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疯人院》：存在主义者眼光下，审视个体自由与现实的冲突
我一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直相信这两个世界是和谐的。这只是个假相。我已经在其中一个世界里被大家丢在一边。现实的世界没我的份，只剩下了另一个，幻想世界。—《玩笑》
引言：
诞生于一战的存在主义哲学，二战之后在欧洲大地迎来爆发，一部分原因是人类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享受着科学理性主义的曙光；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战争摧毁了人们所持的固有信念。但是，文明的发展没有带给人们幸福，反而把人变成支离破碎的存在，丧失了和外界的联系，个人的异化感受到达顶峰，由此也引发了两次欧洲电影的变革。
和存在主义哲学成长的历史轨迹相似，一战结束之后，电影作为“新世纪的艺术”，由于其自身的易感性，在具有浓重艺术氛围的欧洲，以德国和法国为发源地，开始了一场电影先锋运动，现代主义开始进入西方电影。
二战之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迷茫苦闷，法国爆发了一场更彻底的以现代主义改造电影的运动，也就是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对比电影先锋派运动，新浪潮电影不仅仅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关注人的非理性意识表达，而且带有强烈的怀疑性和发泄式行为。
很快，这场变革也影响到了在苏联统治下的捷克，出生于捷克郊外小镇的米洛斯·福尔曼，父母相继死在了集中营，八岁的米洛斯·福尔曼成为孤儿，依靠舅舅和别人的救济，勉强度日。
或许是这种“先天性的不足”加上教条主义的压迫，米洛斯·福尔曼成为捷克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这也最终导致他远走美国。
米洛斯·福尔曼信奉现实主义的准则，否定传统道德，追求极尽真实，不带任何道德审视的现实还原，同时，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融入其中做为支撑，凸显人内心世界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激烈冲突，以此来引发人们的反思。
同时，做为一个存在主义者，米洛斯·福尔曼却对死亡的表达近乎痴迷，《月亮上的男人》里的安迪·考夫曼、《戈雅之灵》里的洛伦佐，都和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一样，成为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悲剧式英雄。
来到美国之后的米洛斯·福尔曼，正赶上美国嬉皮士运动最疯狂的十年，远离故土的他，从这些人身上找到了部分归属感，电影《飞跃疯人院》正是改编自“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肯·可西同名小说，这部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的电影，上映之后，斩获了第48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大奖，在影片中，福尔曼并没有采取和原著一样的完美结局，而是选择以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英雄式态度”做为影片的注脚，这既是对无力改变现实世界的控诉，也是保持自由尊严的最后方法。
一、《飞越疯人院》中镜头的运用、以及隐喻蒙太奇的使用，是福尔曼式“自由”的表达
《飞跃疯人院》讲述的是麦克·墨菲因为厌恶监狱强制劳动，佯装精神异常被送往精神病院诊断和治疗，本以为自己可以在精神病院重获自由的他，发现这里的一切有着严格的秩序和准则，病人接受着和“犯人”一样，具有强制性的管理。
麦克·墨菲对于护士长拉奇特对待病人的方式充满愤怒，不断用语言和行为来表达的自己的不满，同时，鼓动其他的病人和自己一起反抗，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剥夺了追求自由的欲望。拉奇特作为回应，事事针对麦克·墨菲，对他降低音乐音量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其想要观看棒球锦标赛的转播，想尽各种办法阻挠和拒绝。
渴望改变现状的麦克·墨菲，趁着空子，带着病人来到港口，偷了一条船到远海钓鱼，回来之后，又让自己的女友带着另一个女人到医院开party。次日上班的拉奇特看到一片狼藉的场景，用羞辱式行为让比利割腕自杀，自己却无动于衷。麦克·墨菲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疯狂的掐住拉奇特，被医院实行了额叶切除手术，成为一具只能呼吸的行尸走肉，酋长为了让他得到解脱，用枕头闷死了麦克·墨菲，自己砸开铁窗，奔向象征着自由的远方。
影片从一个长达一分二十秒沐浴在朝霞下郊野的全景长镜头开始，同时也是以一个长镜头收场。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认为：长镜头的表现出的时空连续性，是保证电影逼真的重要手段。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让整部影片拥有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也在时间过程中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和思考，是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表达。
紧接着，镜头切换到躺在封闭环境、白色病床上的病人，全景式的长镜头转成近景镜头，画面的对比，让人产生一种压迫感，随着镜头的移动，护士长拉奇特从一扇铁门后向前走来，我们领略到了整个空间的构造，这个构造，和影片开始长镜头中那个代表自由的全景天地，形成了强烈对比。
影片结束时，则是从近景镜头完成了向长镜头的转换。两组不同的镜头组合达成了不同的意义，第一组镜头组合是从一种束缚走向另一种束缚，第二组镜头则是从束缚中走向了真正的自由。
同时，在整个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特写镜头以及仰视镜头和俯视镜头。特写镜头的目的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呈现影片中人物的心理状态，给观众造成心理冲击，借此达成共鸣；俯视和仰视镜头，则通过镜头的角度，凸显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权力上的支配。
