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曾及其《筹海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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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5日我国政府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以权威的古籍资料说明我国人民在古代很早就发现钓鱼岛并加以命名,其中内容有:”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主持、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 '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其他论及钓鱼岛历史的文章也常引用此书中地图。
《筹海图编》的编者郑若曾是苏州昆山人,那么,这位军事地理学家是怎样的人,他编的是什么书呢?
家族多儒医
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祖先原住河南,宋建炎三年(1129)资政殿大学士郑忆年率全家随高宗南渡,为昆山郑氏始祖。入元,后裔不仕,改业医术,专精女科。从此,族中儒、医不绝。据昆山爱卫会马一平医师考证,七世郑壬在明永乐、宣德年间任太医院医士,其子郑文康(郑若曾的高祖)(1413~1465),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观政大理寺,起先因父病而回乡,后来自己也患疾,就退隐读书,筑书院于家庙旁讲学授徒,兼悬壶济世;他精研经义、记录时事,顷刻千言,著有《平桥集》十八卷。郑文康入祀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郑文康之子膏,成化举人,吉水县丞;孙近仁,瑞州训导,均有文行。郑氏九世有郑育任昆山医学训科,十世郑良著《女科万金方》,十一世郑宗儒、郑云分别为太医院医判、医士,十二世郑若皋嘉靖年入太医院,受严嵩迫害致死。以后十五世郑之郊为太医院御医,郑氏家族的医学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二十八世郑绍先(1920~2004)列入江苏省名中医,子郑天如为首届昆山名医,著有《郑绍先妇科验案》。
郑若曾的母亲唐氏为长洲县望族之女。嘉靖年间,郑若曾主持重修家谱,家谱反映郑氏家族乃书香门第,家风严厉,淡泊名利。郑若曾之妻是光禄寺典簿魏庠长女。郑有两个儿子:应龙和一鸾。他们和父亲一起考察实地、收集资料,协助编写书籍。郑若曾逝世后,弟兄两人还合校版刻了《郑开阳杂著》等。
嘉靖十四年(1535),郑若曾三十三岁时考取生员,入府学,后以贡生资格赴京师就读国子监,科举不利后回家乡潜心钻研学问。与诸文人“研磨实行,不角立门户为空言无补之学,所著书皆切实经济,不以文词为工也。”《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称他'幼有经世志,凡天文、地舆、山经、海籍,靡不得其端委,魏校最器重之。嘉靖中以诸生入北雍,闲中拟元者再,竞不遇。倭扰东南,总制胡宗宪辟为赞画。侦知倭不谙地境,导之者为内陆奸人,以计间之,寇遁。“说的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倭患猖獗,而地方官军”大者覆师小者陷阵,逡巡狼狈“,他切身受害,目睹暴行,为此绘制沿海地图,由苏州府刊行,供平倭官军之用。当时胡宗宪为剿倭广招人材,郑若曾善言兵事,为胡宗宪所识,召入杭州,佐其平倭。在幕中编写了多种御倭著作。因平倭有功,奖励锦衣,郑不受,荐修国史,亦不就。
嘉靖四十一年(1562)郑若曾回乡,苏松兵备衙门聘为顾问,咨询抚按经略,他将“所闻发明、宣述为图为论。俾后之司兵于吴者考而行之。“八年后在昆山家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师友兼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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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曾青年时与归有光、唐顺之等师从魏校(1483~1543),魏是祝允明的表弟,昆山正仪人,居苏州葑门之庄渠,自号庄渠;曾任兵部郎中,国子监祭酒,沧浪亭五百名贤祠赞魏校”道契圣贤,著书论性;学本儒先,持躬主敬。”他们深受魏校的器重,魏校的堂弟魏庠把两个女儿嫁给了郑若曾与归有光。郑若曾也师从过文武兼备的王守仁(1472~1529,哲学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平定宁王叛乱)和湛若水(1466~1560,哲学家、教育家,曾任南京吏、礼、兵部尚书),虽然他没有留下文词去发扬湛若水的“江门心学”和王守仁的“阳明心学”,但继承了这几位老师的学识和知行合一的务实学风。如在《筹海图编》和《江南经略》两书中,他分别引用魏校的主张:“公赏罚、固海洋、散贼党、择守令、降宣谕”和王守仁的主张:“足兵饷、公赏罚、慎招抚、行保甲、明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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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也多为文武双全的俊杰,如郑若曾的连襟归有光(1506~1571)以散文著名,也注重经济、军事等。著有《三吴水利录》、《马政议》。1553年倭寇来犯,昆山城被围困46天,在安亭讲学的归有光冒险返回昆山,与守城官兵一起商议御敌之策。事后,写了《御倭论》、《论御倭书》总结抗倭经验,指出要“把截海口,不使登岸”,最好“败贼于海”,受到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的重视,郑若曾也把这些意见收入了《筹海图编》。郑母八十大寿时,归有光作序文以贺。
