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碑刻散记
富平碑刻散记
文/刘登锋
碑刻，从广义上说是以石质材料为载体的铭刻文字统称为碑刻。中国碑刻文化，从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3号殷人墓道出土发现的殷商末期帝乙、帝辛时代的石刻一种遗物证明，至少在商代，石刻铭文已经萌芽，并且与甲、金文字同步。
春秋战国时期，石刻开始多起来。如陕西凤翔石鼓文的发现（在唐代发现），先秦刻石《诅楚文》的意外获得。以至两汉，特别到了东汉，国家相对稳定，经济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为碑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经过两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提倡孝道，助长了厚葬之风，建立墓碑、建筑的石祠堂以纪念亲人。显扬亲人的光辉，成了孝道的重要体现。修桥筑路，祭祀先圣，崇祀山川神灵，都要刻碑纪念。使得碑刻得到大发展。
富平从北魏、西魏、北周造像记碑，到唐石碑墓志铭，以至于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均有碑刻遗存，所涉猎之史事、人物，有的上述到远古，历史发展的大体轮廓和印迹、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均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富平石碑碑刻文字种类繁多，内容和形式非常丰富，分类也众说纷纭，本文将从富平新旧发现的重要的碑石、墓志、功德碑予以略述之。
1、唐 美原神泉诗序碑
刻于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这是较早的唐代篆书碑石。碑型尖首方座，高1.82米，宽0.65米，17行，行25字，这种形制在唐代碑石中较少见。有人怀疑它是利用汉代碑石重刻的（因为尖首有孔）。原石在陕西富平县美原镇立，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院内（此碑1929年由富平移至西安新城内，1948年移入西安碑林）。碑阳、碑阴均有铭文，碑阳用隶书题“美原神泉诗序”，并额篆题：“大唐裕明子书”（即尹元凯），碑阳为唐韦元旦撰序，贾淑言及无名氏诗各一首。碑阴有徐彦伯作序，尹元凯、温翁念、李鹏各作五言诗一首。碑之阴阳两面皆由尹元凯篆书。碑的内容为美原县尉、韦元旦等人游览美原神泉后所作的诗与序，赞颂了美原县金粟山中的一个神泉之水（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地区）。所书篆文结体大多来源于（说文解字）。但也有加以修饰及讹变不经之处。是秦汉以后人士书写篆体时常见的现象。书体方正，装饰意味较浓。
此碑又名“美原神泉诗”、“美原神泉诗并序”。《金石萃编》、《金石录》、《关中金石记》、《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陕西金石志》等均有著录。
书者尹元凯生卒年代不详，唐瀛洲乐寿人。工文辞，曾官至慈州司仓参军。罢官三十年未出仕任职，后为右补阙。与张说、卢藏用交往甚密。见长于文辞，篆书鲜为人知，曾与吴少微、富喜谟被时人称为“三杰”。唐人写篆书除李阳冰擅长并卓然成一家外，篆书多做碑额书用，以篆书全文作唐碑者，可谓凤毛麟角。此碑书法，以古文与小篆为基础，亦有些字参以石鼓文字形，以玉筋篆为基本笔法，其书篆法古奇、遒朴而有逸气。在唐一代是楷书和行书、草书高峰的空前时代，篆书于此时多成为装饰作用的产物。《美原神泉诗序碑》作为唐代篆书碑稀少亦奇，且有千年之历史，为研究中国书法之全面的发展和篆书中某些特殊的变化仍不失一通名碑。此碑旧拓少见（图拓片采用潘登峰友旧藏）。
2、符璘碑（唐）
唐太和七年（833）立，李宗闵撰，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碑原立于齐村乡里仁堡原符公墓前，后于明清间移富平县文庙前院东侧。1956年8月6日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中被毁。据旧拓裱册记载《符璘碑》通高3.95米，其中头身共高3.30米，座高0.65米。头身同宽1.08米，座宽1.60米。头厚0.25米，身厚0.28米，座厚0.80米。头薄于身似遭破坏或天然石层脱落所致，废痕凹凸不平，呈自然石瑕，淡黄色。碑身断裂两截，阴刻楷书31行，行62字，字径3厘米，实刻1678字，其中102字漫漶不清。
从《符璘碑》释读可知，符璘（733-798年）字元亮，其先琅琊临沂人。符氏族到符璘已是五代为将。但中唐、五代符氏将门真正发端是从符璘其父符令奇开始。
