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民族筑城源流及文化特征述论

作者简介

王禹浪

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二级教授，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东北流域史研究。主持国家、省级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主编东北史研究资料丛书20部。

王俊铮

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史地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与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多项，合著有《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筑城研究》。

王天姿

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专攻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与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多项，合著有《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筑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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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古代民族的筑城史自夏家店下层文化至清王朝，在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未有间断。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是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雏形，深远影响了秽貊族、高句丽、渤海和女真的山地筑城。夫余圆形土城和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则证实东北古代民族已迈入文明社会。渤海国开始大量修筑土筑的平原城，并进入到复杂而庞大的都城设计与建设的历史阶段，并为辽、金两代继承。元明以后，东北的筑城时代逐渐陷入沉睡。其后虽有建州女真城寨和以清代“关外三京”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的再度复兴，但只能算做东北古代筑城文明的落日余晖。

关键词：筑城；东北民族；起源；发展历程

东北古代民族拥有至少长达4000余年的筑城史，始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历经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汉魏时代、隋唐时代、辽金时代、元明时代和清时代，涉及肃慎族、挹娄族、勿吉族、靺鞨族、女真族、满族、夫余族、高句丽族、东胡族、鲜卑族、契丹族等诸多东北古代民族。东北地区至今保留有数以千计的古代民族筑城遗存，这些筑城大小不一、形制各异，地理分布复杂、文化内涵丰富，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东北地区灿烂的古代城市文明，而且创造了以流域文化为特征的区域文明，由此而深远影响和辐射了周边地区。对推动了东北流域文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东北古代筑城的起源——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概述

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下层而得名，是一种距今约4000年—2500年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华北北部的燕山山脉南北，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北部。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观之，其分布地域以今赤峰地区阴河流域为中心，涵盖了周边大凌河、小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英金河等流域，向南延展至燕山南麓的海河、滦河流域，向西扩展至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壶流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聚落特征是颇具规模的石城址。夏家店文化石城揭开了东北地区修筑城址历史的开篇。

目前学术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的研究多为对其考古学材料的分析论证，社会组织结构、聚落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且理论性不强。一些学者探索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与其周边老虎山石城文化、阿拉善石城文化间的关系，但对其流向的研究存在大片空白。未来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研究应立足于更加宏观的欧亚学视野予以考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在对神木石峁古城的连续发掘中，发现了成熟的石砌城垣、复杂的瓮门形制、马面等遗迹。同时，在石峁古城周边还发现了府谷寨山、榆林寨峁梁、佳县石摞摞山、兴县碧村等同时期石城遗存。这表明在距今约4300年前，晋陕高原早期人群就已掌握了高超的石城址建筑技术，并修建了复杂的瓮城和马面。事实上，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已具备成熟的马面。石峁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年代学上前后相继，社会发展均进入了“方国”阶段，石砌或土石混筑城垣的修筑技艺和城内存在祭祀址等特征也都颇为相似，表明两大文化群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从凉城老虎山、陕北石峁、兴县碧村，沿着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向东，以今赤峰为中心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及辽东地区的秽貊山城、高句丽山城，跨越数千年的族群游移，特别是青铜时代北方族群的交融、聚合、分化，建构起一条气势磅礴的中国北方石城文化带。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后为具有游牧族群特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取代。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曾被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短暂沿用后废弃。但两大文化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年代缺环和文化断层。

大嘴子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北部的一处黄海岬角，距今3000余年。该遗址系辽南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20世纪80年代在对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由不规则石块砌筑的三道石墙，系大连地区最早的石墙遗址。王禹浪等据此将其定性为“大连地区最早的城堡”“大连筑城史的开端”。近年在对大连市大连湾街道拉树房村西南大王山南坡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石墙及石砌平台。辽南之地多次发现类似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石筑墙体，表明该地区青铜时代人群可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方国”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二、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发展轨迹概述

受到燕国势力的打击和驱逐，“近燕”的辽西早期族群不断向东方移动和迁徙，进入辽东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石城文化元素，成为青铜时代辽东半岛貊族筑城的技术起源。

