地区,从事开矿、贸易、杂货行业,移民人口迅速增加。

1902年,腾越关始开,滇缅贸易量由此急剧攀升。1912年,腾越关开关的第十年,通过腾越关进出口的货物量比开关前有了很大提高,据《海关通志》记载,1912年进口洋货,共值关平银1824000两,比1911年减少1518000两,主要进口大宗货物为棉花、棉纱、棉布、意大利布、小呢、哔叽、洋火、煤油等物。本年出口土货,共值关平银682000两,比以前最旺之年多十分之二,主要出口大宗货物为黄丝、石黄、牛皮、牛角、铁锅、纸张、麝香等物。由于腾越处于丛山巨壑之中,交通素来不便,运输主要靠骡马,1910年,共投入77335匹骡马运输进出口货物,而1910年前8年共投入71784匹骡马运输进出口货物[33]P216-217,这就需要大批人员从事运输事务,从八莫到腾冲需要8日行程,因此,不少人沿途开设旅社、马店。这样,不少的人沿路落籍缅甸或定居于缅甸成为华侨。

腾越关开关之后,“腾越商人每年去缅甸的有数百人之多,有设立号房于新街、瓦城、漾贡者,亦有不设号房,年走一次者。”[34]P164他们在永昌、下关购买绸缎、丝杂、衣服、小帽、笔墨、纸张、药材、器皿等货物,发回腾冲运往缅甸,换回洋料、布匹、鹿角、燕窝、土药、玉器等货物,获利颇丰。

五、国际因素: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促进缅甸农业开发成为腾越人入缅的引力源

1869年,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航行距离和时间,从缅甸到“欧洲去的运输所需要的时日缩短了百分之八十”,亚洲到欧洲的航程大大缩短,减少了两地物流的运输时间,便捷了欧洲列强把亚洲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当时欧洲的人口太密了,三个城内的居民足足有全缅甸的人口那样多,而且他们都是从事工业,并不是以农业为生,所以必须运粮食入口才成。伊洛瓦底江下游平原地区具有种植水稻的天然条件,1885年,英国占领了缅甸,随即把缅甸变成它的粮食生产基地,采取了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政策,招募大批劳工开荒拓土,把热带草原变成稻浪滚滚的产粮区,1869年,下缅甸的整个稻谷区域种植水稻为150万英亩,1886年竟增至900万英亩[35]P57。

缅甸是英殖民地印度的一个省,所以印度人在缅甸人数较其他外来人要多得多,进行开垦荒地的主要是印度人,同时,也有熟知水稻耕作种植的福建、广东人,以及经上缅甸来的云南华工,从1881年到1911年,在缅甸的华人从1.2万增加6.3万人[36]P297。不管是漂洋过海来的福建、广东华工,还是经陆地翻山越岭来的云南华工,他们从家乡带来了种植水稻所需的精耕细作技术,印度、中国移民通过辛勤劳动为缅甸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腾越人移民缅甸有其众多因素组成,有物质层面、政治层面、技术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推动了一次次移民浪潮的出现,为缅甸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家乡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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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臣辉(1968-),男,江西兴国人,保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研究。

原载于《保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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