从此碑文看：魏博节度田悦抗拒朝廷命令。马燧在洹水打败了田悦，符令奇告知其子符璘说：“安（禄山），叛乱为人不齿，悦叛唐，覆灭无日，怎能为了旦夕而苟且生存，将来被捆送到京城，而宗族全被灭掉呢？你若能归顺朝廷，做唐的忠臣，我也能名扬后世。”符璘哭着说：“田悦为人残忍，眼前的灾祸太可怕了。”符令奇回答说：“如今官军从四面合围，我们已是砧板上的肉了，你现在走了，我死而不朽；你不走，我也是一死。何必要同时死在此地呢？”符璘低头哭泣不能回答。当初，田悦和李纳在濮阳相会，于是向李纳请求援兵；李纳分出一部众跟随田悦走了。到这时，李纳的军队要回齐地，田悦派符璘率三百骑兵护送。符璘和父亲咬臂出血而别，建中3年正月符璘出发后，于是和其两个弟弟符琳、符瑶率领部众归顺马燧，田悦知道此事后发怒，把符令奇带来严厉谴责他，符令奇骂道：“你忘恩负义，背叛皇上，旦夕之间就会死掉。我教导儿子归顺朝廷，杀死我有什么可后悔的？你我都是死，但比你要好得多！”田悦发怒，愤然而起，符令奇临刑时，面色不变，时年79岁，田悦杀了他的全家。马燧署任符璘为军副，朝廷下诏拜授符璘为特进，封义阳郡王。当他听到父亲被害的消息，呼号气绝，哭得吐血，马燧上表辩白符令奇的冤屈，德宗下令加授符璘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并赐给晋阳宅第一区，祁田五十倾，符令奇以身殉国，追赠符令奇为户部尚书、左仆射、琅琊郡公。符璘的两个弟弟，符琳授检校太子宾客，琅琊郡公。符瑶授忻州别驾，琅琊郡男。皆号开府，分领禁职，赏与公同忠劳也。符璘当年归顺时，母亲独自躲藏在乡里而幸免于难，等到田悦死后，皇帝下诏把她从魏地迎接回来，加号邓国夫人，还在别殿赐宴款，以示宠异。符璘身居环卫之职十三年，上知其忠勤谨重，方将大用，不幸寝疾。以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终於靖恭里赐第，享年六十有五。赠越州都督。其年黄钟月庚申日，葬於京兆富平之薄台，从先仆射之兆也。从此可见符令奇、符璘父子均葬于京兆富平之薄台（今集新村）。临近京城，以示恩宠。
符璘神道碑由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襄武开国侯、食邑千户李宗闵撰。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书并篆。
李宗闵（787-843年），出身李唐宗室，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作为牛李党争重大历史事件的领导者，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工诗文，长于碑铭。（牛增儒，李德裕）。
柳公权（778-865年），今陕西耀县人，字诚悬，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至太子少师、太子太保，封河东郡公，世称柳少师、柳河东。工书，初学王羲之，后学欧、颜，笔划刚劲，体势雄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齐名。当时豪门碑志非出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故求书者不绝。柳字之魄力可想而知。《符璘碑》楷书，柳公权56岁所书，此碑体现柳集颜、欧、李（李邕）之长而又自成一体。柳公权笔谏唐穆宗“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正体现在此碑上，此碑“出于颜真卿，然内蕴变为外棱。”笔力更趋遒劲。颜书以丰润雍容胜，而柳在丰润之外更加一层遒劲而自成自家面目。它的特点来自于他本人耿直忠诚的个性和“铮铮铁骨之气”。
总之，富平之《符璘碑》在柳书中是极重要的遗存物，通碑丰润清劲，爽爽有神，字形瘦硬，筋骨明显，令人耳目一新，惜毁于文革之中。旧拓极少。（本图拓片是刘改文兄旧藏，拿来共赏之）。
3、韩仲良碑
永徽六年（655）年三月十四日立。于志宁撰文，王行满楷书。三十二行，行六十字。有额篆书阴文“大唐太子少保上柱国颖川定公之碑”十五字。碑高2.8米，宽1.4米，碑原立于富平淡村镇西堡。现存富平县文庙。乾隆元年（1736）赵希谦访得。碑文韩良为高宗朝宰相韩援之父。武德初为大理少卿，受诏掌定律令。贞观中，位至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封颍川县开国公。贞观十二年（638年）卒，享年57岁，书者王行满，官至门下录事，以擅书闻名。书法自欧虞出，秀逸柔婉，笔力丰满。（1974年礼泉县出土的《周护碑》也为王行满书）。
碑文云：“迁厝于雍州三原县弘化乡。”据新旧《唐书》、《寰宇记》记载：“武德四年，析三原县置前池阳县，以北朝旧县为名治清谷南故任城（今三原县城城关镇）省三原县来属。武德六年，改为华池县，以华池原为名，移治故三原城（今富平县淡村镇）隶北泉州，并析置三原县。贞观元年，州废，入三原县。”也就是说在唐朝武德六年（623年）到唐贞观元年（627年）富平淡村置华池县（以华池原为名），贞观元年后还由三原县管辖。至于淡村何时由富平管辖，目前没有找到确切的时间，至迟在明代由富平管辖（由《孙志》盘龙里有西淡村为证）。
从碑文知：公讳良，字仲良，颍川之望族，乃丰邑之华宗者也，
