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印;齐白石“见贤思齐”印解读,独到有三谓之三奇

读印,如果可以当作开拓文学眼界的艺术之旅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忽略印石侧面的印款(又称边跋、印跋),因为印款的文学意蕴及其篆刻的艺术性,也是洞开旅窗时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见贤思齐(篆刻) 3.7×3.7厘米 齐白石

以篆刻的艺术性而言,印家奏刀向石,不但流派专工纷呈,必须具备琢凿斫削冲切等刀功,还须借重书法艺术的书功,诸如刊刻印款,明文彭“琴罢倚松玩鹤”印的行书刻款,清高凤翰“云鹤亭长”印的篆行隶三书刻款,陈錬“乐道经年有典坟”印的草书刻款,陈锺“家承赐书”印的隶书刻款,赵之谦“沧经养年”印的北魏碑书刻款,吴昌硕“缶庐”印顶的篆书阳文刻款,童大年“心有灵犀一点通”印的楷书刻款等,如此各家别致,皆卓卓可道。若以印款的文学意蕴及其篆刻艺术性综合观之,最值得品味借鉴的印例,无妨首举齐白石的“见贤思齐”(白文)印及其印款。

齐白石“见贤思齐”篆书印,镌刻于辛未(1931)年正月,时在民国二十年。此印独到者有三,谓之“三奇”可也。

其一,语奇。

“见贤思齐”四字,借语,语出《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言君子好德修善之道,通常今译为“见到贤者,应向贤者看齐;见到不贤者,则内心反省”。前人比较推举并以为权威的是南宋朱熹老夫子《四书集注》的释意:“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今译就是“思齐者,希望自己具有其优点;内自省者,担忧自己也具有其缺点”。

君子好德修善,必然敬善避邪,亲贤者,远小人。或谓一部《论语》,不过“仁善”二字,不过“见贤思齐”四字,足见此语文化蕴涵的厚重。历代学者对“见贤思齐”的深层解读和研究发挥,累累种种,故而追陪《论语》,“见贤思齐”也成了一部可纳教育修养、知人从善、铨衡鉴戒等诸多方面的博大学问。如果读者看作普通成语,掠眼而过,则容易肤浅。仅拈出宋一代来说,比较著名的,例如北宋王安石认为“见贤思齐”的精义在“君子之于人也,固常思齐其贤,而以其不肖为戒”,一敬一戒;黄庭坚《乐泮堂铭》有“思乐泮水,仁义之海。见贤思齐,闻过则改”,重在对镜责己;著过《论语全解》的陈祥道认为 “思(齐),所以'求诸身’。(内)省,所以'察诸己’”,四字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俨然以“见贤思齐”四字囊括《论语·述而》一篇大义,用缩银法。如此豹窥一斑,不难知诸论于此皆析理抉要,识见灿然。

据笔者读知,对“见贤思齐”最精辟的解读是南宋钱时《融堂四书管见》的“十七字言”,其文曰“思齐则迁善,内省则改过;贤、不贤,皆吾师也”,精警非常,洞彻如炬。特别是“贤、不贤,皆吾师也”,用关锁句法总括,一句搞定,叫醒多少世间懵懂之人!借今天的话说,即正反面教材悉数收纳,样板清浊自选。

因得古今文人艺家看重,故此语历来见诸书法篆刻作品甚多。例如南宋周必大《跋张忠献公与外舅帖》,元代胡祗遹“大书座右……姑以自警”,又明李时勉《题唐太宗赐进士箴》和曹于卞《安定祠碑记》等;特别是南宋著有《北溪字说》的学者陈淳编《训蒙雅言》辑“见贤思齐”入“蒙童必读四言”后,书家自励或规勉他人遂多取此语挥洒以为幸快。

其二,字奇。

对齐翁而言,“见贤思齐”还有些特殊的意味,那就是“齐”字。齐,象形会意,多义。本义整齐一致,引伸有相等比肩意(“见贤思齐”)、清正治理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若以现代汉语称名,上举统属动词,但“齐”字为姓,则是名词。如果以双关辞格解读“见贤思齐”的“齐”,则有“向贤者看齐”和“见贤者即念及齐翁”的双重释义。

汉语言文化积淀广深,同是“思齐”,亦有意外者。例如《诗经·大雅》的“思齐”篇,应属特例。这里的“思齐”,与“见贤思齐”迥异。“思”,发语词,无实义。“齐”,音斋,转义为端庄。所以,《思齐》篇首句“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可以译为“啊,端庄的文王之母大任”,却不能像某些注释者借着“见贤思齐”的思路所译的“欲与文王之母大任看齐”。大任,即太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

