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元大都城垣与周边曾经的古老胡同

位于建国门西南侧的古观象台及古城墙

不少老北京人都知道，如今的北京站前街一带，曾经分布着众多历史悠久的胡同，比如东裱褙胡同、西裱褙胡同（这两条胡同在清宣统之前统称裱褙胡同）、苏州胡同等，可谓一片密集分布的胡同群。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带胡同群其实与元大都城垣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胡同正是在元大都南城垣的旧基上建成；东裱褙胡同南侧呈现出北高南低之势，是因为这里临近元大都南城垣的“马面”（墩台）；有些胡同的走向就是护城河的走向；如今幸存的明代古观象台前身就是元大都东南角楼。

除此之外，在数百年的岁月中，这一带的胡同还留下众多名人的身影，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故事，供后人细细品味。

古观象台 TAKEFOTO供图

高楼掩映下的于谦祠

于谦祠正门

民国年间庆寿寺及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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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胡同是元大都护城河故道

读初中二年级以前，我住在水磨胡同中段路北的一座大杂院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北京站前街一带分布着众多以东西走向为主的古老胡同。街东侧自建国门内大街向南，依次是水磨胡同（含后巷）、东裱褙胡同、箭杆胡同（东段称黄土大院）、苏州胡同下坡（北京站二巷）等。与之一一对应的是街西侧的洋溢胡同、西裱褙胡同、喜庆胡同（西段称麻线胡同）、苏州胡同等。

东裱褙胡同与西边的西裱褙胡同在清宣统以前一直统称裱褙胡同，并未有东、西之分。因北邻明清贡院考场所在的水磨胡同，周围买卖字画者甚多，昔日胡同内住户多以裱糊为业，故得此名。它西起崇文门内大街，一路向东可直抵明、清内城城墙东垣。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的北京古观象台就坐落于胡同最东端的南侧，其本身亦是古城墙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悠久的京师古巷，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它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清晨上学，在丰收胡同东口的早点铺子享用着百吃不厌的炸糕、油饼时，保不齐会与大诗人艾青邂逅；中午放学归来，边吃着鸡蛋炒米饭，边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疯跑一天之后，伴着北京站大钟奏出的《东方红》乐曲渐渐入睡……

可是，多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北京城大多胡同是平坦的，但东裱褙胡同往南，却是北高南低的走势。为何会出现这种地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小的时候，东裱褙胡同在站前街一带可谓是一条通衢。其路南析出三条呈南北走向的胡同，自东向西分别是：可通往明内城东南角楼的泡子河东巷、通往盔甲厂胡同的大羊毛胡同以及南裱褙胡同。这三条胡同均有一个共同点，一律呈北高南低之势，从胡同北口开始便是一路的大下坡。如果你这里骑自行车南行，完全可以轻轻松松毫不用力地向前滑行相当远的距离。

站在水磨胡同东口向东南望去，不远处就是古老而庄重的古观象台。这里有一条通往东裱褙胡同的南北小巷——鲤鱼胡同，穿过此巷往东不远就到古观象台了。鲤鱼胡同并不长，不过三十米，却充满传说。因与贡院考场仅一步之遥，取“鲤鱼跳龙门”之意而得名。据说，明清两代每当开科取士之际，这里因出行便捷且极富彩头而变得一房难求，住满了四面八方进京赶考的士子。

我上小学时，鲤鱼胡同路西侧的高台阶上，有门脸房三间，开着一家由一对老夫妻打理的小卖铺，上学路过时，我会去他家买些话梅糖、鱼皮等小零食，抑或铅笔、橡皮等。也正是由于它太小，真正要买副食本、粮本上的东西则还得去大羊毛胡同或者苏州胡同下坡的大副食店才行。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带有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连升客栈”，它和鲤鱼胡同的小卖铺建于高台之上，水磨胡同与东裱褙胡同之间的不少院落的地基往往会比周围其他建筑要高出一些，仿佛这些院落坐落在一处高台之上。最明显的还要数两条胡同间的顶西端，是一段近三十米长、三四米宽、一米来高的大平台。大平台的东边分落着几所小院儿，里边住着十余户人家。平台的外围砌有砖墙，南北两端分别有台阶供人上下。空地儿上摆放着石桌、石凳，还种植了不少花草树木。

再联想到东裱褙路南的那几条大下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一区域如此独特的胡同风貌呢？我始终未能搞清个中原委。直到近日读到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有关北京元大都遗址考古的文章，这一疑惑才得以迎刃而解。

其实早在1965年徐先生就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考古队对北京元大都遗址进行了勘察和发掘，并由其执笔撰写了《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发表在1972年第1期的《考古》杂志上。