曾祖韩暨，魏征虏将军，恒州刺史，受律清庙，威震细柳之军；分竹大藩，声冠云中之守。祖父韩褒，魏侍中，北周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原、凉二州总管。父亲韩绍，在隋朝官至卫尉少卿，金崖县开国公，职典五戎。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韩仲良出任大理寺少卿，受诏于郎楚之等人修定法令条文《武德律》。贞观年间，韩仲良官至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秦州都督府长史，受封为颍川县开国公。贞观12年（638年），韩仲良去世，享年57岁，被追赠为兵部尚书，谥号“定公”。（图片为曹均平先生提供。黄永年老师原藏有乾隆初拓本，李欣宇先生处藏有乾隆拓本。）
4、唐于孝显墓碑。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日刻立。楷书二十九行，行五八字。碑高206厘米，宽106厘米，额篆书阳文，“大唐故骑都尉濮州濮阳县令于君之碑”。四行16字，大1.8厘米。道光二年（1822年）出土于富平，石今在陕西西安碑林。碑阴刻有道光四年（1824）卢坤、章敏潮、王志沂题跋三则（插图）。书体类似虞世南，间用隶体。楷法精整、笔
意与《卫景武公碑》相类。此碑原与韩仲良碑都在富平淡村镇西堡（出现宏化乡、洪寿乡待考）。于孝显（573-636），隋唐时河南人，字犀角。于谨孙。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起家右亲卫。隋炀帝初退归田园。恭帝义宁元年，投李渊军，授左武侯录事参军。唐高祖武德初年，为元帅府铠曹参军，从讨王世充，窦建德，屡建战功。四年，授雍州录事参军。太宗贞观元年，除濮阳州濮阳令。在县十一年，有善政。卒于任。
5、唐襄邑王李神符墓碑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刻，立于陕西富平县品林郷（？），30行，满行69字，碑文为隶书，殷仲容书。
殷仲容，唐高宗至玄宗开元间陈郡人。官至申州刺史。
书善篆隶，尤长书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更记其：“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殷氏书画世家，且与颜氏世结朱陈。仲容堂侄女为颜惟贞夫人。此碑取法《张迁碑》，逆入平出，方中带圆，浑厚健朗，气格高古。
李神符（579-651），字神符，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隋朝海州刺史李亮之子，淮安王李神通之弟，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唐朝宗室、官员将领。李神符幼年丧父，随兄李神通居长安。义宁元年（617），因堂兄李渊起兵反隋，而遭隋朝刑部尚书、右侯卫大将军卫玄逮捕囚禁。李渊攻陷长安后，李神符才得释放，担任光禄大夫之职，封爵安吉郡公。武德元年（617），李渊称帝，封李神符为襄邑郡王。武德四年（622）击败突厥进犯，因功授任太府卿。后升任检校扬州大都督。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李神符入京任职，历任将作大匠、散骑常侍、宗正卿，光禄大夫。后因病辞职，唐太宗因其是宗室重臣，亲临府邸探望，赏赐财物，洋酒。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升任开府仪同三司。永徽二年（651年）李神符病逝，时年七十三岁，追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献陵，谥号恭。
6、唐李楷洛神道碑
唐大历三年（768年）三月立。杨炎撰文，史惟则隶书，额题篆书。碑在富平县觅子乡别家村与西吕村之间的李公墓园。碑与墓同淤地下。碑头露出地面60余厘米。
碑螭首，长方座，通高465厘米，其中头高121厘米，身高275厘米，座高69厘米。头宽130厘米，身宽193厘米。头身厚42厘米，座厚96厘米。圭首中高85厘米，侧边高81厘米，宽44厘米。篆额阴文四行，行三字，曰：“大唐赠司空李府君神道碑。”字高13.5厘米，宽8.5厘米，字迹完整。碑文隶书22行，行54字，字高3.7厘米，宽4.3厘米。书法挺秀严整，为唐隶中之珍品。书者史惟则，玄宗、肃宗朝杰出书家。与韩择木、蔡有隣、李潮并称唐隶四大家。更有“开元间分书第一手之盛誉。”此碑字体丰丽雍容，老劲庄严。
7、唐彭王李元则墓碑
唐永徽三年（652年）十二月刻立。1976年出土于献陵陪葬彭王李元则墓前。1977年从吕村乡新庄社运藏富平县文管所。
此碑螭首，素方座，圭高61厘米，宽36厘米。通高430厘米，宽11厘米。厚35厘米。篆额阴文三行：“大唐故司徒荆州都督彭王之碑”13行。字径8厘米。楷书阴文29行，行70字。书体近颜，清秀严整。除空格抬头外，实刻1786字，断为两截，剥蚀严重，有345字漫漶莫辨。
彭思王（？——652）李元则，字彝。唐高祖李渊子，母王才人。初封荆王，出任婺州刺史。唐太宗贞观十年（637年）徒王，为遂州都督，以冠服奢僣免。久之，为澧州刺史、荆州大都督，陪葬献陵。唐高宗登望春宫，过其丧，哭之恸，李元则无子，以霍王李元轨子李绚为嗣。
从以上介绍富平的主要碑石看，主要是唐代的。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各领域都反映出张扬恢弘的盛唐气象。富平碑刻自然也不例外，在时代精神的鼓励下，产生出大量的丰碑巨制。碑刻各体俱全。数量众多，内容丰富，