那么,面对“见贤思齐”之“齐”,齐翁会如何理解呢?对诗词联印的词语,齐翁一向比较讲究。据其己酉(1909年)秋八月十二日广州日记,齐翁上午在裱画店见到一副书法对联,联曰“我有仙方煮白石;天留闲客管青春”,说是喜欢“其字之用笔有法”,可惜“无款识”,故辗转犹豫,未购。下午又去,“问之,须卖四千钱。(最后)以三千钱得之”。一向精打细算的齐翁居然舍得三千钱购回自藏,闻者疑怪生焉。自古逢着姓名字号,皆有避讳。譬如有谢姓友人在此,恰好马夫驱车经过,因为“卸”与“谢”同音当作避讳,如果主翁不明事理,令马夫“不如卸马稍息”,对友人的谢姓是触讳,则有失恭敬。明摆着裱画店那副书法联语中“煮白石”三字,不但触讳,还沾带几分晦气,齐翁岂能熟视无睹?所以,既然撞上也无须回避,舍出三千钱购回自藏,这就是“不与闲人道白”的隐曲。

稍作联想,读印者也能读得懂“见贤思齐”的“齐”字。同是触讳,齐翁未必不知,但“见贤思齐”的学问和美意实在太妙;纵然锁定“双关”,也是天赐好语,齐翁自然不忌,还要刻石赠友,印侧又刊两面长款,宣扬美意到感谢知己之恩,所以对读印者来说,以“齐”字入门,循声问道,则大有必要。

当年的议论,似乎至今仍未消停。或谓“见贤思齐”之“齐”,乃齐翁“借字自诩”,有“见贤者即思齐白石的自我标榜意”。此非看官自作聪明,大抵跟不解实情有关。如果愣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去揭齐翁的隐曲,恐也没趣。退一步说,即使齐翁坦陈那“齐”确实有“自我标榜意”,闻者又能怎样?况且“见贤思齐”印语确非齐翁自选,那是音乐家、金石学家杨仲子(1885-1962)嘱意齐翁镌治的,众应无语。那么,何以知道是杨仲子嘱意齐翁镌刻的呢?因为齐翁同年初夏还为杨仲子镌刻了一方“不知有汉”(朱文)四字印(见方3.7厘米),印款95字,其中语涉杨公及“见贤思齐”印有42字,恰可佐证。

“不知有汉”的印款刻满印石两面。先说“仲子先生刊印古劲秀雅,高出一时”,赞誉杨公印艺;接下说“既倩余刊'见贤思齐’印,又倩刊此”,陈述前后二印刊刻事由,交待得非常清楚:齐翁刻“见贤思齐”(白文)印是应杨公之请,百二十日后又恭请齐翁刻“不知有汉”(朱文)印的,也是杨公。得杨公如此钦仰,齐翁似有感动,在印款最后又云“欧阳永叔所谓'有知己之恩’,为余言也”(欧阳修所谓“有知己之恩”,正是我想说的话),借宋人语感恩杨公。

此42字说的是“见贤思齐”印,与“不知有汉”印语内容无干,不妨看作是齐翁因前刻未得尽言,留下遗憾,遂于后刻补意。补意,文章家又称作“补笔”,在书画相关的文学创作(包括题跋、印款及题画诗)中虽然时有所见,但跨印补意,在两印间“隔山呼应,借风回响”,当属稀奇。

其三,款奇。

“见贤思齐”印有正书长款,109字文分三截说下,尤堪细味:

旧京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闇刻石真工,亦余门客,独仲子先生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伦,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为刊此石,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偶尔记于先生之印侧,可笑也。辛未正月齐璜白石。

首先,说“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明确京城印界惨淡现状和自家在京城印界的尊师地位。顺笔批评“背恩”者,认为“学成自夸师古”的忘恩负义行为,君子耻之。至此,意犹未尽,又补意“人格低矣”,四字断定,加倍贬抑。此司马迁龙门笔法,先抑后扬,文章家皆知。抑“背恩”者,扬“亦余门客”的于非闇(1888-1959),此为反衬。特意拈出“中年人”于非闇说“刻石真工”,正是欲别于忘恩之“一二少年”者也。