对于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他们的脸上开始时，是一种面无表情、行尸走肉的状态，随着麦克·墨菲的加入，他们脸上的特写镜头变的怯懦、奋斗和无力，麦克·墨菲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则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愤怒和反抗。反观护士长拉奇特，从头至尾，近乎是一种表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扑面而来，是一种绝对权威和控制性的表达。
这种地位上的差距，在不断切换的俯视和仰视镜头中随处可见，针对拉奇特，是一种仰视镜头，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俯视镜头，无力与强权、自由和束缚明显可见。
在影片色彩上，护士长拉奇特上班时虽然穿着白色护士服，但下班之后的外套却始终是黑色的，病人则全程都是白色。护士长这种黑—白的矛盾结合，让人感觉到一种伪装的阴险，事实上，护士长所表达出的一切，都印证了她并没有白色所象征的浪漫梦幻和纯洁，更多时候，都是一种充满黑暗的罪恶。
同时，影片中大量使用了隐喻蒙太奇，这是一种通过镜头或场面对列类比，含蓄表达创作者寓意，利用不同事物之间某种相似特征凸显出来，来引起观众联想，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在篮球场麦克·墨菲教酋长将篮球如何扣进篮筐时，当他要骑到Bancini肩膀上时，镜头切换到了站在高高在上窗户边的拉奇特，此时，麦克·墨菲的行为恰恰是拉奇特的真实写照，她处在一种绝对控制和支配的地位。
影片最后，酋长举起麦克生前没有举起的水台，用力砸向窗户，在黎明的曙光之下，奔向远方，实现了麦克·墨菲开始时的愿望，这是一种获得自由对原始的回归。
事实上，对于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来说，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他们背离传统和道德，穿着奇装异服，同时伴随着性的混乱，向往原始的生活。但是，在米洛斯·福尔曼的思考下，他们的自由，是迷茫和理想的集合，就像麦克·墨菲，以一种英雄主义，带领着精神病人，为了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而反抗。
二、审视纯粹自由与传统世界的对抗
每一个时代都是靠幻想养育的，以免人们过早地放弃生活，使人类走向死亡。——康拉德·约瑟夫
无论是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乃至嬉皮士运动，都是将人类的眼光转移到了自身。只是，嬉皮士运动和在其之前“垮掉的一代”本质上有了很大的区别。
起源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反对由客观意识和技术控制的社会，认为它们成为压制个性、迫害个人自由生活的工具。所以，面对这个物质高度丰富，但人的的精神却要遭到压制的社会，选择追求一种纯粹自由的生活。
嬉皮士所追求的仅仅是一种过程，而垮掉的一代寄希望能够在旅途终点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充斥嬉皮士价值的是一种本能的回归和释放，而垮掉的一代则是缓解个体所产生的异化感受。
在影片中，麦克·墨菲和各种人发生关系，持有的是一种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才是不正常的信念，混乱的男女关系，酋长所隐喻的对原始的表达，可以看作是嬉皮士运动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嬉皮士，他心中有着理想的浪漫主义，绝非只是利己的自私。
而其他所有的人，比利深受“俄狄浦斯情结”的困扰，至死都未能逃离，其他的人也或多或少受到感情的困扰，难以自拔。对他们所有人而言，都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本能生活，成为了社会规则之下的牺牲品。
影片最后，无论麦克·墨菲如何鼓动，他们也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坚守在这个充斥着人性压迫的封闭环境中，只有酋长，这个根本不属于精神病院的正常人，选择破窗离开。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米洛斯·福尔曼显然对与个体追求绝对自由与现实世界的对抗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并没有着急去做出结论来引发一场革命式的暴动。
所以，在影片中，米洛斯·福尔曼并没有用非常激烈的镜头去表达传统与自由的对立，结局也选择了一种温和的结束方式，只是以酋长回归原始的自然结束，这是对嬉皮士运动包容，也是对传统世界包容性的反思。
事实上，正如嬉皮士运动的快速终结，这场充满个人幻想的文化运动，只是个体为了避免过早的放弃生活所做出的本能选择，其存在的巨大漏洞，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三、影片中注入的存在主义哲学，是对自由最好解答
影片中，麦克墨菲所表现出的反对一切价值观和文化，想要逃离精神病院的举动，更像是一场处于青春期的反叛，并非是处于寻求自我价值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自由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可是，就像嬉皮士运动的参与者金斯伯格所言：自由只存在于束缚之中，没有堤岸，哪来江河。
自由与秩序这种矛盾性的关系，必然引发自我陷入到一种分裂之中，进而对生存和自由空间产生疑问，其结果要么是被秩序所压迫，压抑本能的欲望，要么衍生出极度的反叛。
存在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人面对世界时，所产生的种种异化感受。
存在主义肯定了世界的荒谬和无意义，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个体身上，最大程度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同时认为，人可以自我塑造、自我成就，进而获得一种满足感。
同时，存在主义哲学并不提倡英雄式的行为，避免了个人追求英雄主义过程所进行的不当行为，只是尽力做好一个平凡人的责任，这也是米洛斯·福尔曼为影片注入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