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杏花的守护者”

高博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一位在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现代派诗人、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文学翻译家。他才华横溢，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含历史、跨文化、无结尾的现代主义长篇史诗《诗章》（The Cantos），而且还创作了上百首原创诗歌，写下了数十篇文艺批评论文。同时，他积极译介中国古典诗歌与儒家经典，并从中汲取中华文化的营养。庞德对中国的兴趣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说，美国现代诗对中国文学的借鉴主要滥觞于庞德。

诗人的一生

庞德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海利的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曾任国会议员，父亲也在政府任职，母亲来自欧洲贵族世家。庞德一家关系亲密融洽，颇像我们中国式的家庭关系。他是家中独子，父母自然十分重视对他的培养，希望他能早成大器。因此庞德从小自信，自我感觉甚好。1898年，庞德的母亲和亲戚带他去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大城市旅游，这次游历对年方12岁的庞德而言可谓大开眼界，为庞德展示了超越家乡之外的全新世界，这为他以后独自赴欧洲闯荡作了铺垫。庞德的读书经历比较曲折，他小学曾多次转学，1901年，还不到16岁的庞德就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毕业后在该校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但遗憾的是，庞德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好在这并没有使庞德对自己的文学才华丧失信心。在读书期间，庞德对文学、戏剧和哲学都表现出极大兴趣。此外，他还掌握了拉丁文、古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对葡萄牙语和希腊语也较为熟悉。可见，庞德在外语方面极具天赋。

庞德于1908年抵达伦敦。当时的伦敦不仅是英帝国的首都，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艺术的中心。在那里，他很快与英国的文学界人士建立了联系，其中就有诗人劳伦斯·比尼恩，他也是一位东方艺术鉴赏家，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此后，庞德经常来大英博物馆参观，从比尼恩那里开始了解中国，庞德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便发轫于此。除比尼恩外，庞德在伦敦还结识了叶芝和福特等一批知名诗人，他们都为庞德意象主义诗学观念的形成注入了积极影响。另外，在这一阶段，庞德偶然获得了旅日东方学学者费诺洛萨遗留的汉学笔记，根据这些笔记，庞德翻译出版了一本名为《华夏集》（Cathay）的中国古典诗歌文集。这本诗集刚一推出便引起轰动，其译诗随即成为中国古诗在英语世界的典范。从1908—1921年这13年，庞德一直住在伦敦，伦敦可谓他人生最重要的驿站。在这里，他陆续出版了11本诗集，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美国小子一跃成为世界聞名的大诗人。

1921年初，庞德来到巴黎，在此他邂逅了艾略特、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一些后来成为世界文学大师的年轻人。不得不说的是，庞德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都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帮助。1924年，庞德定居在意大利的拉帕罗。5年之后，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弥漫着消沉之气。作为一名有抱负的诗人，庞德关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诗歌，这时他对政治与经济的热情不亚于文学。这一时期的庞德对墨索里尼政府的措施和政策表示赞赏，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执行的法令要比罗斯福提倡的“新政”更有利于社会。诚然，彼时的庞德只看到了法西斯表面上的繁荣，却没有窥见他们残害人类的本质。因此，对于庞德为法西斯主义唱颂歌的行为我们必须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庞德对中国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认真研究儒学，似乎觉得孔子的学说可以指导混乱状态下的人们挣脱迷惘。比如，他曾这样评价孔子，“孔子讲秩序、尊重人才，他靠'仁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诉诸武力……他追求创新，追求'日日新”。如此看来，此时的庞德是想借助儒家的思想智慧来拯救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

由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于1945年准备逮捕和审讯庞德，并打算以叛国罪指控他。此后，庞德先被送往位于意大利的比萨监狱，接着又被押至美国华盛顿受审。1946年2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审判官们认定庞德心智不健全，于是将他送到圣·伊丽莎白精神医院监禁，在那里庞德待了12年之久。1958年，经由各方周旋，法院宣布放弃对庞德的指控，并允许这位已72岁高龄的诗人重返意大利。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时期是庞德出成果较多的阶段，他的英译本《大学》《中庸》以及部分《孟子》均在这一时期完成；此外，他还着手翻译《诗经》，并专门请了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帮他审校译文，1954年这部由庞德翻译的《诗经》正式出版。1967年，庞德发表了《诗章》第117章。1972年，庞德在威尼斯去世，享年87岁。