其次,说门客于非闇虽擅工笔花鸟,“刻石真工”,褒扬于非闇;接下又说 “独(杨)仲子之刻古工秀劲,殊能绝伦,其人品亦驾人上。余所佩仰”,用水涨船高法层层推出杨仲子,愈觉隆重。若以文章笔法读之,“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见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此处,于非闇是“客”,杨仲子是“主”,以客陪主,“写于非闇'真工’以衬杨仲子'古工’”,正衬。

齐翁留意笔法,自铸炉锤,纵百字印款遣辞亦不苟且,由此可见。读者呢,如果静心体味,不但可以读解齐翁文思辗转的细腻风光,对木匠出身的齐翁恪勤读书,能淬砺文笔如此,亦当佩服之至,所以笔者认为,以文学眼光观照印语印款,驰思佳境,触类旁通,又岂止文学一得!

因为齐翁对杨公不但知交有素,而且钦挹殊敬,故此印款凡刻至杨仲子先生时,皆不直称其姓,一并抬头空格。

杨公不但擅长音乐,而且工诗善画,研习甲骨钟鼎,精于篆刻,是声闻九州的多才学者。齐翁对杨的德艺和侠义助人甚为钦佩,故印款镌出“因先生有感人类之高下”的赞誉,可见齐翁崇德重艺。如今杨公叩门求印,亦是公开敬仰齐翁,齐翁遂以“白石知己”视之。

那么,杨公嘱意齐翁镌刻“见贤思齐”,有无以“齐”称誉齐翁的故意呢?据杨公友人、美术理论家常任侠先生说,“杨先生待人接物,向有天波杨府的豪气。他艺格高雅,人品更高于艺格。那时齐白石卖画的境况不太顺畅,杨先生持金上门求印,对齐先生是捧场,并无它图,所以齐先生才有知己恩情的说法。何况当时已有'南杨北齐’的说法,他们艺术知己间表示一下倾慕也是艺界常情,不足为怪”。因为常任侠先生与笔者同为野草诗社老诗友,我等皆尊之为前辈,聆听过常老对杨公的评价,常老丙寅(1986年)八月为《杨仲子金石遗稿》(林散之先生题签)作序,五年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常老见书后非常高兴,在谈到自己己卯(1939年)蒙杨公为其刊刻大印,又庚辰(1940年)沈尹默先生赠楷书七言集古诗联即得杨公“颇为奖惜”时,都谈到齐杨二人“木桃琼瑶”的投报之情。

再次,必须留意的是,齐翁在镌刻“见贤思齐”印款中意外巧妙地运用了“涂注乙”,读者须细心读来。

书纸文字用“涂注乙”等方法救场,文场惯见。刻石篆文,一般要先备小稿,奏刀过程也比较谨慎,所以绝少涂注乙现象。即是说,在印面或印款上出现文字脱漏、笔误、挪移、衍刻等问题后宁愿用“涂注乙”救治也不愿放弃的,千无一二。齐翁“见贤思齐”印印款109字,有漏刻错刻五处,因为不愿放弃,在印跋上随即作了漏补、衍删等五处“救场”:

印款第六行评价杨公刻艺至“古工秀劲,殊能”,漏刻了“绝伦”二字。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字间点是添”,齐翁字间点两点后,在此行行尾添加“绝伦”二字。第七行,在评价杨公人品至“余所佩仰”与“为刊此”间,衍刻一“余”字,遂奏刀圈除。又第七行,在“为刊此”后漏刻“石”字,遂补刻于下行首字“因”的右角上。又第八行,在“有感人类之”后衍刻一字,奏刀圈除。同行,衍刻字圈除后,按约定俗成的规则“字边点是删”,衍刻字边点两点后,在此行行尾添加“高下”二字(意指“高下”二字入场于衍刻字处)。

读此印款奇品,看齐翁以刀刊石如同援笔书信,圈点删改这般自然随便,知道刀笔运作,裁度生机,皆非步趋绳尺,泥着死法而来,已经长进开眼。待到读印渐多渐深,又知齐翁书画印多不株守陈法,时于笔前刀下自旋乾坤;苟有“奇”者,也是平生酝酿砥砺陶铸而出,由此思及清人袁枚引京江左兰成的“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语,愈加相信艺事之成无非参悟消息,自我造化,方可“进一重境”。

文学读印,通训诂和明典故,当不可少,若能进一步察背景,考身世,知印家之为人处世,揆情度理,钩深探赜方得廓然;如此开视野,长知识,读印不亦乐乎?

(作者为学者,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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