又如唐顺之(1507~1560),武进人、字荆川,既是著名文学家,倡唐宋风格,辑有《文编》64卷,又精研军事,编《武编》10卷,率水军主动进击倭寇,献身于海战疆场。郑在《筹海图编》引言中介绍,唐在编书之前对他说:“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也。”故此书实“肇意于荆川”。书稿快成一半时,唐又催促郑加快,于是数月而书竣。在《筹海图编》的“实军伍、足兵饷、清屯种、慎募调、收图籍、鼓军气、御海洋”等等条目中大量引用了唐的论述。
再如茅坤(1512~1601),归安人。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与唐顺之、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茅也入胡宗宪幕与郑若曾成为同事,两人共识甚多,以平倭兵计襄助胡宗宪。茅坤为《筹海图编》初刻本作序称:“君少多逸气,欲以功名自喜,及不遇,适国家多外难,卒吐胸中所奇掘如是。”茅坤之孙茅元仪(1594~1640)亦为儒将,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汇集兵家、术数之书两千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书中称郑为“古今一奇士”,很多船舶图例就来自郑若曾。海图精编制
当时剿倭最高指挥官浙江总督胡宗宪不仅指挥戚继光等的军队,也招集了一批爱国文人如徐渭、茅坤、梁辰鱼等到杭州,一方面由于他知人善任,另一方面谋士们的家乡都遭受到倭寇蹂躏,所以他们主动积极、尽心尽责,一起研究东南沿海海防和日本国情,为抗倭筹谋策划,包括诱捕麻叶、徐海、王直等重大行动。
郑若曾到杭州之前已与儿子应龙、一鸾搜罗志籍,考核边海,于嘉靖三十四年编好了《万里海防图》初稿。此时胡宗宪行文各府州,要求各地考核地形要害,绘制地图,并且上报,苏州府却没有现成地图可报。郑若曾交出了《万里海防图》初稿,内有中国沿海图十二幅,“起自岭南,迄于辽左,计里辨方,附以考论。”苏州知府王道行大喜,即呈送胡宗宪,胡给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沿海地形画得比较正确,对海岛的描绘则出入较大。于是,胡宗宪召集许多熟知海上岛屿的人,还让郑若曾到海上去实地考察。在《筹海图编》“参订姓名”中列名的有七十余人,都是抗倭前线的文武官员。这样,描画的图就比在苏州编制的详备得多。郑若曾主编的这部书代表了明代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海防史的最高水平。《筹海图编》卷一含有“舆地总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沿海山沙图”分72幅地图,反映了南起广东和越南交界,北至辽东和朝鲜界河鸭绿江的全部中国沿海地区的山川、岛屿、地形地物分布状况。其中广东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隶(即江苏省)8幅,山东18幅,辽东5幅。各图均以陆地在下,海洋在上,符合站在岸边持图眺望海洋的视线方向。图中海中岛屿,岸上山脉河流,港口海湾和沿海卫、所、墩、台等军事地理要素齐全。这是我国最早的而且范围完整、内容详备的海防军事地图集。
这是为后代政府经营海疆奠定了主权海域的舆图文献基础,也是今人研究明代军事、沿海历史、地理、古地图发展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例如其中就明确记入了鸡笼山(基隆)、花瓶山、彭加山、钓鱼屿、橄榄山、黄毛山、赤屿等岛屿,它们是明朝中国和琉球通使途径中的地标,也是浙江、福建及台湾渔民的渔场,对政府水军,也是防御倭寇的海域,1621年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等,都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纳入其中,视为抵御倭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筹海图编》卷一19页,在福建第七图,图中上东下西,图中左上钓鱼屿即钓鱼岛,其右鸡笼山即基隆,下方罗源县,在福州之东北。图文中花瓶屿(山)、彭嘉山(屿)、钓鱼屿、黄麻屿(黄尾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赤坎屿)。在中国沿海官商民之中尤其在渔民之中皆知为“中华海山”,或称“中华外山”。
经略佐平倭
郑若曾所编撰的《筹海图编》及其再版重印本《筹海重编》、《江南经略》和《郑开阳杂著》都是大型文集,内容非常丰富。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略介绍。