他在《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一文中写道：

“1965年我调查元大都南城垣一线，发现今东、西长安街以南，自东向西，东、西裱褙胡同和水磨胡同、洋溢胡同之间，是元大都南城垣的东段。这两条胡同之间的民居是建在元大都南城垣旧基上的，残存的城垣夯土尚埋藏于地下。水磨、洋溢胡同南侧民居院内陆势平坦，但在东、西裱褙胡同南侧民居院内的地势却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地势平坦，另一种是进入民居院内陆势突然低下约1至2米，这种平坦和低下的民居院地势分布极有规律，正是元大都南城垣马面（墩台）遗痕的反映。凡是有马面遗迹的民居院地面，都与东、西裱褙胡同（即元大都南城垣南侧）相平，在两个马面遗迹之间的民居院地面，则低落下去。

东、西裱褙胡同以南的铁匠营、黄土大院、箭杆胡同、喜庆胡同、麻线胡同，是元大都南城垣外的护城河遗迹，胡同便是河道，胡同路面的地表下皆为淤土。麻线胡同西段忽然向南拐弯，呈半圆弧状与崇文门内大街相交，完全是因为这条胡同是在元大都护城河旧道上形成的，它如实地反映了元大都南城垣护城河到文明门（在东单路口南侧）前包绕瓮城的痕迹……”

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元大都南城垣和护城河的所在，同时也明确地回答了困扰我多年的疑问，胡同低落处正是元大都南城垣马面之间的低洼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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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观象台前身为元大都东南角楼

徐苹芳先生还指出，古观象台的前身就是元大都都城的东南角楼。这在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撰写的《元太史院与明清观象台之传承与沿革》一文中也得到印证：“1979年8月17日，北京古观象台因年久失修，经过一场暴雨后，东南侧发生坍塌。施工队伍在清除坍塌土方工程中，证明明清观象台是利用元大都东南角楼为基础兴建的，它的下面不仅有元代土城的夯印，也有元代小砖砌建的城墙的痕迹。”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北京建城的历史。据史料记载，1215年蒙古军队攻破金中都，金中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元世祖忽必烈命大臣刘秉忠组织规划建设新都城，新的都城从1267年至1285年历时近二十年建成，史称元大都。元大都北至如今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以南，东西至如今二环路内侧。

元大都城墙上辟十一门，南面正中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东面正中为崇仁门，南为齐化门，北为光熙门。西面正中为和义门，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面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元末又在城门外增设了瓮城。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攻陷元大都。明太祖将其改名为北平。鉴于元大都城北地势空旷，无险可守，且居民稀少，因此徐达在攻城后不久，即在距元大都北垣南面五里许，也就是如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一线另筑了一道新城墙，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平北段城墙更加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划衣食。洪武四年（1371），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和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都被拆除。但是，元大都北城垣虽被废弃，并未被拆除，仍然起到拱卫城池的作用。这就是今天元大都遗址公园的前缘。

我个人认为，徐达改建北平城除防御北逃的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军事目的之外，兼有破坏前朝皇气风水之意，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中不乏先例。此外，明太祖即已定都南京，北京此时被降格为北平，变为燕王朱棣驻地，在城市的规制上自然要有所体现，以免有越制之嫌。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同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开始筹建北京宫殿城池，历时15年建成，随后正式定都北京。

明成祖的北京城在徐达改建的基础上，拆除了如今大致长安街一线的元大都南城垣，并向南二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了新的北京南城垣。东西两面的城墙则沿用了元大都城墙且向南做了延伸，古观象台至明内城东南角楼之间的这段城墙就是此时新修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修筑外城，受财力所限仅筑成南侧一面。因而北京城墙的平面呈现为“凸”字形。至此，明清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

元大都南城垣被拆除后，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城墙旧基连同墙内原有的顺城街，被辟为新路，取名长安街，含长治久安之意。而文明门以东和顺承门以西的城垣旧基之上很快就形成了新的胡同群：城东的裱褙胡同、水磨胡同、洋溢胡同之间的胡同群以及城西的报子街、邱祖胡同、卧佛寺街之间的胡同群。洋溢胡同最早的名字叫扬州胡同，它与不远处的苏州胡同、镇江胡同等都是为安置应征来北京，为明成祖营建新都城的江南工匠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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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高楼群里的于谦祠

与东裱褙胡同一街之隔的西裱褙胡同，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时，就在古观象台建成不久，被《明史》赞为“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于谦被召入京，他就住在后来的西裱褙胡同23号。于谦在北京留下了一段传奇。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军首领也先统兵南下，欲夺取京师。此时，于谦力主保卫京师。后经过一系列部署，于谦带领众臣击退了瓦剌的进攻，京师解围。

后来，明英宗被景泰帝朱祁钰软禁。景泰八年（1457），石亨、徐有贞以及太监曹吉祥等人，乘景帝朱祁钰生病，拥护幽居的朱祁镇重登帝位，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夺回帝位后，于谦被诬“谋逆罪”遭杀害。这位耿介忠贞的于少保救得了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却没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成化二年（1466），明英宗的继任者宪宗特诏追认复官，并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以供后世瞻仰。