秽貊，又称濊貊、穢貊、秽貉等，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古代民族之一。“一般认为，秽貊族主要是由秽族和貊族。杂糅良夷、白夷、发、古朝鲜等众多东北古族融合而成。此后在秦汉时期逐渐分化成以松花江上游为中心的夫余族和以浑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句丽族。”分布于今辽东山地的多座青铜时代石筑山城族属应系貊族筑城。这些早期石筑山城已显现出较为成熟的山地筑城营造技术。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石筑城邑为探讨高句丽山城的起源提供了实物线索。而今吉林市东郊南城子、东团山文化下层的西团山文化元素，则应系秽族所建“秽国”王城之“秽城”遗存。秽族筑城显然出了与貊族山地筑城截然不同的筑城特征。

一般认为，夫余族由秽貊族融合而成。笔者以为夫余族主要为秽貊族之秽系族群与源出索离、“至夫余之地而王之”的一支（即夫余族）融合形成。夫余族较早地在东北地区建立了王国政权。目前有关夫余筑城因考古调查缘故，尚未能掌握更多信息，学术界目前对夫余筑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夫余王城的探讨。夫余源出乌裕尔河、嫩江流域的“北夷”索离国，索离王子东明南下先后至“夫余之地”“秽地”而建立城邑。目前，我们已可梳理出夫余南下过程的王城序列——早期王城在今巴彦县王八脖子城址、宾县庆华堡寨城址，统治中心于秦汉之际进入松花江上游的今吉林市一带，定都于东郊滨江地带的南城子、东团山古城。上述城邑出土文物与夫余相符，也与文献中记载的夫余“以圆栅为城”“作城栅皆圆，有似牢狱”吻合。这种圆形夯土筑城的形制应受到了中原土筑城邑的影响，“以圆栅为城”则开创了东北古族圆形城邑的先河。除此之外，两汉时期夫余王城以平地城南城子古城为宫城，其附近的东团山、龙潭山为军事卫城。这种由平地城与山城组成的复合型都城，应系东北古族之首例，特别是深刻影响了后世高句丽等政权的王城形制。据目前初步研究，在东至双鸭山地区，北达黑河地区，南部起清原、梅河口所在之龙岗山脉，西部接近松辽大平原地区的广大区域内，发现了年代较为久远的圆形土筑城垣。其分布区主要为以今长春、吉林市、哈尔滨为中心的松花江流域及其支流的丘陵山地。“虽不能说明这些分布都属于夫余时期所建，但从夫余国存续的时间长达六百年之久的现象上分析，受夫余筑城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牡丹江东部地区的挹娄人长期受夫余人统治，其筑城当然就有夫余筑城的特点，松花江以北、黑龙江以南的小兴安岭山地则是夫余人先民所居之地，筑城文化当属一脉相承的关系。松花江以南、以西地区长白山脉的张广才岭、老爷岭、龙岗山地区的筑城则是因为晚期夫余王城西迁近燕，或南迁近汉的缘故，筑城形制往往会出现一些变异。其中必不可少的融入了汉代筑城与鲜卑筑城的特点。”

