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松 ‖ 戈革、周汝昌交游考略
摘要：科学史专家戈革与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本为挚友，多所酬唱，但“文革”中的误会，导致老死不相往来。二人均为某一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对于这段往事，后人保持了谨慎的缄默。今戈、周皆已作古，本文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摭拾史料，将这段轶事和盘托出，以存前辈风流。
关键词：戈革、周汝昌、文革、诗词、篆刻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戈革（1922-2007），号红莩，河北献县人，著名科学史研究专家，译有12卷本《尼耳斯·玻尔集》，因此贡献而被丹麦女王封为“丹麦国国旗骑士”。专业之外，戈革尤好诗词、篆刻。诗词方面，《“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以之为地会星神算子蒋敬，称其词“清丽雅正，皎皎鹤立”。篆刻方面，有《红楼梦印谱》《金庸小说印谱》《红莩自用印拓剩》等。有两件事为他津津乐道，一是钱钟书常用印皆出自他手，二是顾随（羡季）称赞他所刻的印章“厚重沉实，胎息汉玺”。钱钟书的印章钤于其手迹之末，所在多见。但顾随之言却难以找到出处，戈革作文喜自为注释，但也从来没说过这句话的来源。笔者曾就此事询及顾随之女顾之京，之京先生但知顾随致周汝昌书信中提及“戈公”，但对于“戈公”是谁，并不清楚。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在《顾随致周汝昌书》材料中发现了以下信息：
记得曾代购笔墨等物，又曾托戈公代治印，此刻不悉俱在手下否？或当令小女往取，以何时趋高斋为宜，希示。（1959年12月18日）
只是这里的“戈公”是否就是戈革，尚不能确定。随后笔者在该书中发现了另一条线索：
红茡兄刻印，厚重沉实，胎息汉鉥，白文较朱文尤佳，所恨比不能作巨幅大字，急切无所用之耳，希转致谢意。(1957年9月27日)
按，此文句中有两处文字错误：“鉥”当为“玺”字俗书“鉨”或“鈢”之误，“胎息汉玺”，赞扬篆刻风格出于汉印，“鉥”本义为长针，置此于义不通；“茡”当为“莩”字之误，“茡”义为苴麻，顾随、周汝昌朋辈中未见“红茡”名号者，“红莩”为戈革之号。1992年戈革在为于光远《碎思录》所做的跋文《刀下留言》中说：“犹忆三十年前，羡季先生谓仆之印作'厚重沉实，胎息汉玺’，至今思之，感且不忘。”印之前文，则“茡”“鉥”二字之误可知。盖顾随原文为手稿，整理者辨识不清故。很显然这就是顾随称赞戈革印章的原始出处。据此也可推断，1959年顾随信中言及之“戈公”也当是戈革。
既然顾随在与周汝昌的书信中提及戈革，而戈革也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则他们三人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交往。那么，为什么戈革对顾随评语的出处一直隐忍不提呢？而周汝昌的回忆录和诗词著述，对戈革也是只字未曾述及。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所幸2006年戈革诗词集《红莩残吟》随文集《半甲园丛稿》在香港出版，给我们解开了谜底。只是《半甲园丛稿》印数颇少（二百册），寻常不易得见，因此有必要对此事进行一下索隐钩沉。
一
