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解释的艺术（摘译）
选自Nobus的Jacques Lacan and the Freudian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一书。
至少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弗洛伊德曾强调过，比起解释而言，要处理移情要求分析家具有更多的技巧与专业性。在杜拉的个案研究中，弗洛伊德曾提出：“在病人的联想基础上透过抽离出他的无意识的思想与记忆，我们很容易学会如何来解释梦，然后，就能践行类似的解释的艺术：对于这些，病人自己将总是供应相关文本。十多年后，在《对移情之爱的观察》中，弗洛伊德重复了这个观点，他警告那些没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家，比起那些要从移情的处理出现的困难来说，实际上，解释技术上的困难真的就太微不足道了。
尽管弗洛伊德相信精神分析的解释行为具有迅速性，因而即使有极少的精神分析基本原则可以作为指导，然而比起解释的实践而言，这引起的争议并不算什么。也就是说，虽然在这些原则上是有所争议的，如他对于诊断的观点，在治疗中精神分析家应有的立场，时间与金钱的设置，还有那令人懊恼的议题，移情的临床难题，但是弗洛伊德很少被谴责。然而，弗洛伊德对于解释的观点，自从他首次构想这些解释的观点以来，则是从每个可能的角度，都受到过挑战。
在弗洛伊德在世时，许多的研究已经在争论这些复杂的处于联想与无意识的愿望之间的关联问题。这些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与《日常生活的心理学》中揭露出来的，在其中，他有时侃侃而谈一般性的进程，但是更加经常地，他仅专注于单个案例，弗洛伊德学派分析推理的案例。为了符合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标准，弗洛伊德的解释的方法随后被抛弃了，因为是不合乎科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方法欠缺可验证性，可靠性，与正确性。另一方面，（用波普的方式），是因为这个方法完全违背系统性的反驳，而不可证伪。
今天，《梦的解析》(1900a)始终是来了解精神分析大厦，大厦的建筑那曲折的图纸，或作为精神分析理论临床应用所强化的正确无误的信念的基础性通俗跳板。甚至可以说《梦的解析》始终是被推荐阅读的名单中时常出现的一部著作，只不过，问题在于《梦的解析》很少被当作是一门全新的临床学科的宣言。(Young 1999)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许多批评家排斥弗洛伊德的解释方略，但是这些批评家并没有宣告弗洛伊德的命题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并没有认为梦、口误，甚至广义上，所有的文化产物，都是可以理解与可以解释的，例如，他们能够揭示出关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某种特性。他们所质疑的东西乃是应该被归属于这些现象的意义的特性（因为弗洛伊德的缘故，这被归属于受到压抑后的无意识的性的愿望），与其相关的意义正在得以产出（即从联想里获得推论中产出）的运作模式。
这两方面明显地相互关联着，因为弗洛伊德根据病人对梦的联想，被扭曲的无意识的愿望的片断，在显梦的内容的本身的内部，还有被执行的行动，甚至不论是在精神分析的背景的内外，而得出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这样的结论，都是以所揭露出来的思想作为基础的。面。(Freud 1937d:258)除外，弗洛伊德的关键的洞见在于梦描绘出了通往无意识的捷径。这个关键性的洞见完全遵循着“解释的艺术”来得以陈述得。“解释的艺术” 让病人的”意识流“具有一种特权，它凌驾于梦本身的内容之上。
精神分析的解释的受到争议的核心，因此关涉到的乃是弗洛伊德被给出的这种探讨材料的怪诞方式。透过拒绝通俗解梦书籍（那些所谓的固定解密或者破解的方法），以及那些详细列举象征解释的价值（作为是文化遗产的表达阅读梦的象征），弗洛伊德(1900a:96–98)利用一个人的松散状态下产生的观念为来源，其挖掘出潜在的梦的思想。虽然这个程序被提出来仅仅是为了使用者的便利，而不像处理移情那样要求严格，但这个程序不久就引来许多牵强附会的令人讨厌的东西。
因为假如分析家想要通过一系列的个人的思想来“猜测“出梦的意义，那么就要说明具体的解释规则，这是很笨拙的，而且还完全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可以作为解释价值判断标准的方法，无论是试验性还是独立进行的。尽管它具有实践性，然而弗洛伊德方法的结果是，它会被等价为是在提倡”任何方法都是行得通的“。这一种方法论上的自由，在解释者这方面开放给每一个可以想像得出的那些偏见一道大门。
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自己也滋养了这些批评，因为在他的整个著作里面，他固执地避开让自己从事的解释有正规标准的任何暗示特征。令许多新手大为吃惊的是，“梦的解析“甚至并没有包含哪怕一个在临床的背景里能够容易被运用的信条。
