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的社会学笔记

都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放到《我的前半生》上也挺合适。从开播至今,亦舒粉对改编买不买账、剧版是女性成长史抑或三观不正剧、子君的变化是独立自强还是主角光环、贺涵是真男神还是养成系,以及围绕唐晶是不是“作”、陈俊生让人恨不起来的“渣”、凌玲的“狐狸尾巴”等等等等,都借他人故事,浇我胸中块垒,掀起了一波波的热议。自己一枚小小的社会学人,也不妨抛砖引玉、凑个热闹。

什么是“体面”?

“体面”是原著中子君为人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剧版的呈现方式也引起过争议。亦舒笔下的子君笃信“做人最要紧的是姿态好看”,从不会做他人眼中的闹剧或笑话。伴随着传播,被称道、被歌颂的“体面”具有了符号资本属性,拥有“被看做正当性而被认知(承认)的力量”。

“体面”的合法性与阶层有关。每天为生活忙碌得灰头土脸的普通百姓,大抵够不上体面。譬如子群白光夫妻,两天打雷三天放晴的,“体面”二字对他们来说,太不实惠。书里的子君讲究“体面”,也有与她相成对照的人物:剧版里的娘家人总显得特别“市侩”,至于子君去俊生公司抓小三的模样,则已经降格为“不堪”了。在这条日常生活的鄙视链上,“体面”是对一种拥有一定量的文化储备、市场机会乃至声望权威的生活模式的想望。

然而有钱、有文化、有名誉并不构成“体面”的充要条件,打量这些客观的指标,总少了些什么——但这样的理解却并不是一贯如此。在乡土社会,“体面”更多指人情往来中的“有面子”,如“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体面一些的人,总无非说自己才气怎么大,天下人都不认识他。”到资源重组、社会洗牌的时候,掌握实实在在的物资成了“体面”的表达,所以会说“改革开放让俺们老百姓摆脱了饥饿、贫穷、落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随着丰裕社会到来,中产阶级获得话语权,“体面”的含义开始超越外在的客观之物,囊括进言行大方、格局宽广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成为“合法趣味”。这样的“体面”喻示着掌控自我的能力。书里的子君不穿戴暴发户钟爱的衣物,是体面;面对婚姻破裂刹那,借女儿口说出不要别人看到自己的失态,是体面;离婚后依靠自己的智力和心力去独立谋生,也是体面。

“体面”含义的多元及嬗变嵌入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或许,对个人生活的体面掌控滥觞于科学话语对外部资源可控性的追求。而且拥有的符号资本的“体面”还与个体化时代推崇“自我”——自我选择、自我规划、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意识形态同质同构。观者们在意子君还体不体面,不就是看她有没有牢牢握住对自己“要姿态好看”的期待,是否肯定、确认了在危机变动面前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么?

话说回来,生活参差多态,“体面”的符号资本并不该转化为标榜“唯一”“正确”的符号暴力。同追求独立、昂扬的子君一样,《万箭穿心》里过得粗砺的李宝莉、受抑郁症折磨而努力着的灵魂、人世间的滴滴点点,同样值得尊重。

谁才是“女神”?

《我的前半生》里的女性千姿百态,随便拎出哪个人物都能被说道评议一通。谈及“女性”,总少不了“女性气质”。但只要我们还在说“女性气质”,便避免不了男女二元对立、特别是女性从属男性的权力生态。这与康奈尔从关系视域出发来分析男性气质的思路是一致的。

电视剧里洛洛称唐晶为“女神”,细查这一词汇至少可用于两类场合:一脉就是唐晶的高冷范儿,另一脉则和女汉子相对。后者明显是男性审美的产物,被男性凝视,取悦于男性;而前者同样难逃男权之规训:事业心强而有为,甚至不耽于情爱,不正是男性气质推崇的“成功”吗?这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借着市场话语的推进,主张男女权力平等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受众弥多,导致女性劣势的制度性根源、系统性矛盾却面临被悬置的困境。

《前半生》里还有一个出场并不多的女性——保姆亚琴。不仅家务劳动从无偿(女主人)到有薪(女保姆)的变化是家务工作商品化和女性气质(男外女内)从私拓展到公的结果;而且往往家务劳动在女主人和女保姆之间的分工——前者是统筹者、管理者、劳心者,后者是执行者、服从者、劳力者(在抚幼育儿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也依然复制了男高女低的性别格局:女主人在家务中承担的份额正是市场秩序和文化体系所赞许、所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表达,而且“他”化的“她”——子君向亚琴发号施令,是男主人俊生的阶层地位在家中的复写。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诸如需要投入情感的“爱的劳动”(如子君送俊生礼物、安排全家旅游计划)或直接以情感为资源的家庭互动(如家人间的交流),更被天然视为女性的工作。这一点不论全职主妇子君还是“两班倒”的职业女性凌玲,都不能“幸免”。

女性气质的分野分等,根本还是阶层、地位的显现。

本期小编:小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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