根据戈革的一些零散的回忆文章和《红莩残吟》可知，1954年，在乔佖的介绍下，戈革与周汝昌相识，当时乔佖与戈革32岁，周汝昌36岁。三人关系密切，嬉笑怒骂，无所不谈，根据各自的生理缺陷，各有绰号：聋子（周耳背）、瞎子（戈近视）、秃子（乔谢顶）。周汝昌的夫人尝戏称三人为“三块料”，三人乃号“三料”。当时乔佖在清华大学工作，戈革在清华园附近的北京石油学院，周汝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人相距甚远，一有机会就乘公交车找个公园或茶馆相聚赋诗填词以为消遣。戈革《思佳客》序云：“三料在茶馆臧否当代人物，颇多妙语，亦自得其乐耳。” [这段期间他们填的最多的词牌是《渔家傲》，因为这与周汝昌号“射鱼”相关。戈、乔进城后，经常在周家吃饭，戈革有“何必珍馐方遂愿？姜醋蒜，便能招待穷光蛋”（《渔家傲》）的玩笑话。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时，戈革作词相庆，有“千秋业，旌旗十万，一战霸江东”（《潇湘夜雨·题周射鱼<红楼梦新证>初版》）之句。在周汝昌的介绍下，戈革参加了张伯驹主持的庚寅词社，与京津作者多所唱和。
诗词之外，戈革雅好篆刻，周汝昌对此十分欣赏，常写信请戈革刻印，“试莩老神通”。《红楼梦》是二人的共同爱好，戈革给周汝昌的印章中大量使用《红楼梦》的典故。据《红莩残吟》所载，戈革给周汝昌刻的印章有：“红楼内史”“芹泥馆”“紫云庵”“解味道人”“子之昌兮”“津沽周五”“射鱼氏所收破书烂画”“新索隐派”“何日同登红梦楼”“薛邻”“萧索嵯峨”“亭亭古玉佩当腰”“片玉家风”“江南僧”“红楼内史”“顾曲家风”“快绿怡红”“鱼玉主人”等印章。戈革给周汝昌夫人毛淑仁刻印章，并赋诗云：“寄语潇湘林黛玉，有人刻书到渔婆。”可谓用伊家典故。1954年夏，周汝昌得“快绿怡红”印于隆福寺故物摊，宝爱非常，并在《红楼梦新证》重版时作《“怡红”石印章》一文，介绍说，石章一方，质地为淡黄寿山，正方（边长二.八厘米），制作仿古玺印型，体甚匾（厚仅〇.八厘米，连纽通高一.八厘米），上有竖纽，穿孔以贯绶。刊阴文四字，曰“快绿怡红”。周汝昌认为：“看过此印的鉴定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种形制和篆法尚是文、何遗风的旧石章，甚至有可能比曹雪芹的时代要早，而不会是相反。”但戈革不以为然，有《题自治印三首柬射鱼》，自注：“射鱼得玉印刻'快绿怡红’四字，甚宝爱之，佩于腰际。实则印质既粗，刻工尤劣，虽魏绍老亦对之评价甚低也。红莩笑之，并亲刻此四字以示范。”
此期间，因为周汝昌的关系，戈革结识了顾随，并曾为顾随治印，托周汝昌转交，即上文所引1957年事。而1959年顾随所托付之印章，因顾随于次年去世，便无下文了。据记载，顾随曾赠戈革诗、词、剧集六部。戈革与顾随交往不多，但对顾随的褒奖终生铭感，并十分崇拜顾随的才华。他的《鹊踏枝·自抱芬芳心一片》《于光远先生属代作印数十方，既成，率跋印拓之后》两首作品中均引用了顾随的诗句“无人行处都行遍”，自注：“用顾羡季先生句。”戈革后半生与顾随弟子天津诗人孙正刚（铮）过从甚密，与此不无干系。
戈革之于篆刻，如他自己所云“了无师承”，全凭模拟古人，他购买了大量古人的印谱，1956年秋购买《吴昌硕印存》，跋语云：“迩来穷愁失意有加，无已，此谱见于东安市场，踟蹰匝月，昨与周玉言、乔无必二兄重游，乃决意买得，钱囊羞涩，他日艰难，亦宁听之。”其中的“周玉言、乔无必”即周汝昌、乔佖。此颇可见某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穷愁窘态。在周汝昌的影响下，戈革开始收藏古玉，他对古玉的态度几近痴迷，曾买碎玉若干，谓之“玉渣”，因号书斋为“玉渣轩”。其《八声甘州》自序云：“三料同游隆福寺小市，射鱼购古玉珌，红莩购玉琀等物。偶言及将来事，莩指琀曰：'其时我已如此物矣！’众大笑。是日天微雪。”——当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突如其来，使这点苦中作乐的闲情逸致荡然无存。
二
据《红莩残吟》统计，戈革与周汝昌相关的诗词有四十余首之多，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密切交往。但文革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二人老死不相往来。戈革在《红莩残吟》自序交代了自己早期的诗词活动，以及这一时期诗词流传下来的曲折经历：
