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游记之江乘、南琅琊郡、金城
今南京栖霞区东部，仙林大学城一带，为秦汉江乘县、东晋南朝琅琊郡所在，金城为琅琊郡治所（后迁白下），虽然数次路过仙林，然从未仔细寻访，大年初二闲来无事，遂独自前往（大组长撂挑子，鄙视）。然而年代久远，资料不足，永嘉南渡之时，多设侨郡侨县，《晋书*地理志》又是出了名的差（不忍责怪偶像褚遂良：）），所以只能推测大概了。
一、江乘县在摄山东南3里，今仙林湖东西湖村。 试述如下：
江乘县，秦置，为栖霞区历史上第一个县置。始皇三十七年，巡游东南，返回时从江乘渡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两汉因秦制，仍为江乘县。东吴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年复立（《宋书*州郡志》）。
刘宋山谦之的《南徐州记》曾载“（江乘）县西有江乘浦”；又载“江乘县西二里有大浦，发源于石头山，东入大江，因县为名”；结合卫星图，栖霞区一带最符合江乘浦的河道为今日九乡河，只是今日九乡河走向为正南北，似与前志所载“东入大江”不符合。又“江乘南岸蒲州津有琅琊城，即句容琅琊乡相接地”（清《乾隆句容县志》卷四），疑“江乘南岸”为“江乘浦南岸”，今 九乡河东侧西湖村中有一段东西走向的河道，疑为古江乘浦遗迹，这样可解释“东入大江”、“南岸”二条文 。 （《南徐州记》已经失传，但旧志中多有引用）
又《景定志》“摄山”条： 摄山，在城东北45里，东连画石山，南接落星山，西北有水注江乘浦，入摄湖。
摄湖在摄山东，可说明江乘浦并非南北走向，与今日水道有异。
最直接的关于江乘县址的记载当属清代陈毅《摄山志》：“古江乘去摄山三里许，今尚有居民数百家，残垣废郭，历历可指。”80年代调查江乘县旧址，认为今西湖村一代为江乘遗址，现村名乃村西头开挖西湖所致，所挖之湖当为今之仙林湖。根据百度地图测距，西湖村距离摄山确实3里许。又云西湖村北有古城墙遗迹，即《摄山志》所说的“残垣废郭”，笔者今日去时， 地铁4号线正在兴建， 西湖村几乎夷为平地，完全不见任何遗迹，后在今经天路两侧见到一些高低不平的岗阜，亦不知是否为遗址。
另根据临沂县位置，也足证明江乘在摄山东南，详见下文。
西湖村北南望：
二、琅琊郡与琅琊城（东晋、刘宋时期）
永嘉南渡，本在山东的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乘县侨置怀德县及琅琊郡（时间为大兴元年，即318年），以安置琅琊国人，随司马睿南渡的琅琊国人约千余家（ 《宋书*州郡志》、 《晋书*地理志》：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大兴三年又置阳都县，属琅琊郡（ 《句容县志》 ）。此时的江乘县竟一下子侨置了东海、琅琊、东平、兰陵四郡，后穆帝时，东海郡七县出居京口（《景定建康志卷十五》）。东平、兰陵二郡，笔者虽未见确切迁出史料，然从兰陵在今日镇江丹阳，为齐梁故里来看，二郡也当相继迁出江乘。所以琅琊郡早期应无实土，仅寄治于江乘县，后随着其他郡县迁出，逐渐有了实土，至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桓温为琅琊内史，镇金城，求割丹阳郡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西界立临沂县（ 《宋书*州郡志》、《景定志》 ），临沂立县时间为咸康七年（341年，《景定志》）。故最迟至335年，琅琊郡已经有了实土。至341年，琅琊郡所统的怀德、阳都、临沂三县已全部设置完毕。然而此前后江乘县属于琅琊郡还是丹阳郡（东晋时有双头郡），笔者未加考证，但琅琊郡侨置于江乘县界，却是事实。
临沂县在摄山西南数里。 试述如下：
341年，分江乘西界立临沂县，今虽遗址不存，然仍可推出其大致位置。《景定志*卷17》有那么几条：
摄山，在城东北45里，东连画石山，南接落星山，西北有水注江乘浦，入摄湖。
临沂山，在城东北40里，东北接落星山，西南有临沂县城。
（还有甚多条文如落星楼等，也可证明临沂县位置，《六朝事迹编类》中亦多有载述）
由此可知摄山南为落星山，落星山西南为临沂山，临沂山西南即为临沂县城。摄山即栖霞山，古今位置未变，所以临沂县必定在今栖霞山西南数里的区域！而“分江乘西界立临沂县”，那江乘县城自然在临沂之东，显然也在摄山之东南（摄山之北为大江，东侧为摄湖、黄天荡，故只能在东南），那么清人陈毅所说“江乘在摄山东南3里”，当是事实。
东晋琅琊城，在今日栖霞东阳村一带。 齐永明时移治白下（《南齐书*州郡志》）。试述如下：
南琅琊郡，晋元帝于江乘之金城立琅琊郡，属扬州，领临沂、阳都、怀德三县，在旧江宁县东北50里。（ 《景定志卷15》）
琅琊城，在江乘县界。晋元帝以琅琊王过江，国人随而居之，因城焉。在县东北63里。今句容县琅琊乡，即其地也。（ 《景定志卷20》、《六朝事迹编类》）
宋祎死后，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山松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沈约《俗说》）
江乘南岸蒲州津有琅琊城，即句容琅琊乡相接地。（ 清《乾隆句容县志》）
南琅邪故城，在句容县北……琅邪城在上元县东北六十里……琅邪城在江乗南岸今句容县北，有琅邪乡即其地。按此晋宋之琅邪郡治也，及齐永明六年徙治白下所谓琅邪城在今上元县西北。（《大清一统志》）
以今日百度卫星图测距离，晋宋琅琊城位置均在今日栖霞区东阳村南面一带，原属句容县，只是国朝才划入栖霞，再看百度卫星图，此处三面环山，北临大江（黄天荡），面积并不大，又郡门正对一座山，所以此琅琊城位置不难确定。见下图：
推测宋祎墓所在的南山，当为射乌山，今日射乌山仍然人烟稀少，环境优美，春夏时尤佳，又有明代石刻（ 江苏游记36——射乌山桦墅石佛庵石刻 ）。
三、金城
金城曾一直为琅琊郡治所，那金城当然就是“琅琊城”，《景定志卷15》也载“江乘之金城置立琅琊郡”。翻遍诸史，提到此金城的地方并不多，录选如下：
以卫将军褚裒为特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金城。（《晋书》）
