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的死磕！两人为何水火不容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父子三人并称“三苏”，占据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为示区别，后人称哥哥苏轼为大苏，弟弟苏辙为小苏。

苏轼的文章传自家学，博通经史，更擅长文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亲苏洵及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应礼部的考试。兄弟俩都以优等高中进士。

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辈们看，均赞不绝口。

欧阳修对苏轼的试卷备加赞赏，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他以为这份试卷是他的朋友曾巩的大作，为了避嫌，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

结果，苏轼那次考试，本来应该是头名状元，却列为第二名探花。

原来，当时应试，考生的试卷上交后，先由书记员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档案。

偏偏欧阳修认为，这样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巩才写得出来，故使苏轼阴差阳错从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

虽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让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

当年的一个文人曾经说，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却怕欧阳修的意见。可见欧阳修在当时文坛上的分量。

欧阳修对苏轼有一个评价，他曾对人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欧阳修的这段话流传出去后，苏轼一时名声大震。

传说欧阳修还对他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苏轼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议论的都是苏轼。

仁宗皇帝当年选用苏氏兄弟时也曾说过，朕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当年是江南的一个大都市，那里有山林湖海，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公务并不是很多。

而他所审理的案件，多是一些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无权更改，不喜欢还得执行。

因此，公务闲暇之余，他便寄情于山水。或与亲朋荡舟于杭州西湖，或与文人墨客游玩于名刹古寺。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留下了很多喜闻乐道的故事。其中尤为让人乐道的是他与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没有打算出家。传说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的母亲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一个儿子，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

在皇帝对佛教徒赐见时，苏轼便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上驾前力陈对佛教的信仰。

皇上见他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就赐他一个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个资格证。当时，持有这个证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种赋税和徭役。

赐他一个度牒，是皇上对佛印的恩赐。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

佛印机智敏捷，他和苏轼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们两人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有两个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把守大门。

苏轼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进了内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观音菩萨。

苏轼指着观音菩萨问道：“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她向谁祷告？”苏轼再问。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祷告。”

“这是为何呀？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苏轼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味道，实际上是在刁难佛印。

“你知道吗？”佛印笑着说，“求人难，求人不如求自己。”

两人一问一答，妙语连篇。

还有一次，苏轼想借一个“鸟”字开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声）’，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夜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很显然，苏轼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苏轼哭笑不得。

其实，这都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无从考察。

至于苏轼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妹妹苏小妹，许配给秦观，新婚之夜拒绝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给出的一副对联才给他开门，由于上联出得很难对，秦观搜肠刮肚就是对不出来，苏轼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对出下联的故事，实属是虚无之说。

因为苏轼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妹妹，更没有秦观这个妹夫，苏轼与秦观虽然是好友，但并没有郎舅关系。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

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

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

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

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

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

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

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

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

苏轼知道，这一道奏折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请求外调。

其实，此时的苏轼，早已陷入纠纷之中。

当时有一个谣传，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

谣言是王安石的亲信谢景温放出来的。

官方派人到苏氏运灵所经过的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

苏轼也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收获。

司马光归隐之前，赵顼曾对他说，苏轼的人品欠佳，说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似乎过高。

司马光当时回答很巧妙，他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亲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说，苏轼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比那个隐瞒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要强百倍。”

按苏轼的政绩，应该官居太守，赵顼也有这个想法。但王安石和谢景温不同意，认为最多只能将他放到一个小县去当判官。

赵顼搞了个折中，将苏轼下放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为判官。

苏轼对外放早有心理准备，对于谢景温的弹劾置之不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接旨后，带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苏轼携眷离京去了杭州，欧阳修退隐于安徽富阳，张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阳，司马光和吕公著隐居在西京洛阳，富弼也贬出了京城。

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净尽。朝廷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