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社会文化意义
作者：莫小北
提到“自杀”，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在新闻中，在田野里，有关自杀的消息不时地撞击我们的眼球与心灵，向我们展示着同行人那被撕扯的人生。
历时性地看，统计数字或简要描述是我们了解自杀的第一道关口。之后是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分析进路，它们通过技术性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所打造的精神障碍标签，把自杀者置于社会真空，将其变成一个个的“无名”个体。再向后，就出现了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路径，特别是人文主义社会学从内到外地重构自杀者形象的尝试，以勾勒并理解自杀者的动机和行为，而这在学理上和现实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赖活与好死：奋斗还是尊严？
既然自杀嵌入在日常世界中，那么对自杀意义的挖掘也需要回归生活空间，这样做的努力始自于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这句话的本土性不仅在于它是国人的普遍认知，更在于其背后的生死观特别是对生的重视，是国人世界观的具象）。针对“好死不如赖活”这句话所透露出的自杀意蕴，有两方面的阐释——
其一，把重点放在“赖活”。如果在当事人看来，他只能够却又最不愿接受赖活，那么除了死，命运又还留给他什么选项呢？
这一类别的典型分析是对“奔头儿”的解剖。作为人这一生的日常生活过程的动力机制（dynamic mechanism），奔头儿指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愿望和价值。奔头儿即是人生，奔头的落空也就是人生的落空。换言之，奔头儿是在生命历程每一节点所要实现的目标或期待，奔头儿意味着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即“好活”的可能。按照刘燕舞的表述，丢掉奔头既是在追求实现各种奔头儿的过程中失败后的产物，也指系列愿望或期望却无法接近乃至实现的一种人生状态。奔头儿失败即“赖活”就是为人处世的越轨（无法实现合法性目标），构成了自杀的动因，例如：
“董江的儿子谈了女朋友，女方提出结婚必须要有房子，董家父子四处借债，凑钱盖起了一个毛坯楼房，但女方又提出，必须将毛坯房装修才能结婚。而董江几乎没有能力再借钱，且一旦结婚，马上还会面临高额彩礼的负担。眼看婚事要告吹，情急之中，董江儿子与其争吵，儿子骂他无能，害他无法顺利娶上媳妇。董江认为确是自己无能拖累了儿子，一气之下便喝农药自杀了。”
景环环“所爱的男朋友突然喜欢上了别人，她觉得无法活下去了，尽管家人在她失恋后密切注意她的行动，但还是未能阻止其自杀成功。”
这类自杀是在追求前进目标时候发生的，所以可称为奋斗型自杀。
其二，把重点放在“好死”。如果在当事人看来，活着无法保护或证明他的自尊和自爱，那么死就是他重获、捍卫与声张尊严的不二方式和可行做法。
这一类别的典型分析是对“过日子”的解读。发生在家庭场域中的“过日子”是一个“活”的过程，当“过”进行不下去，自杀作为诉说和表达“好”之死的功能就凸显出来，恰如荣格所言：“正常是失败人士的终极目标。”
在过日子和自杀之间，“委屈”是一个起中介作用的重要变量。委屈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委屈意味着尊严的被践踏，即形式正义的原则无法贯彻到日常交往中。当委屈发生，出于“看我死了你们怎么办”和“我死了你就后悔了”的心理，自杀是对过日子中委屈的极端报复和抗议，因此可以将这类自杀称为尊严型自杀。例如：
萝生有次一个人进没人在的姥爷家吃了几根香蕉，等老人回家后发现有800元钱不见了，“便觉得是萝生拿了那800元钱。萝生的父亲本来非常溺爱萝生，突然听说儿子偷了姥爷的钱，觉得很没面子，就狠狠训了萝生一顿。萝生觉得受了委屈，一气之下，跑到火车道上，卧轨自杀了。”
