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人文主义哲学之九:康帕内拉1

人文主义哲学之九:康帕内拉1

  

西方近代乌托邦思想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人一派之事,甚至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自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之后,在好几个欧洲国家,陆续有一些后继者出现,其中颇有几本富于历史价值的空想名作。如本节即要介绍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比他们更晚些的英国大名家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哈林顿的《大洋国》等。由此可以知道乌托邦思想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为它能够远播四方,同一题材的书籍才会屡屡出现,因为作为受体的读者群大,它才能超越国度,远播四方。如果联想到18、19世纪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大思潮,就更可以理解乌托邦思想在欧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乌托邦思想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不满现实,但又不满历史的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他们因为对现实不满才幻想有更好的社会理想出现。但他们不是复古主义者,他们既不满现实,更不满历史,因此,他们的办法是拒绝向后看,只要向前看。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新的事物是喜欢的,但这些新事物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要求更高,胃口更大,他们希望有更美好的东西出现在人类面前,于是便展开空想的翅膀,去营造一个又一个的" 乌托邦"。他们不满现实,但他们又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常常站在现实的挑剔者和批判者的角度发表意见。但从历史的宏观去看,他们其实也是现实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相当积极的一部分。以此观之,批判即是建设,反对也是补充。唯其有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补充,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文化才来得更完美和丰富。  
这里主要介绍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1568-1639 年),他在年龄上比莫尔整整小了90岁,在思想上也可以说是莫尔的学生。特别是他的乌托邦思想,在大的方面,和莫尔没有多少质的差异。单就这点而论,可以说康帕内拉就是16世纪意大利的莫尔,而《太阳城》也就是16世纪意大利人心目中的《乌托邦》。  康帕内拉其人也与莫尔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个人都很博学,而且多才。莫尔既是思想家,又精通法学,熟悉史学、数学、天文学,更是一位有才能的律师和颇有特色的政治人物。康帕内拉同样博学,同样多才,他的著作也很多,而且同样既是一位文章高手,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他的14行诗,也如同莫尔的政治讽刺诗一样,既有个性,又有内容。  
其次,两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念和同样坚韧不拔的个性。莫尔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能身处逆境而不惊,面对死亡而不惧,即使面对小人的诬告与伪证,依然故我,镇定如常,大有中国古哲人所谓"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的贤者之风。康帕内拉的一生境遇更是风波迭起,百味皆尝。但他非但能以超人的毅力去面对这一切,而且还以超然若归的精神进行自己的创作。如此这般,两个人都可称为人中豪杰。  
再次,两个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和超凡的想象力。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没有想象力不成,没有阅历更不行。他们二人的经历都不平凡。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却能接触社会,关心现实,对政治生活一往情深,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绝不置身局外。他们的主张并非总是正确,甚至常有偏颇,但他们的态度从来都是严肃庄重、认真负责的。  
最后,两个人都有嫉恶如仇的性格。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虽不必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既见不平,总有一股不吐不快的风格在。莫尔作律师做得很有声誉,就是因为他敢为事主鸣不平;他作议员做得有声有色,就因为他敢于反驳国王的错误主张。康帕内拉也是如此。虽然他的《太阳城》中的批判色彩不如《乌托邦》表现得尖锐、浓烈,但他的14行诗中,同样表现出与之相似的风格与精神。他有一首《论宇宙间重大罪恶的根源》,写得很有特点:
" 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  诡辩、伪善、残暴行为,  我珍视菲米斯的坚贞、  能力、智慧和爱情——她的教训。  哲学家的发现具有最高的效用,  它谦虚地教人以真理——
  这是医治三重谎言和极大罪恶的灵药,  它会使那令人遭受痛苦的世界失掉力气。  倒毙、饥饿、战争、敌人的阴谋、  淫荡、冤案、奢侈、任性——
  在那三种道德沦丧的恶习面前就显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而自私自利却是主要的罪恶根源,  它是以无知作为丰富的养料。  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击溃无知的。"
  康帕内拉与莫尔相比,也有不少相异之处。  
第一,两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知行倾向有别。前面说过,莫尔是主张宗教团结与社会安定的。他尽管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十分痛恶,但他不同意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改革的动荡与保守的安定之间,他宁愿选择安定。虽然他在与对手的论辩时,气势凌利,语言刻薄,以至态度粗鲁有伤风雅,但在行动方面,他却是一个喜欢稳妥远胜于喜欢变革的人。他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却不是一位行动的巨人。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不但有丰富的思想,而且有大胆的行为,当他认定起义是必要的行为时,他宁可放下一切思想,一心去为起义服务。

第二,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中更多民主精神、宗教意识,而康帕内拉的思想中更富于哲学与泛神论色彩。在两个人的乌托邦思想的后面,莫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的政体,而康帕内拉的思想深处,却有比较复杂的哲学与神学背景。  

莫尔年轻时,也有过几年修道院的生活经历,但他能把这种生活经历纳入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去,换句话说,他在西方宗教传统与人文主义思想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把这种平衡寄托到他的乌托邦梦想中去。他注重人文,但不伤宗教。据说他离开修道院以后,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穿着通常在修道院中才穿的粗线织成的内衣。  