嘉靖三十八年(1559)斩王直于杭州,平倭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总结明初以来朝廷在御倭战争中的经验教训,颂扬以胡宗宪为首的抗倭将领的丰功伟绩,《筹海图编》在三年后付梓刊行。《筹海图编》引言中,郑若曾记述了胡宗宪和唐顺之等对此书的贡献,又以治病比拟治国,略显儒医本色。全书分十三卷,首卷都是地图,上文已谈。卷二为中日使节互访的记录,太仓、福建两地至日本的航海图和“日本国图”;“倭国事略”记载了日本的地理地势、官吏制度、岛屿,“倭船”除写了中日两国船只的区别外,还叙述了倭船来华时淡水的处理方法;“寇术”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倭寇常用伎俩。卷三至卷七分别记录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边防官考及事宜;卷八的前部为嘉靖以来惠潮、漳泉、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各地倭寇来犯的年表,后部为“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包括时间、地点、头目和明军将帅及战果,总结倭寇入侵闽广、直浙和山东的三条主要路线。卷九为“大捷考”,记载了从永乐至嘉靖年间十几次抗倭之捷,如望海埚之捷、平望之捷;卷十“遇难殉节考”记述了为抗倭而死的将士,以及不甘倭寇蹂躏而自尽的烈女贞妇;卷十一至十三为“经略”,分类辑录了朝臣将帅御倭的言论,共分33类,以备决策参考。还收录有兵船、武器。如兵器中,还专门研究了日本兵器,特别是日本刀;记载了国外兵器“佛朗机”火炮的传入。建议官府开局煎硝,留为军需物资,不许民间私煎,限制沿海商民出口焰硝,防止敌人制造火器。
此书强调掌握潮候规律对水兵海战和海岸行军的重要性,提出万里海防的概念,即把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沿海各省作为海防前线整体来看待,是我国首次提出的完整的海防思想。确定以攻船为上,其次则靠火器。也分析了日本并非全民皆盗,倭寇只来自少数地区;我国国内的不法之徒也追随倭寇,加重了祸害性。
这部著作体系严密,材料丰富,见解深刻,有些文章由茅坤、徐文长等人撰写;经略部分引录了唐顺之、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的条议;所记述的倭寇资料,多来自官方正式情报,比较正确。万历以后出版刊行的研究日本的著作,几乎没有不引用该书的,正史《明史》也受其影响。不仅在明代多次再印,到清朝前期,凡谈海防者,仍奉为圭臬。清《四库全书》收入史部十一、地理类五、边防之属。
郑若曾平倭回乡后任苏松兵备衙门顾问,和两个儿子操小舟到各处辨别道里通塞,调查形势险阻。两年后完成十万字《江南经略》,专论沿江守御,详载各内河地图。《江南经略》共八卷,初刊于1568年。每卷分上下两部分。卷一上为兵务总要,卷一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卷二至卷六分别为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备倭水陆路考、兵防考、险要地考、倭患事迹以及巡检司,还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论战守事宜。卷八杂论战具战备,以水利积储与苏松浮粮议收卷。还收录了以前独立刊行的《倭寇论》、《洋山记》、《福建事宜》、《海防论江防论湖防论》等文章。该书主要为江南倭患而作,同时兼及防御土寇之事。与上述《筹海图编》相比,《筹海图编》较广,凡被倭患的地区都是其论及范围,而《江南经略》则主要集中于江南的苏松常镇四郡。《筹海图编》主要是针对倭寇而言,而《江南经略》从其内容来看是一部在论述御倭的同时兼及防御土寇之著作。如其中《枫桥险要说》指出枫桥作为运河关口和粮食集散地的战略意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胜于阊门。倭寇垂涎,往事可鉴,宜设重兵以镇之。”当时在枫桥堍筑敌楼(即铁铃关)。铁铃关至今犹在,成为枫桥景区一重要景点,参观者到此,自然就会缅怀五百年前军民抗倭的功绩。《江南经略》中也增加了不少条目,如“务实心、收群策、精器械、弥窝盗、处娼优、明赏罚、僧兵首捷记、论积米、论东南水利、论东南积蓄、苏松浮赋议”等。补记了少林僧兵参与抗倭的事迹,建议减轻苏州、松江地区农民的赋税。
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入侵朝鲜,两广总督萧彦命邓钟取《筹海图编》 重辑成10卷本,署名为“郑若曾撰、邓钟辑”,以《筹海重编》的书名重印。书中删去“大捷考”和“遇难殉节考”,增加了“北直隶,辽海事宜,朝鲜国图、朝鲜事略”,也纠正以前的一些差错,如花瓶屿、彭嘉山(屿)、钓鱼屿(台)、黄麻屿的地理位置就得以改正。
总而言之,在四五百年前,在倭寇侵犯我东南沿海,烧杀抢掠,人民遭受灾难之际,胡宗宪、戚继光和郑若曾、唐顺之这批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奋起,调查敌情、组织军队、研究策略,终于带领军民消灭了匪徒。我们应该缅怀他们的功勋和爱国精神,继承发扬光大他们勇于探索、善于分析总结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