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陈望道的言传与身教

2020年是外公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发表100周年。再一次回忆祖辈铸就的辉煌业绩，再一次迈入祖辈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对祖辈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开祖辈书写的历史篇章，无不深切地为之感动。
　　“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
　　外公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16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外婆张六妹结婚，生育两男两女。不幸的是，两男早夭，只剩下两女，我是次女陈次莲的女儿。1949年下半年，外公将弟弟的儿子陈振新收为养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学。他从《朝日新闻》上得知北平发生抗议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便毅然决然地中止学业回国，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在三尺讲台上，他积极宣讲新文化，支持创办进步刊物，引导学生们追求科学、民主。
　　“一师风潮”使外公深刻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此时，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得知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任务的外公便回到了老家，在一间简陋的老房子里，一盏油灯、一块木板，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潜心翻译。
　　外公的母亲张翠婠思想开明，虽然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但总是默默地给予支持。“误把墨汁当红糖吃”的故事，就发生在外公母子身上。
　　几个月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从此点亮了古老的东方大国。它影响和培育了无数先进分子投身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20年8月，外公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外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终身不变的。他不仅参加“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的工作，支持学生运动，为党培养大量生力军，还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白话文运动。
　　外公还是资深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修辞学、新闻学有开创性贡献。作为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深知教育乃一国之本，并以追求真理的务实态度治学，为复旦大学成为一流大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记得外公曾经感叹：（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地去上学。年轻时，我非常希望尽早地把这些山炸平，那样村民和孩子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也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
　　外公还对当时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感触良多。
　　比如，孩子们看书不会断句，也不懂得标点符号。“标点放的位置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标点符号就无法正确领会文章和句子的含义。”
　　再如，孩子们不懂得修辞，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些虚字，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表达内心想法。为此，外公特意编了一些“教材”，一个个教，一个个纠正。这就是他日后致力于研究中国语言的一个最初动力。
　　“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
　　外公在对旧婚姻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他认为，恋爱是道德观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结合，当然应该是直接的内心的结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给好友刘大白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近日的悲观，大半是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晓得我的泪是不肯轻易流泻的，这次我竟几次啜泣呢，我满身浸着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恶的悲观。”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外公对自己女儿的恋爱和婚姻持开放的态度。
　　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亲随外公去上海读书，父亲季鸿业则于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系学习。两个年轻人异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可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童养媳留下的女儿，所以外公家族里的人都不太同意这门婚事。只有外公力排众议，最后我的父母于1935年结婚了。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转而当律师的父亲不愿当亡国奴，在外公的支持下回到义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父亲既有“傲人”的学历，又是陈望道的女婿，因而声名远播。一方面，他得到了思想进步、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义乌县县长吴山民的看重；另一方面，中共义乌县委的地下党员也纷纷接近他。
　　1942年5月21日前后，浦江、义乌、金华、兰溪县城先后被日寇攻陷，中共义乌县委号召组织敌后武装进行抗日。因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共义乌县委特别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即由民主人士担任队长。“八大队”的活动区域涉及金华、义乌、浦江和兰溪四地，因抗日战绩卓著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父亲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间担任“八大队”队长。
　　抗战期间，环境艰苦。母亲不仅是父亲生活上的伴侣，更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因为同时还要照料孩子，母亲更多的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日本鬼子丧心病狂，谁家住过游击队就烧谁家的房子，吴山民家就被日寇烧了三次。外公为了不让村民的房产被烧毁，便耗尽家产建了一座“九间头”房屋，供游击队员驻扎和休整。为了方便放哨、观察敌情，还特地在房子的东西两头各开了一扇大大的窗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八大队”随新四军北撤至苏鲁根据地，父亲奉命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父亲和战友们数度重建“八大队”，恨得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大洋捉拿。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浙赣线“路北县政府”的县长。1949年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院长、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母亲带着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与敌周旋、坚持斗争。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父亲和战友的安危，最终积劳成疾，于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的人都称赞她“不愧是陈望道的女儿、季鸿业的知音、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父亲曾经为母亲写下一首词：明知此味难消受，偏是愁人后，红枫港下够伤人，何苦还求莲叶两相亲？将来春去年华走，痕迹徒然有。若将往事吊伊人，不过两行血泪透衫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母亲的深情。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农。外公经常给父亲去信，鼓励他要坚定信念。信上，字迹工工整整，没有一个潦草字：“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但是你还是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父亲能够在那个年代始终坚持信仰、努力为百姓服务，与外公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
　　外婆蔡葵是一位有学识的女性，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她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她对我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
　　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等艰难时刻，她用亲情温暖我的心。她说：“只管念好你的书，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我在他们身边健康成长，一直到大学毕业。
　　每当临近假期时，他们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啊？一放假就过来上海啊！”一开始，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于是他们就会在那一天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就会非常着急，生怕出什么事。后来，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后说几天。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惊喜。
　　20多年来，我每年假期几乎都会去上海外公家。生活在外公身边，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了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那时，外公有专用的轿车，外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东西赶出来时，他的车子早就开走了。
　　1957年的一天，我在学校的布告栏里看到“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月×日来我校讲学”的通知，便找外婆确认，得知她“获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可当那天到来时，左等右等都不见他们的身影。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讲学取消了。听后我当场就大哭了起来，校长这才知道原来我是陈望道的外孙女。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却从来没有为家人谋过私利，包括我们夫妇大学毕业分配时，学校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位外公。
　　外公等人用他们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