十一月庚申 （淝水之战后） ，诏卫将军谢安劳旋师于金城。（《晋书》）
诏以为左将军、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假节，镇金城，又领琅邪内史。（ 《晋书*褚裒传》）
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桓温为琅琊内史，镇金城，求割丹阳郡之江乘县境立郡。（ 《宋书*州郡志》）
南琅琊郡本治金城，齐永明时移治白下。（《南齐书*州郡志》）
宋祎死后，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山松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沈约《俗说》）
如果按照以上说法，金城即琅琊城，地址仍应当在前文所说的今东阳村南一带。
是否除了琅琊郡治所的“金城”外，还有一个金城？
《景定建康志》及《六朝事迹编类》，都把金城单独列出来，《编类》“金城”条说“金 城，吴筑。晋桓温……今去府城35里”， “琅琊郡城”条却说在“县东北63里，句容琅琊乡云云（见前文）”，似乎金城与琅琊城是两个不同地方。
《景定志》“金城”条又这样说“在城东25里，吴筑。今上元县金陵乡地名金城戍，即其地”，并且下附考证云“吴后主宝鼎2年，以灵舆法驾迎神于明陵……后主于金城门外露宿”，则此金城似乎不同于琅琊郡城（《景定志》中琅琊城条前文已述）。
依笔者之见，上文所述的琅琊郡城位置应当可信，即今栖霞区东阳村一带，这也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只是旧志将金城与琅琊城分列，且位置相距甚远，不免令人生疑，究竟金城与琅琊城是否为同一城？
先看东吴后主迎神事件中的金城：
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
孙皓诏：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籓卫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 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
孙休立，封和子皓为乌程侯，自新都之本国。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谥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园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后年正月，又分吴郡、丹杨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置太守，四时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庙京邑。宝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二
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皓引见仁，亲拜送于庭。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其翌日，拜庙荐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有司奏言“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以上三条均自《三国志》）
东吴后主孙浩之生父孙和，被吴帝逼迫自杀，后孙皓继位，追封其父孙和为皇帝，葬明陵，位置在乌程（以上三条足证），即今湖州一带。后孙皓在南京为其父立庙，曾至东郊迎其父神主，且为表孝心，还“于金城外露宿”。以此知孙皓露宿的金城当位于乌程至建邺的路上，究竟当时建邺到乌程的道路是否必须向东北绕道经过今日东阳村一带的“琅琊城（金城）”，还是自建邺向东另有一条便捷道路，“金城”即在此路上，现已无法考证。若为后者，倒是符合金城在“城东25里”的说法，与琅琊城相异，为两座城。若为前者，则金城与琅琊城本就是一城。
又或者，琅琊郡治的金城，与东吴的金城，根本就是两个金城，互不干涉。琅琊郡治的金城就是东阳村的琅琊城，与东吴的金城完全不相干，这样则符合宋祎墓的方位。
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金城、琅琊城（晋宋时），必定都在南京城东，《景定志卷5》中的地图，将吴金城标注在建康城西北，即所谓上元县金陵乡界，都是明显的错误。推测可能是受永明年间琅琊郡治所西迁的影响，连“金城”也一并移了。
又，东晋王敦之乱时，刘隗曾守金城，应当为吴时金城，王敦虽从西来，但城东也需防守，也许方向的相反，正是刘隗得以从容投奔石勒的原因。
为什么要苦寻金城？一是因为桓温，二是因为宋祎。
《世说新语》记载的关于桓温的故事：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晋书*桓温传》亦载此事，然曰“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显然错误，桓温一生三次北伐，前两次均自江陵起兵，不可能路过金城。此事必定发生在太和四年的第三次北伐途中，其时桓温自姑孰（今安徽当涂,见 安徽游记3——桓温遗韵——白纻山、大… ）起兵，而为东晋镇守京口（镇江）的郗愔手握北府兵，忠于晋室，郗愔子郗超竟然偷换父亲书信，主动向桓温交出北府兵控制权，故此次北伐，桓温兼领姑孰本部及京口北府兵，因此很可能自今当涂路过金城而至镇江，攀枝折条的故事当发生在此时。
郗愔（王羲之大舅子）忠于晋室，而其子郗超却追随桓温行不忠之事，郗愔却一直不知情。郗超死前，怕死后父亲悲伤过度，特地将自己与桓温的来往的逆谋信件交给门生，嘱其如果父亲 悲伤过度，就把信件交给他。后 郗愔果然悲伤不已，门生遂将书信交与 郗愔， 郗愔看后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从此不再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