（清华大学毕业后），经老友太原乔无必（佖）兄之介，识津沽某公，一时三人过从甚密，自称“三块料”焉。其时三料赠答，多游戏俳谐之辞，亦平生之快意事也。某公复介余入前辈词人张丛碧（伯驹）先生之“庚寅词社”，与名宿诸老相倡和，余但交社课而不与雅集，所作不落老辈之后，今亦散失，所存寥寥矣。昔三料打油之作，惟三人自己能解，他人读之，便如哑谜。此等皆随作随弃，从未留稿。不料某公竟保留拙作若干篇，成红莩“反革命罪证”之重要部分。诸篇皆经“项目组”整理，用朱笔编号，虽寸许宽之破烂纸条亦不放过，其心之细，直如保存爱因斯坦之文献焉！四凶既败，此种“材料”皆原则上退还本人。于是红莩领得两大封袋，检视之下，惊为奇观，回忆前情，真不知作何言语也！方其浩劫来时，如山崩地裂，余所藏之书画文物，屡经洗掠，早已荡然而尽，而此两大袋调笑之辞，反因某公而得以保存，岂非天意乎？今余亦整理而录存之，以志其“盛”。
其中的“津沽某公”显然就是周汝昌，因为《红莩残吟》1956-1966年之间的诗词，除了乔佖之外，就是“射鱼”，“射鱼”是周汝昌的号。顾随的诗词、信件中也屡称周为“射鱼”，周汝昌号“射鱼”或“射鱼村人”，他自己说：“射鱼是我早年的别署，因为清代诗人题咏咸水沽有射鱼的词句。”据戈革记载，文革中，周汝昌将戈革的游戏之作上交，直接导致戈革成为“反革命”，受尽折辱。戈革对此事衔恨终生，有机会便在文中予以讥刺，偶尔道姓，但从不指名。在他的《挑灯看剑话金庸》（2008）中，有一篇《元遗山的“雁丘词”》，其中有一段题外话：“四十年前，我曾认识一位姓周的人，和他过从甚密，自许为他的'挚友’。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是自作'多情’，其人实为'岳不群’，于是便与他绝了交。”这似乎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在同书的《说“豪”与“侠”》一文中又说：
当年我刻《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共收大小人物一千二百余人。在《鹿鼎记》人物中，我把为了个人向上爬而千方百计向官方出首庄氏一家“谋叛”而害死数百人的吴荣光排在所有人的最后，因为我对他那样的坏蛋最感深恶痛绝，认为他那种人才真正是“罪该万死”。但是那样的坏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却也“见过了许多”。
其中所指不言自明。晚年的戈革回忆“三料”时代的生活，说：“那时他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回忆起来，只能付之一声浩叹耳！”这大概就是戈革至死不说顾随赞语所从出的缘由。
戈革每回忆起这段历史，无不咬牙切齿，孤愤难平，形诸文字，似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但情之所钟，不能割爱，当年的酬唱之作依然保存在了《红莩残吟》中。对于戈革的讥刺，周汝昌从未发表过任何辩解，但其自传《天地人我》（2011）、《周汝昌诗词稿》（2018）没有一点与戈革有关的信息，完全将其行踪格式化，似乎也表明了一种态度。如此一来，戈革的大力金刚掌便似打在了棉花上，无形消解了很多恩怨。
三
由于戈、周二人均为某一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对于这段往事，后辈一直保持了谨慎的缄默，偶有提及，也是隐晦其辞。由于戈革诗词流传不广，周汝昌的有意忽略，加上《顾随致周汝昌书》中的整理讹误，导致文献不足，戈、周之间的这段交往遂成了真正的“轶事”。
但事情并未结束，在一些边边角角的材料中，依然可以索隐戈、周二人藕断丝连的关系，2003年，周汝昌《红楼夺目红》出版，中有许多图画、印章等，后记中记载了这些资料的出处：
本书的多幅图影，绝大多数都是旧年友朋艺术家们的佳作，慨然惠赐，而历劫幸得保存者。借此机缘，为拙编生色增光。今为志谢，列表如下，依次敬书芳名。每位名字后标明页码，即是相应作品的插印地位，读者可一索而得。杨学书（环衬、54页）、刘栋（序4页）、刘旦宅（7页）、解心逸（19页）、松兴亮临绘（29页）、戴敦邦（107页）、孙秉山（121页）、贺友直（123页、223页、256页、325页）、龙瑞、李新民（194页）、毕克官（294页）戈革印章（11页、59页、140页、178页、231页、240页、242页、259页、299页、320页、330页、340页）。