制作精美，超过所有时代，有空前绝后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唐碑制作多精选石材，朝廷设采石官，负责勘采美石。其中富平宫里凤凰山之优质墨玉石作为首选。撰文者多是当时的文化名流，书丹者大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还有经过良好训练的刻工。这样制作出来的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自然属于上乘无疑。如《定公韩良碑》于志宁撰文，王行满书；《美原神泉诗碑》，尹元凯篆书、韦元旦作序；《李光弼神道碑》颜真卿撰文，张少悌行书；《李楷洛碑》杨炎撰文、史惟则隶书；《永仙观主田尊师碑》萧森撰文、田名德集王羲之书；《符璘碑》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篆额；《唐贾岛墓碑》柳公权书。《安头阉碑》枊公权书，在县东二十里，今无；《魏公謩先庙碑铭》大中六年十一月崔绚撰文、柳公权正书。宋代以后，碑刻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有唐碑那样雄浑的气势，凝重的风格，丰满的内容以及灵活的形式，如富平有皇佑元年的《重修李太尉祠堂记》王晳撰文，张大中正书。《周文帝成陵碑记》宋赵孚撰文。《宋游师雄普凝寺记》、《檀山安众寺记》宋景祐戊寅建碑，行书。
富平从明代开始，产生了大量的碑刻，主要反映社会经济、生产状况、工商业方式，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如农业、水利、赋税、生产水平、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为研究富平明清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实物证据。如富平宫里镇南陵刘南堡关羽庙原立的《秦中劫难记碑》真实的记录了清朝末年朝廷腐败，酿成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先是“自道光丁末至光绪乙卯（1847——1879），仅三十余年，而饥馑频仍，干戈迭起，生灵之灾难苦不堪言，物价之低，不可意拟……”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入陕境，绕华洲代竹竿，破渭南县城而
去。而渭南之回民遂借此以叛，大掠（关）西两府诸县，出没无常，焚戮无算。富平还遗存有相当多的水渠、桥梁碑，反映出老百姓之间在谋求生存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富平地处旱塬，水浇地少，虽有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与设施，但远供不应求，于是在争水中经常发生冲突，以格斗而告官。最后官判立规，刻之于石，形成定制，防止争端，起到一种地方法令自治的作用。一些碑文的撰书者都是富平及周边县的文化名流。如：孙丕扬、李因笃；马理、王宏撰（华阴）；康乃心（合阳），李中孚（周至）；刘兑，温纯（三原）；刘士龙，周文焕；李宗枢，唐龙，朱树滋，樊釭。如曾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在万历元年（1573）所立《重修灵荐寺碑》中说“人之向佛者，
皆以佛之心为心”“乃舍不师，而取其利已之迹师之，惑矣。故向佛之迹者，乃皆佛之心者也。”还有孙丕扬万历十九年（1591年）所撰《重修善庆寺碑记》中的行善积德，炼心做人，而不在于每日跪拜祈求。如此真言妙语，今仍不失其发人深省者之思想价值。“仁”和“义”在中华思想文化传统中，是和“忠”、“孝”并提的，富平碑石遗存富含“仁”和“义”的有明代《杨侯去思碑》《刘邑侯均田记碑》。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有诸多遗憾，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书丹并篆额的《符璘碑》已佚，唯遗拓片文字。清初著名医学家，思想家傅山，书法亦名垂于世，由他题赠郭九芝的《“四以”碑》亦佚。据说庄里立诚中学图书馆存有拓片。“戊戌变法”魁首康有为因保皇复辟势力威逼，由富平张鹏一先贤陪同入陕，住张宅，为张母题书“杨孺人节孝碑”6字，并有上下款共22字，皆可供人玩味。
总之，富平的碑石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又多种多样。有些碑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笔者只是简单的述说了一小部分，仅做参考，而望富平贤达以慧眼发现更多更大价值的碑石。谬误之处，还望赐教！（墓志铭另续）
2020年11月3日写于古欢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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