如今，在东长安街南侧，华夏银行与英大国际两栋高楼之间有一片绿地，绿地中掩映着一座四合院的建筑，便是于谦祠所在。近几年于谦祠修葺一新后，免费对公众开放。这也是西裱褙胡同为数不多的文物遗存之一。

于谦祠坐北朝南，朱红大门上悬有黑色匾额，上书“于忠肃公祠”。进入于谦祠，迎面是一幢二层楼的木制建筑，据记载，此楼名为奎光楼，当年也为两层小楼，二层为“奎星阁”，是应试举子祈求“魁星点斗，金榜题名”的地方。后毁于地震，如今也被修复。

一楼正中供奉着于谦的画像，内侧联语分别为“丹心托月”“赤手擎天”，横批“热血千秋”；外侧是林则徐的名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二楼的展室正中是北京城防地图，讲述了于谦保卫京师以及因“夺门之变”蒙冤被害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于少保殉难整整四百八十年后，曾安家于东裱褙胡同14号的抗日名将佟麟阁追寻先贤之足迹，面对大敌当前的形势，振臂高呼“还我河山”，最终以身殉职。

明代时，裱褙胡同一直是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胡同。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五次进京赶考及随后历次来京，都下榻在距忠节祠不远的一处高台阶上的“连升客栈”里。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再次进京，在客栈中与“公安派”领袖袁氏三兄弟就文学创作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和交流。不久，他即辞官回乡，安心创作，写下不朽的名剧《临川四梦》。

无巧不成书，为京剧梅派艺术的形成作出杰出贡献的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先生住了四十余年的西裱褙胡同31号，空间上竟与“连升客栈”几乎吻合。齐先生与梅兰芳神交三十载，创作、编排了诸如《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三十余部剧目。

此外，何其芳、茅以升、徐悲鸿等众多各界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过。

国人素有文脉赓续的传统，创刊于1952年的《北京日报》自1956年起便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据报社元老李滨声老先生回忆，北京日报社在1956年由东单二条迁入麻线胡同3号的红砖大楼。随后不久，为便于出行，报社将后院西北角门拓为正门，出门就是西裱褙胡同。由此，社址也变成了西裱褙胡同34号。

另外，据资料记载，明清时期漕粮运入北京城后，由户部接管仓储事务。户部仓场衙门最高长官为正二品的“总督仓场侍郎”，总管“京、通十三仓”，而明清时期总督仓场衙门即设在东城的裱褙胡同，堂内有清世宗雍正御书“慎储九谷”的匾额。

现如今，原来悠长的东、西裱褙胡同也仅有古观象台和于谦忠节祠得以保存下来。它们周围原有的平房早已被拆除，在高楼耸立的环伺之下，它们显得并不那么起眼，还让人平生几分“形单影只”之感。其实，就古观象台来说，我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它脚下生活了十几年，我小学一二年级就读的泡子河小学，距古观象台不过几十米远，每次上下学都要从那经过。陌生是因为，那时的古观象台并不对外开放，不能走进去参观。如今，古观象台虽不如更远一些的东南角楼崇墉百雉，但与周边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相比较，依旧显得高大雄伟。它就像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默默矗立在都城一隅，静观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

 补白

    元大都南城垣因庆寿寺改道

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南城垣并非一条直线：居中的丽正门与西侧的顺承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元代学者熊梦祥在所著《析津志》中作如是说：“庆寿寺西，有云团师和可庵大师二塔，正当筑城要冲，时相奏世祖。有旨，命圈裹入城内，于以见圣德融者如是。”就是说，在修筑元大都南城墙时，该段城墙走向正是庆寿寺西的海云、可庵二大师塔，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将此段城墙南移，“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古寺和双塔纳入城内得以妥善保护。

庆寿寺是金章宗奉皇太后之命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兴建。当时寺内规模宏阔，气象庄严，古树参天，香火盛极一时。双塔在寺内西南隅，双塔不仅成为了该寺的重要标志，更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地标性建筑。赵孟頫曾客居于此，写有《庆寿僧舍即事》，诗曰：“白雨映青松，萧飒洒朱阁。稍觉暑气销，微凉度疏箔……”

明初，明成祖朱棣的主要谋士、有黑衣宰相之称的姚广孝（法名道衍），在担任庆寿寺住持期间，时常出入燕王府。明成祖继位后，姚广孝又负责迁都事宜，一手规划今日北京城布局。姚广孝最后也在庆寿寺圆寂。

1954年，庆寿寺及双塔原址上建起电报大楼。相距不远的报子街、邱祖胡同和旧刑部街、卧佛寺街，也在不久后被拆除。而同样因元大都南城垣旧基而形成的裱褙胡同、水磨胡同和洋溢胡同等古老胡同群，也在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中逐步消失了。（李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