满族先民源流可追溯的最早先祖肃慎族又有“肃慎城”。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引《道里记》载渤海上京王城“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有清以来文献将其考订在上京城附近。经实地调研和考究文献，笔者初步认定今宁安市东京城镇三家子村附近有一座由三道城垣环绕的古城，恰位于今渤海上京龙泉府之西南，推测该城址很可能为古肃慎城。两汉时期肃慎改称为挹娄，其所建造的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开创了黑龙江流域第一个古代民族筑城文明的高峰。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在考古学文化上为双鸭山滚兔岭文化发展而来的凤林文化，其晚期受到了位于其南部的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影响。根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结项报告及历年考古调查可知，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以七星河流域为中心，该流域共发现筑城址113处、遗址313处。毗邻之佳木斯、七台河地区亦发现有近百座城址和数百处遗址。三江平原汉魏时期筑城址总数达数百座之多。以城址规模、形制、出土文物等特征来看，则以友谊县七星河畔的凤林村古城址为最。该城址结构复杂，九城连环相套，其中以正方形的7城区为核心，城区内发现了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面积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因此，许多学者将凤林古城遗址定性为挹娄王城。宝清县炮台山古城隔七星河与凤林古城遥遥相对。这是一座依山势而修筑的具有三重围垣、平面呈椭圆形的山城。在炮台山顶部发现了7座天坑，其走势与北斗七星吻合，表明该城性质、功能应与宗教祭祀或察观天象有关。除此之外，三江平原双鸭山保安村2号城址、佳木斯前董家子古山寨城址则为次一级区域性中心城邑。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表明，汉魏时期的挹娄族不仅开创了灿烂的城邦文明，并迈入了早期国家的门槛。魏晋时期，曹魏大将毌丘俭、玄菟太守王颀征讨高句丽，其王东川王“奔买沟”，邑落残破。高句丽受中原王朝政治势力压迫，不断向北袭扰位于三江平原南部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沃沮族，致其北迁至三江平原，驱逐或统治了土著的挹娄族，建立了强大的勿吉王国，并在挹娄筑城群的基础上融入了图们江流域的筑城文化。这正是凤林文化晚期出现团结文化元素的原因。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夫余国王子邹牟南下浑江流域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定都于卒本川的纥升骨城，其城址为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汉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国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并筑有尉那岩城，后改称丸都山城。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高句丽第二十代国王长寿王迁都平壤。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在唐朝和新罗的联合打击下，延续了705年国祚的高句丽政权最终灭亡。高句丽政权历时近7个世纪，历经中原王朝的西汉后期，直至唐朝前期，其极盛时期的管辖区域囊括了今辽河以东的中国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以及汉江流域以北的朝鲜半岛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多达170余座，还有包括桓仁下古城子、集安国内城等高句丽王城在内的近10座大型的平原筑城。其中五女山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山地筑城的典范，分别代表了高句丽政权早期和中期山地筑城的高超技术。高句丽好太王时期开始大肆对外扩张后，高句丽疆域达到了鼎盛，其疆域西部与北魏政权划辽河而治，辽东半岛尽入囊中。辽东半岛现存有高句丽山城57座，是高句丽军事防御的山城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不乏大连大黑山山城、普兰店巍霸山城、盖州青石岭山城、庄河城山山城、辽阳燕州山城等周长近5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城。这些山城几乎均是在高句丽好太王占据辽东后所建，并在隋丽、唐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句丽山城依形制分为簸箕型、筑断型、一面坡型、多角边型等类型，城墙则分为石筑、土筑、土石混筑等多种因地制宜的修筑方法。山城内居住址、瞭望台、仓储遗址、蓄水池等生活与军事设施一应俱全。高句丽平原城几乎均袭用汉城或依汉城而建。国内城则是典型的高句丽土石混筑的平原城，反映了高句丽族平原筑城的典型特点。高句丽后期荣留王时期为抵御唐朝的进攻，还修筑了自扶余城至渤海之滨的千里长城。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和龙、龙井一带也发现了高句丽时代的边墙，可能始建于高句丽与勿吉对峙时期，其长城形制为土石混筑。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粟末靺鞨首领于“东牟山”建立了“靺鞨国”，即后来的渤海国。东牟山故址在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东郊、图们江支流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处的城子山山城。2013年考古工作者曾清理房址两处，其下叠压有渤海早期绳纹、网格纹板瓦等遗物，表明该城确与渤海国早期历史有关。唐天宝末年，渤海国王大钦茂自显州（中京显德府）迁都牡丹江畔的上京龙泉府。此后虽短暂徙都东京龙原府，但终渤海之世，上京龙泉府始终作为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渤海国在以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世纪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史称“海东盛国”。渤海国的建立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古代筑城文明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将牡丹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推向了都市文明的高峰，也真正开创了东北地区（含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南部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区域城镇化和城镇一体化进程。目前在我国境内的渤海国筑城数量超过了200座，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朝鲜东北部（主要在咸镜北道境内）也有总计近60座渤海筑城。作为渤海早期城邑文化的代表，如东牟山故址城子山山城，扼守镜泊湖沿岸险地的重唇河、城子后、城墙砬子三座规模宏大的山城并列为“忽汗州兼三王大都督”驻地，仍延续着高句丽族和靺鞨族山地筑城的传统。渤海统治中心徙都牡丹江流域后，作为王都的渤海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其形制和布局深受唐都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筑城文化的突出变化表现在平原筑城的显著增加，进而出现繁荣的市民文化、城市文明。平原城扼守水陆要冲和交通要道，城垣以夯土版筑为主，渤海时期城邑的城门、瓮城、角楼等防御设施基本齐备。城址平面多为长方形或方形。另有少数城址依地势地形修筑成多边形、近似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城址内官衙、民宅、道路、生活设施、水井、手工业作坊等合理分布，特别是京、府、州一级城邑官衙富丽，并修建有亭台楼阁、回廊等园林建筑。佛寺遗址在古城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古城中出土的大量的青砖、莲花纹瓦当、瓦头、牡丹花纹方砖、布纹板瓦、筒瓦等建筑饰件都充分说明了渤海国的都市化、城镇化的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渤海王都宫室建筑业已广泛使用琉璃瓦。渤海国上京、中京、东京三大都城及200余座山地和平原筑城使东北地区进入了继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后又一灿烂的都市文明阶段，渤海王城所开创的都市文明，犹如三颗耀眼的繁星，深刻影响了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古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伴随着城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北地区城际、城乡及水陆交通网络体系已基本形成。平原城邑自渤海国始，取代山地筑城传统成为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城邑体系最重要的形式，这反映了以平原定居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和政权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10世纪以后，疆域辽阔的大辽帝国和大金帝国先后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地区作为契丹、女真两大民族发祥之地，在帝国时期亦是多座都城所在。如辽朝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及其所管辖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金朝上京会宁府及上京路、北京路、东京路、咸平路等。这种建制显然深受渤海五京之制的影响。辽与金的统治延续和进一步发展了东北地区渤海以来的城市文明。辽代强迁渤海遗民于辽东、辽西及燕山南北地区，导致上述地区筑城的进一步发展，但黑龙江流域大量渤海古城因而被废弃。金代一方面沿用辽代城邑，另一方面不仅全面复兴了渤海城邑，同时又兴建了许多女真城邑。辽金筑城几乎完全继承了渤海筑城的形制和类型，防御性较渤海时期有所增强。辽上京、辽中京和金上京代表了这一时期东北古代民族都市文明的巅峰。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为中心的“金源内陆”在金上京都市文明的辐射下形成了繁荣密集的城市群。目前仅在今哈尔滨周边、以阿什河为中心、以松花江为轴线的呼兰河、木兰河、枷板河、蚂蜒河、拉林河、运粮河、马家沟河、何家沟河等大小支流流域，就发现了多达170余座各类女真城邑，形成了密集复杂的城市网络。这种发达的城市文明还不断向外扩展和移动，“不仅在嫩江、牡丹江、洮儿河流域留下了筑城文化的深刻烙印，甚至远播至北达黑龙江以北的结雅河、布列亚河流域，南逾长白山山地进入辽河平原，东达绥芬河、穆棱河、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黑龙江口及滨海边疆区，西至蒙古高原地区和蒙古国的三河源地区……在这一时期，大城与小城、方城与圆城、石城与土城、山城与平原城均被整合于契丹、女真筑城群的体系之中。”