尊严型自杀是对“好死”的实践。既往的互动规则对自我的社会定位至关重要，但它突然的颠倒或失效等同于对“我”生命意义的否定，当曾经的意义不再是生命可以书写的文本，好死也就成为值得追寻的选择，是在当事人看来能够高昂尊严、赢得尊重的手段。
在生死光谱上，尊严型自杀和奋斗型自杀都是理想类型的建构。一方面，尊严型和奋斗型自杀都是对所求和所得之间距离的抗议，奔头儿落空指人与事之间期待的落差，委屈发生指人与人之间期待的落差。另一方面，尊严型和奋斗型自杀都与当下状况有关，以自我所在时间为原点，向前拼搏却因没奔头儿，故不愿“赖活”；向后比较却因受委屈，遂追求“好死”。
②手段性还是宿命感：冲动还是“赴约”
如果说尊严型自杀和奋斗型自杀是对自杀动机的分类，那我们还可以依据自杀态度将自杀分成手段性与宿命感两类。显然，尊严型和奋斗型都属于手段性的自杀，即以自杀为实现某一目标（表达无能或愤怒）的渠道。除此之外，还有类“为自杀而自杀”的宿命感自杀，更具隐蔽性。
作为“在系列的不幸事件将我的生活搞得不堪忍受之后做出的理智反应”，宿命感自杀的解脱意味强烈，死亡是与命运的一场约定、一个仪式，经过了反复的筹划与下定决心，自杀轻快得宛若赴约，特别是活着的最后日子作为“反结构”的阈限期，告别了日常的纷繁，也即将开启永久的结束，此时的预备自杀者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甚至会有种“奇怪的紧张感和兴奋感”。此时的自杀，是平静、祥和、松快的。例如：
“我们用清新爽朗的心情向生命告别。你已经充分享受了活着的时光，经受了无穷的苦难。”
“我们离开酒吧时是晚上十一点。这些人真奇怪，下个星期一就要自杀的人，嘴里却还忘不了抱怨‘快错过电车了’，说着‘在下次见面之前的时间里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的话，这些告别的客套话是属于那些喝完酒的上班族的，就连付账的时候也是AA制，一点都不像要抛开尘世的人，算得分毫不差。这就像一个黑色幽默，极具讽刺性。……浑身洋溢着兴奋，大声地吼叫：‘大家回去享受睡眠吧！今天可以离开安眠药睡一个安稳觉了。’”
由上可见，手段性与宿命感自杀在时效长短方面有所区别：大多数作为冲动的产物，手段性自杀的执行时间迅速，而因为会经过长时段的确定过程，所以宿命感自杀从缘起到实施的时间是漫长的。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尊严型自杀还是奋斗型自杀，不论手段性自杀还是宿命感自杀，它们的共性一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自杀往往是几类理想型的复合表达，二在于每类自杀作为社会行为是绝望和勇气的统一：绝望压倒（生的）勇气，型塑出死的可能即自杀意愿；（死的）勇气压倒绝望，建构出死的行为即自杀行为——二者的螺旋状态也是我们干预自杀行为的重点。
③“你们”与“我们”，识别和介入
生死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概念，也是一个关乎每个人之所存在、所依赖、所建构的话题。回顾《活着》等书我们能够发现，“生存”在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弹性与韧劲，生活与命运的伸展就在这样的拉扯平衡中铺展并实现着意义。自杀作为个体存在的中断，并非与我们无关，而是在最根本的互惠互助的意义上，打造出己溺己饥的联结感，即从“我们-他们”关系变为“我们-你们”关系。
本文主张通过还原专业主义和量化统计背后的实践脚本，回归自杀者的心路历程及其社会意涵，以清晰化自杀者的体验。一般认为，个体化对个人的脱嵌使自杀变得更加可能，但这样的推演逻辑或许过于简单甚而随意，更谨慎的说法应该是时代话语的更迭使人们面临着不同的自杀解读资源或者说书写伦理，从而赋予自杀行为以不同的合理化机制和策略。因此面对自杀者，心理学方面的识别、诊治、干预和社会学方面的介入、省思、合作同等重要。
概言之，从关系向度、人本主义以及社会化的角度出发，在对自杀者抱有尊重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倾听、分析和理解，正是社会学的情怀呼吁与学理分析之所当为。
（本文中的个案材料分别来自：吴飞《论“过日子”》，刘燕舞《奔头儿——理解农民自杀的本土概念》，石田衣良《反自杀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