可见《红楼夺目红》中所用的友朋资料，以戈革为最多，共12处14方印章，都是《红楼梦》作者、人物的名字或别号。这些印章不见戈革的记载，当是戈革《红楼梦印谱》中的作品。戈革曾作《红楼梦印谱》，自印分赠友人，并未出版，《红楼夺目红》的引用，使其部分印章得以广为流传。——周汝昌没有指出的是，该书封面印章“芹泥馆”，也是戈革所刻。2010年11月10日周汝昌之女周伦玲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聂绀弩刑事档案与周汝昌诗》一文，提到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一首周汝昌写给聂绀弩的诗，落款为“油戏三昧”，并钤有一枚印章“东风历历红楼下”。周伦玲说：“此枚印章是戈革先生1954年父亲回京后为之所治之闲章，这七字句父亲十分喜欢，他曾为此赋过三首诗。”此印不见于戈革记载，当是二人初相识时期的作品。此时周汝昌尚在，周伦玲的记载当系乃父转述。上述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多少反映了周汝昌晚年的所思所想。
2006年，戈革在给《社会学家茶座》写的《马勺·笊篱·瓢》一文中说：
四十多年前有一文学家，曾选注宋代之诗。他是一位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的人(和我同辈，不是也选注过宋诗的钱钟书前辈），但他平生“行路”的经验较少。他选了南宋大诗人范成大（范石湖）的一首诗，中有句云：“一箪知是前村店，滚滚炊烟起暮林。”这两句话却把缺少“行路”经验的他难住了；他不知这是何意，于是从《佩文韵府》（当年我有此书，曾替他查过一些典故）之类的书上查出了“箪”字，以此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但是终于不能说明诗句的含意。当我看到他的选本时，不禁哑然失笑。我写信告诉他，此处的“箪”，指的是挂在客店门前的那柄笊篱。诗人范公远远看到此物，又看见滚滚的炊烟，知道前村有“店”可住，不免有“宾至如归”之感也。我在信中并且引用了一句俗谚，说是：“推小车儿的落了店，给个知县也不换。”劳动者推着独轮小车旅行了一天，已经很疲倦了。一旦住了店，他便要休息一下，吸一袋烟，喝两盅酒。这时再请他去做“知县”，他也不愿意动了。大诗人范公当时或许也有同感?
根据文中的线索，不难发现戈革提到的“文学家”就是周汝昌，他选注的宋诗是《范成大诗选》（1959）。戈革的文章不仅给后人提供了《范成大诗选》背后的掌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周汝昌的看法，“他是一位很有才能也很有学问的人”。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出版于2003年，当时戈革尚健在。不知戈革是否看到了周汝昌的文章，从而进行了一场有如光明顶上宋远桥与殷天正隔空过招，还是仅仅出于一时的旧情难忘。但无论如何，这些没有掩盖住的蛛丝马迹都透露出二人心中依然没有忘掉对方。——遗憾的是，《红楼夺目红》的再版本中，后记中提到戈革的那段话和文末的那些印章被完全删除了，不知是版面的原因还是看到戈革去世后出版的《挑灯看剑话金庸》的缘故。
戈革、周汝昌分别于2007、2012年去世，并享高寿。逝者已矣，九泉之下，二老相见，能否相视一笑，原谅那段荒唐的岁月给彼此带来的伤害，那就非我之所知了。——愿他们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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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青松（1978- ），河北献县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著有《<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古释名辑证》。业余从事地方文献整理，辑校有《坳堂诗文集》《河间七子诗文征》《新辑泊居賸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