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肇国辽东”，并于“太祖二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镇东关”系镇东海口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学术界一般认为，辽代“镇东关”位于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一带，金、元、明历朝均沿用此关，并先后改称“合厮罕关”“哈斯罕关”“哈斯关”等。该地区遗迹至今尚存，为夯土筑墙与东北地区辽金平原筑城方式基本一致。但笔者以为，“海口”系大河入海口，今大连地区不仅没有大河入海口，且并非位于辽上京、辽中京之东。镇东海口长城及镇东关应在辽帝国东方的某大河入海口附近寻之，即应位于靠近朝鲜半岛的鸭绿江右岸的丹东一带。该地区为辽帝国威慑高丽的重要战略要塞，同时也是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明代虎山长城可能就利用了辽代镇东海口长城及镇东关故址。不仅如此，金代为防御其西部阻卜等部族的袭扰，修筑了长达约5000千米的金长城。其起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嫩江之滨，止于内蒙古阴山脚下的河套平原。金长城又称“金界壕”，由主墙、护城壕、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屯兵城组成，成为女真族防御北方游牧部族袭扰所修建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元代建立后，东北全境统归辽阳行省管辖，辽阳行省内先后设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大宁路、东宁路、开元路（后析出水达达路）等诸路予以管辖。在辽代鹰路、金代站铺的基础上，沿松花江、黑龙江水道设置了通往黑龙江口、库页岛、北海道地区的“海西东水路城站”。为了便于对自元大都至黑龙江口交通大动脉和征东元帅府的管辖，在黑龙江流域设置了数座军民万户府和重要的交通驿站。在行省制度下，元代东北筑城大体沿用了部分辽金筑城，城市文明已迅速衰落，明代对东北全境的管辖较为短暂。随着明廷撤置奴儿干都司，统治势力收缩至辽河流域后，广袤的东北地区已被女真各部族所控制。东北古代的筑城文明逐渐陷于衰落和停滞阶段。