译介华夏古籍

庞德对华夏古籍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诗及儒家经典的翻译方面。1915年4月，庞德的中国古诗翻译集《华夏集》得以出版，这本集子收录了19首中国古诗，所涉及的诗人包括李白、陶渊明、卢照邻、王维和郭璞等。这些诗是庞德从费诺洛萨遗稿的近150首诗歌注解中精选出来的，所以他的译诗一经问世立即获得了如潮的好评。例如，艾略特就曾称赞《华夏集》是“20世纪诗歌的杰出典范”，并认为“庞德的中国诗翻译丰富了英语诗歌，就像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丰富发展了英语诗歌一样”。钱德尔也认为，“庞德的汉诗英译抓住了作品的神韵”。汉学家谢文彤则指出，“庞德作为诗人译者所具有的对诗歌的敏锐弥补了他种种语言错误所带来的损失”。甚至连对庞德本人很不友好的美国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斯也不得不承认，《华夏集》是20世纪最好的诗集之一。当然，庞德《华夏集》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以中国古诗为参照，丰富发展了他的诗歌理论，不断进行英语自由诗创作技巧方面的探索。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使他在创作中汲取了中国诗的精髓，在西方刮起了一阵强劲的中国风，成为西方中国诗的“发明者”，因为在庞德以前，“中国并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样式流行于英语国家” 。综上而论，《华夏集》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同时也可看作是庞德对英美诗坛“持久的贡献”。

庞德翻译儒家经典，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好，也有观点认为，他“是在寻找一剂能够治疗弥漫于他四周病痛的解药，一个能够建立与腐朽的西方文明相对的理想社会模式”。庞德在这种目标的指引下开始有意接近孔子的学说，并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从事儒经英译时，庞德本人对中文尚未通透，他所凭借的是前人的译本，主要是法国汉学家波蒂埃的法译本《四书》和理雅各的英译本《中国经典》。但庞德似乎看不起英译本的儒家经典，将之形容为“丢脸”，觉得理雅各的英译不合他意，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符。有鉴于此，庞德认为儒家经典需要有新的译本，而新的译本应该能将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以及对西方社会的不满和期望表达出来。出于这样的动机，庞德在翻译儒家经典时对其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性改造。例如，他将孔子的“正名”（孔子的本意是“正名分”“正名实”）翻译为“determine a precise terminology”（“词语的精确使用”）。之所以如此翻译，是因为依庞德来看，“语言的腐朽是导致西方文明和社会衰落的主要原因”，他把“确保语言的精确作为保持人类思想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庞德的意图如果只是依靠自身创作的几首意象主义诗歌或只言片语，很难表达清楚，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试图从古老的孔子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找到了，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他利用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来消除西方大众的疑虑，继而实现改造西方社会现状的目标。

《诗章》中的中国

庞德于1915年开始创作《诗章》，时年30岁。他当时正侨居伦敦，开展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庞德看来，为了给现代主义新诗运动以强大的声援，他本人必须创作一首堪与荷马史诗以及但丁《神曲》相媲美的伟大诗篇，否则现代诗歌运动将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诗章》应运而生。然而，这部英美现代诗歌扛鼎之作的身世一直有些扑朔迷离，庞德自己从未说过到哪一章结束。结果他到老还未写完，因此只能说直到诗人辞世，《诗章》就到那章为止。

我们可以通过《诗章》中涉及中华文明的相关篇目，来管窥庞德眼中的中国。《诗章》第13章被庞德称为在所有已完成的诗章中最富“道德意义”的一篇。它的主题是儒家学说，主要人物是孔子；第49章中有对中国田园生活的呈现，以兹对比西方世界贪婪的生活；接着在第51章表明高利贷是违背自然和光明的；在第52—61章（中国诗章）里，诗人认为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是中国历代最兴盛的时期，而道教和佛教则削弱了王朝的光芒。此外，庞德从中国第一个皇帝追溯到清政府，指出雍正皇帝是其中最理想的帝王；第74—84章（比萨诗章）中，诗人对欧洲的现代社會唱了一曲挽歌，他把振兴文化的希望寄托到孔子的思想上；第85—95章（凿石篇），诗人在该篇的前半部分重新解读了美国和中国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于后半部分反思了自己的梦想；第96—109章（御座篇），庞德将中国帝王的务实行为与欧洲中世纪的光明追求者做对比，并再次强调应把儒家伦理作为西方民众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第110—117章（草稿与片段），诗人对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纳西族为代表的文明表示同情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于原始文明的向往。

由上可见，庞德《诗章》中有关中国文化的元素多不胜举，但归结起来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孔子形象”和“中国历史”。其中，以“孔子形象”更为突出。具体来说，儒家经典作品的翻译令庞德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对他创作《诗章》产生了重要影响。庞德信仰和推崇儒学，他不仅把孔子奉为最高神明，而且还把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全部归功于儒家。庞德在西方极力推崇儒学的宗旨就在于以中国历史为镜鉴，反对以欧洲中心主义为精神支柱的基督教，让西方统治者学习东方圣儒孔子的智慧。总之，庞德以儒家思想为支撑，公然与在西方占据重要地位的基督教文明相抗争，足以见得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备至。不难看出，庞德的意愿是使来自东方古国的“杏花”能够在西方得以重新绽放。但这项任务必将是很艰巨的， 因为它意味的不只是保持，而是再创造。庞德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回想起自己为之所做的努力：

我曾试图写出天堂/别动/让风说话/那就是天堂。/让众神原谅/我做过的事/让那些我爱的人原谅/我做过的事。

这是 《诗章》第117章中的片段。庞德在风声中找到了天堂，这风从东方吹到西方，吹来了中国的文明之花。不管庞德最后做的是否成功，但他的付出确实值得我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