康帕内拉本人即是一位僧侣,但他偏有许多异端思想。他身为僧侣,却对哥白尼、伽里略的天文学思想极为同情。虽然他的天文学知识不足以支撑他的这种情绪,但这并不妨碍他宣布自己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和倾心。他同时又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这一点同样与基督教原则大相径庭。在他看来," 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的一本书"。而且在他心目中,宇宙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宇宙乃是一个具有一切存在物特性的有生命的东西。他对于太阳更是情有独钟,唯其如此,他才把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太阳城》。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太阳神的崇拜者,而这与一神论的基督教义真是水火难容。此外,他还是一位星相学家,他对星相学的热忱,常常超过他对宗教的敬重。而无论哪种星相学,说到底,也是和基督教义背逆难通的。  

严格地说起来,莫尔的思想体系中哲学成份甚少,这大约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而康帕内拉的哲学思维就比较丰富。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有时不免像一个大杂烩,那里面既有新的具有时代风采的哲学观念,也有陈腐守旧的神学观点,以及令人观之生厌的神秘主义内容,但他常常有意无意间便" 碰" 到许多为他的时代所崇尚的真理。如他认为,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并在一定意义上做出了" 我思故我在" 式的哲学猜想。很显然,他的这种以感觉和经验为前提的认识论思想,和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确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他的理性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又与后来的笛卡尔哲学有些许不谋而合的地方。  

第三,虽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写法甚至内容上都颇为相似,但二人的文笔与文风又有明显差别。比较而言,莫尔的文笔十分漂亮,他的《乌托邦》是一部很有文学品味的著作。康帕内拉的文笔则比较枯涩乏味,但他文章的组织方式和观点却往往更其清楚明了,虽不如前者富于魅力却较前者更宜把握。  

造成莫尔与康帕内拉之区别的原因很多,要而言之,无非个人与环境两大文化原因。在环境原因方面,因为莫尔生活的都铎王朝和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有很大区别,都铎王朝是一个已经比较强盛而且正在走向新的强盛的国家。作为其国民与重臣的莫尔自然不希望他的祖国出现动荡,而是希望它在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变得更其强大与美好。恰恰是这种主张成为近代英国的文化传统。康帕内拉生活的意大利,彼时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反抗异族统治,必然成为本民族的首要任务。康帕内拉作为一名同样有政治热情与远见的学者,在民族大义面前,自是民族第一,学业第二。对于采取行动,那怕是激烈的起义行为也在所不惜。而他的这种作风,也和近代意大利的文化传统有某种内在联系。  

就他们自身的情况看,莫尔一生中虽然也曾遭受几次挫折,但他的生活和社会经历,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他在本国乃至整个西欧都有很高的威望。虽然他死得很惨,但这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在内,何况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常不能以个人结局好坏论英雄。所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云云,应该包括死亡后的哀乐在内。康帕内拉则不同,他一生中单被关在监狱的时间就有27年之久。在统治者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囚徒。虽然他生性达观,但看他一生经历,他遭受的磨难超过他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许多。因为康帕内拉有如此长的监狱生活,他的履历反而相对简单。  

康帕内拉原名吉奥凡.佗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侣后,更名托马斯.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更相似了。他出生于意大利东部卡拉布里亚区所属的斯坚亚诺村。当时该区正处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康帕内拉聪慧早熟,13岁时已表现出某种创作天才。但他很早就接受教会教育,15岁入修道院学习。但这不合他父亲的本意,他父亲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攻读法律的。  

康帕内拉在修道院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阿尔贝尔特和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他成名之后多次对修道院的学习表示不满,但在校期间,他却是一个好学生。从他后来的著作看,他的人文色彩不如莫尔浓重,但在神学哲学的涵养方面,却有比较扎实的功底。然而,他真正景仰的哲学家,既不是托马斯.阿奎那,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是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特列佐。特列佐并非哲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他带有某种异端色彩。而正是这位特列佐,却成为康帕内拉走向成熟的一个启蒙人。  

特列佐使康帕内拉着迷,但他并非前者的信徒。比如特列佐是不相信占星术的,康帕内拉却对占星术着魔。例如二者皆为异端,特列佐也不过小异端已而。1591年,康帕内拉还写了一本有关占星术的著作。如此看来,康帕内拉既非中世纪哲学的追随者,也非特列佐哲学的真正知音。他有自己的风格,他要走自己的路。他学术视野开阔,求知欲望强烈,读的书又多又杂,而且为着看到更多的书,即使会犯教规,他也在所不惜。为了研究,他也曾不经教皇准许就擅自使用修道院中的藏书,这在当时无疑已是很大的事件。但他照样我行我素,并不想危险已在眼前。后来真的有人告了密,他也因此遭到逮捕。好在这次逮捕并未受更大的折磨,很快便恢复了自由。  

此后,他曾到佛罗伦萨、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多瓦等地旅游。一边游历,一边继续他的研究。这期间,他又两次被控告,幸而未酿成大祸。但看他当时的思想,他其实绝不是教会组织的真的反对者。从他当时写的两本主要著作《论基督教的君主国》和《论教会执政》看,他的基本观点倒是反对宗教改革。他主张教皇应该把全体基督徒统一在他的旗帜下,教皇不仅是教会的首脑,而且也应当是国家的首脑。这思想与时代的要求自是格格不入,但他并非曲意奉迎,他的这种主张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祖国正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大约他希望以教皇的权力取代异族的统治权力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稍后写的《告意大利公爵书》,就把这个观点明朗化也系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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