令许多学生感到绝望的是，弗洛伊德探讨技术的论文，并没有包含牢固可靠的规则，能够被直接地被融合到精神分析的行动计划里。好几年来，弗洛伊德确实怀抱这个计划，要出版一本关于通俗的精神分析方法论的著述。可是，他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放弃了通俗的行为守则与一套用简短的文章阐述的良好实践的指示性的建议带来的好处，为的是捍卫临床情境的变幻无常，还有个人经验所具有的弹性。(Freud 1913c:123)虽然奠基者不愿意阐释临床的标准规范，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其跟随者指明精神分析解释的参数。
可是，这些建构并没有让叛离学派者保持沉默，因为大部分的后-弗洛伊德的研究，针对梦的解释，都是根据描述性的层面来执行的。这个程序的主要动力与理由就被推挤到背景里面。这样，后-弗洛伊德主义者探讨解释的文献，主要是关注各色各样的解释分类，它们如何跟其他的精神分析的行动有所差异，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治疗的进展的。
在这方面的典范就是史特拉奇的那篇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精神分析治疗性的行为之本质“。在这篇论文里，他建构了这样的”变动的解释“的概念，并且区分出深度与表面的移情以及过度移情，早熟与适时的解释。 后-弗洛伊德学派的作者受类似的渴望所驱使，想要捕捉精神分析解释的真实特性，并且因为受到弗洛伊德自己将解释与建构二者被分开的影响而强化(Freud 1937d)。这些作者随后将这个概念用来与下面的这些相对立的方式来赋予定义：面质(Devereux 1951)，担保(Schmideberg 1935)，插话(Colby 1951:69)，干预(Loewenstein 1951)，澄清(Bibring 1954)以及说明(Paul 1963)。可是，他们并没有描绘出解释的适当的意义，他们无意间让这个概念从完整的语义面前溜走。
对拉康同时代人的著作中针对该术语的这种大量繁衍，拉康的反应是用奥卡姆剃刀予以反击。拉康重新追踪这位最初的精神分析家的足迹，当他划定解释的位置时，是在精神分析的治疗里面(Lacan 1977i[1958]:232–240)。跟弗洛伊德一样，拉康避免对解释的规则划定出清晰地分界线，透过由此来使得人们注意到明确的指示造就的乃是贫瘠的临床的形式主义，会导致潜在而强烈的恶化，(Lacan 1977e[1953]:31, 98)，这样的提醒性的负面方式促成他做出决策的动机，而且相反，强调解释的行动具有强烈的自由作为了正面的决策：
作为用话语或行为来呈现给我的东西的那些解释者，我[精神分析家]，就是我自己的预言家，并且随我高兴地加以表达，我是我自己追寻上帝之船的掌舵手，而且当然，我根本就不能够测量我的话语对整体的影响，但是我清楚知道这样的事实，并且努力奋斗来防卫和对抗它。换句话说，在我干预的时机，频率，与选择上我总是自由的，甚至，它看起来，这个规则已经完全地被安排好了，那都是为了不要妨碍我自己行动的自由。(Lacan 1977i[1958]:228)
一个预言性的陈述引人入胜，这就是拉康宣称说预先构想所有的解释性引导方针，并将之提升到启发式的地位，这并没有侵犯精神分析家的自由。此外，被宣称的选择的自由，以淡化潜在的不正当与不确切的解释的治疗的危险，这激发起了一场争论。而且，被归于精神分析家的解释的创造力，唤起了针对精神分析家的干预目的上的新反思，尤其非常重要的乃是，它回避了这个关于分析家的临床行为的暗示力量，如何能保持中立这一问题。
在他的著作里面，拉康处理这些挑战，用标点，暂时性，误解与模棱两可等术语去指明解释的意义，并且定位它的目的联系到同意义，死亡，真理与无意义性的关系上。跟他被假设知道的主体来对移情范围里的情感关联这一观念上的替换相对比，拉康改变了传统的解释作为是认识论的的特点，或共情地回应一个在解释充当谜团的阐述行为中而该行为却没有依赖精神分析家的知识的这一一种框架。换句话说，虽然拉康变换了移情的领域，从情感移到知识，他也将解释从知识变动到了复杂难解的问题上。在他的1953年的“罗马演讲”中，拉康其实已经提出这个转换的座标，但却是直到1970年代早期，他才建构出纲领性的原则。
在这个章节的以下部分，我将讨论拉康针对精神分析的解释的特性与目的的观点，依照这些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发展的观点，证明了拉康如何重新定义和超越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边界的，最后我们会讨论他的观点是如何能被运用到具体的临床的现实情境中。再一次，我提醒读者必须记住：大部分的被呈现的材料仅是跟精神分析的处理神经症（癔症或强迫症）的分析者有关。在倒错与精神病的病人的个案那里，分析家应该如何从事解释，如果有的话，也既非拉康著作考虑的问题，或是他的学生的著作回答的问题。
【译者注解】拉康所论述的解释自由之支撑点在于弗洛伊德分析的建构一文。因为，分析家任何的行为（包括沉默）均同移情发生作用，也是因此，如弗洛伊德所言，如果建构无效，并不会影响什么，相反，则会以各种迹象展现和推进会谈。这里的核心在于理解这个拉康所谓的自由是处于移情的辩证法中，同时，也是意义（语言的大他者）和无意义（空）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