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二十四治：上应天文，中合节气的道教地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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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张道陵祖师在蜀境创建天师道过程中，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道教活动的据点或教区。
言，“太上汉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时下二十四治，上八中八下八，应天二十四无，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各治“置以土坛，戴以草屋”为祭祀之所，“置男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
此后，这一制度为张鲁所继承和发展：张鲁据汉中，“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天师道的二十四治逐渐成为教政合一的组织制度。随着天师道由西蜀向其他地方的迁徙，二十四治的组织形态与活动方式，也传播到中国的南北各地。
“二十四治”理论得到了寇谦之和陆修静的整改。到唐代，“治”逐渐演变成了后世道教的宫观组织，而“二十四治”的天文地理知识，则成为了道教独特的宗教地理观。
“治”者，性命魂神之所属也
张天师立二十四治，“下则镇于民心，上乃参于星宿”。镇于民心，即《玄都律》中说“治者，性命魂神之所属也”；参于星宿，即以二十八宿分应各治。从以“治”为“性命魂神之所属”的思想，不难看出“治”乃是被作为拯救的手段而设立的。
《五岳名山图》曰：“治随天而立，历运设教，劫劫有受命为天师者，各各申明，济世度人，以至太平。太平君出，更加有司，随其才德，进位大神也。”可见“治”乃具有通达上天的功能。
孙亦平教授在《灵化二十四考释—从宗教地理学的角度》一文中说：“东汉末年，天师道官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年代里，通过“置二十四治”，以神灵保佑为旗号来'化领户民’，以道民命籍制度来取代朝廷的户籍制度，用道教的为善去恶之道德律命作为教民行为规范的准则，用征收信米的方式来取代官府的税收，尤其是通过倡导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教民的温饱问题，发展水陆交通、兴办实业、扩大贸易、平抑物价、兴修水利、开凿盐井，逐步使'二十四治’成为政教合一的教区组织，从而为早期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知，“二十四治”作为五斗米道在巴蜀所建立的有系统的教团组织，除了“拯救”和“通天”的功能外，又是联络和管理信众、发展教团力量的有效组织。
杜光庭的“灵化二十四治”
道教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天文历数息息相关，“二十四治”也不例外。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典《无上秘要》、《三洞珠囊》和《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都记录了将“二十四治”与二十八星宿、二十四节气、五行等一一对应的模型框架。
到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编撰的道教神学地理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提出了“灵化二十四治”。这继承了早期的“二十四治”学说，但也在此基础上多有发展。
据《无上秘要》所说，张道陵立二十四治开始是应二十四节气为模型设立二十四治，后来为了使教区划分与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又增加了四个治。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中则说，二十八治中有四个治各对应天上的两宿，即鹤鸣治上应室、壁宿，昌利治应觜、参宿，云台治应角、亢宿，公慕治应心、尾宿，其余的二十治则分别各对应天上的一宿。
杜光庭的“灵化二十四”是以二十四化上应二十八宿，但对应法又与《正一盟威篆》不同。“灵化二十四”中的鹤鸣化上应氐、房、心三宿，涌泉化上应室、壁二宿，云台化上应觜、参二宿。这样，鹤鸣化、涌泉化、云台化这三个化就上应了天上的七个宿，余下的二十一化自然就是一化应一宿了。
壎十四治应天二十四气，配一年二十四节。以二十四节气配二十四治，在《正一盟威箓》中已有明记，可在《无上秘要》和《三洞珠囊》中均未出现。
杜光庭“灵化二十四”各化所配节气，与《正一盟威箓》竟迥然不同。《正一盟威箓》开始是以立春配阳平治，按治、节顺序配搭，最后北邝治为大寒。
“灵化二十四”开始是以寒露配阳平化，依次配搭下去，最末北邝化为秋分。这种从寒露开始的二十四节与二十四化的配搭法，是“灵化二十四”的又一特点。
“灵化二十四”所配五行，也与《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颇有不同。杜光庭将二十四化与五行相配为六金、四木、六水、三火、五土时，其中除了“五土”与《三洞珠囊》的说法相同外，其余的都与道教文献中已有的记载不相同。
除此以外，在历史上存留下来的资料中，唯见杜光庭“灵化二十四”记有六十甲子生人所属各治。
如他记述说：“阳平化，五行金，节寒露，上上应角宿，甲子、甲寅、甲戌生人所属”，意为出生于甲子、甲寅、甲戌的人，其性命魂神属阳平化。上应角宿，下属阳平化。
以此类推，每个人根据自己出生的干支年岁，其本命就上属于某个星宿，下属于某个“治”（化）。这种上应星宿、下属治化的说法，有助于从天人感应角度来增强人们对道教神灵的敬畏感以及从皈依中获取的神圣感。
由“治”到“宫”、“观”的过程
原始道教的社会主张和道德规范，在各“治”的区域内通过特有的方式得到了实行。
张道陵在蜀中，“开立二十四治、十九静庐，授以正一盟威之道，诛伐邪伪，与天下万神分符为盟，悉承正一之道也”。“静庐”，或曰“靖室”，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是一类道士的修道场所，它在道教信仰者的修道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张鲁投降曹操之后，天师道徒四处流散，其宗教组织与活动方式也随着道徒的迁徙而传到各地。南北朝时期，北方仍用蜀土盟法、板署治职，救令文日：“今补某乙鹤鸣、云台治，权时篆署气职领化民户，质时治官文书。须世太平，遣还本治。”
到北魏寇谦之，著《老君音诵诫经》，“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才宣布“从今以后，诸州郡男女有佩职箓者，尽各诣师改宅治气。按今新科，但还宿官，称治为职号······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这是对天师治的一大改革。
在南方，陆修静在改革南方道教时曾作《陆先生道门科略》，对“治”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实改革，建立并完善道馆制度。这不仅使南方道教组织逐渐走向规范化，而且也为道教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场所。
同时，在南方逐步出现道馆、道观。到了唐代，随着道教的大发展和宫观的广泛兴起，治多改为宫观。二十四治的名称，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但仍旧在天师道传法、署职上仍保持其一定影响。
每一个“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支性的教权行使区，它是原始道教活动从隐秘的山林洞室，走向民间社会乃至产生巨大政治影响力这一过程的重要中间环节。
作者：牧之 腾讯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