建州女真兴起后，曾在其聚居区浑河流域、苏子河流域的交通要道建造了一些城寨，有些还一直沿用至后金时期，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建州女真“六祖城”“佛阿拉”等早期城寨的记载。这些城寨普遍规模不大，多修筑在扼守浑河、苏子河河谷要地。城垣的形制的外围城垣或栅栏、城栅均依山而建，一些城垣为土石混筑，城外还掘有壕堑。位于清原县北三家乡黑石木村的黑石木方城子城寨址，则是一处建州女真规模较大、建制较复杂的城寨。城寨由大、小城组成，以黑石方村东面的山头为全城中心，单独修建城垣，形成周长150米的小城米，城门设于小城东北角，并于其下外城城址相连。瞭望台西监狱古城西侧制高点上。清入关前初都“兴京”赫图阿拉，旋即顺浑河而下，进军辽河平原。其间努尔哈赤短暂移都界藩城（又作界凡城），停居一年零三个月。也正是在此期间，移都当年便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连克辽阳、沈阳。努尔哈赤遂先后定都辽阳、沈阳。皇太极时期继续拓建沈阳皇宫，扩大城邑规模，设置官衙和寺庙。兴京赫图阿拉城、东京辽阳城、盛京沈阳城并称为清代“关外三京”，是建州女真及以其为主体的满族，在继承了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和充分利用汉族筑城的技术而形成的新的东北古代筑城文化的产物。

从赫图阿拉到盛京筑城的演变，亦可看出建州女真及以其为主体的满洲族的发展历程。清代“关外三京”是清朝时期东北都市文明的代表，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导致广袤的东北地区人烟罕至、城镇荒芜，“关外三京”仅仅在东北地区南部（今辽宁地区）放射出微弱的筑城之光。清朝政府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还修建了一条挖壕堆土修筑而成的柳条篱笆予以隔离，谓之“柳条边墙”俗称“柳条边”。柳条边墙虽不是筑城，且与真正意义上的长城不同，仅仅是简易的一种边界筑墙，并非是一种军事防御体系。然而，其修筑形式和方法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满族的筑城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柳条边墙的修筑方法与建州女真城寨筑墙颇为类似。

三、东北古代民族筑城源流及其文化

从东北古代民族筑城源流上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显然是东北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石筑古城。近年来晋陕高原石城群的发现，将中国北方早期国家及其筑城文明的起源时间提前至距今4300年前。通过对比晋陕高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城墙修筑方式，马面形制，依山势、择险地而筑城等，推知两大石城文化群体之间存在令人惊人地共性特征，同时也为探索东北石城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这种石块砌筑的筑城主要分布在东北南部的山地。石筑城址在高句丽时期达到了顶峰。高句丽的燕州山城、巍霸山城、青石岭山城、丸都山城、国内城等众多石砌筑城都是其典型的代表。如果说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以石筑城池发展起来的筑城文化的话，那么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流域则是以土筑和圆木为栅栏修筑的土筑城池。从空间分布上观察，东北地区的这种南北不同的筑城形制是极为特殊和饶有兴趣的文化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两种筑城文化实为相向而行，逐渐走向融合，并且在以今吉林市一带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流域合流，土筑城池与石筑城池最终合二为一，成为吉林市龙潭山山城类型的主要特征。这种类型的山城西至图们江流域，东达吉林市的松花江流域，形成了东北地区长白山地的南北分界线。由三江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肃慎、挹娄、勿吉系统的民族筑城逐渐进入夫余的领地，勿吉灭亡了夫余人之后，这两种土筑的筑城融合，并与高句丽的石砌筑城与土筑筑城的混合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文化的对立特征表明了《隋书》记述勿吉曾经与高句丽对抗征战的史实。此前，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为了占据辽东进行过长达200余年的争夺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高句丽不得不在5世纪初，在松花江上游到图们江支流的布尔哈通河流域阻止勿吉的南下。在今天的九台、舒兰、德惠、永吉、五常、双城、镜泊湖、东宁、汪清、珲春一带的古城，以及在延边地区的长城，实际上就是勿吉与高句丽对峙的产物。

由此可以看出，石砌筑城与土筑圆栅形制的城池应该是东北地区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东北地区带有马面的土筑城址的时间可能要上推至汉魏时期。原因在于三江平原地区的凤林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汉魏时期的马面筑城。城垣均为土筑，马面的设计特别巨大，城内出土文物非常单一。当然，这种马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马面相比要相差近2000年。特别是在东北的辽金以前土筑城池中带有马面的筑城不是普遍现象，凤林古城遗址则是一个孤证。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的筑城技术传入东北地区的时间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当时，靠近东北的燕国势力很早就进入了东北的南部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有效的管辖区域，辽东郡与辽西郡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辽东郡、辽西郡分别管理着西辽河与东辽河的广大地区，郡县制度早在秦并六国前就在东北南部得到了很好的施行。如今，在今天的法库、四平、辽源、梅河口一线以南地区都曾经发现了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筑城、墓葬等遗址。其中吉林省梨树县的二龙湖古城则是迄今所知纬度最北的战国至汉代古城。汉代在辽南地区修建的筑城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土筑城址，其规模虽然不大，却严格按照周礼所制定的筑城规制而规范修筑。无疑，汉代在东北南部的筑城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筑城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修筑大型的平原型筑城，则是从渤海国开始的。由渤海国开始全面学习汉唐文明的筑城方式与筑城技术，包括筑城材料的砖、瓦的烧制。应该说，渤海国时期是东北地区古代筑城真正进入到文明时代的转折点。都城、京城、府、州、县的筑城均有严格的规模划分，街道、寺庙、两市、坊区、道路、驿站、官衙等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东北地区开创真正的都市文明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原筑城文化深入东北、影响东北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余县的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建制，深刻地影响了辽金两朝，辽金两朝的五京之制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渤海国。然而，渤海国虽有完备的五京体制，但是它毕竟是属于地方王国政权。辽金两朝则是入主中原的泱泱帝国，二者之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则有着极大的不同。

综上所述，东北古代民族的筑城史自夏家店下层文化至清王朝，在长达4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绝如缕，几乎未有间断。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是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雏形，这种石城深远影响了秽貊族的山地筑城，又进而如薪火相传一般不断影响着后世高句丽、渤海和女真的山地筑城。石城文化始终是东北古代民族筑城发展史上一条明晰的主线之一，而这无疑与复杂的军事斗争与民族冲突密切相关。夫余圆形土城和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则证实东北古代民族已在很早时期迈入文明社会，创立了早期国家，开创东北古代历史上灿烂的城邦筑城文化。无论是肃慎、夫余、挹娄、勿吉，其城址特点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不仅继承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句丽的石城修筑传统，还承袭了肃慎、夫余筑城，以及唐代中原都市文明的筑城设计理念与技术，开始大量修筑土筑的平原城，并进入到复杂而庞大的京城设计与建设的历史阶段。渤海国的五京之制被后来之契丹、女真、蒙古分别建立的辽、金、元三朝所沿用，特别是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筑城全面继承了渤海国的筑城文化。其五京之制的都市文化则直接继承了渤海的五京制度，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城址、辽上京临潢府城址、金上京会宁府城址都是东北地区古代都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渤海国、辽、金的三朝筑城成为东北民族筑城史上三大都市文明的高峰。元明以后，东北的筑城时代趋于终结。其后虽有以清代“关外三京”为代表的都市文明的复兴，但比起渤海国、辽、金时期的东北筑城文明的辉煌之景，只能算做东北古代筑城文明的落日余晖。

【注】文章原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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