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典名园文物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 首次集结190件（套）来自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的园藏文物。

展览涵盖“平地山海，溯自辽金”“坛庙相望，天人合一”“三山五园，移天缩地”“百年公园，旧貌新颜”四个单元，以古典名园在北京800余年都城建置和变迁中的历史、文化、生态及社会价值为主线，按照时间、空间、功能三个线索，为参观者揭秘园林文化遗产的昨天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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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都 数典不忘

乾隆《白塔山总记》拓片

“京都于唐为范阳，于北宋为燕山，辽始称京，金元明因之……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然考燕京而咏八景者，无不曰琼岛之春阴。故予于辛未年题碣山左，亦仍其旧，所谓数典不忘之意耳。”1773年冬，乾隆皇帝登上北海白塔山，俯瞰园林，抚今追昔，遂仿照柳宗元《永州八记》，写下《白塔山总记》。在“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中，展出了《白塔山总记》的碑刻拓片。

乾隆皇帝也许不会想到，241年后的2014年冬天，在一场拍卖会上，他的《白塔山记》手卷（含《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五卷），成交价格过亿元，创造了当年全球中国书画拍卖价格新纪录。

据拍卖公司鉴赏，这套手卷史料贵、文章贵、书法贵、纸贵、装池贵。诚不谬矣。但是要论这套手卷中最贵的，应是“数典不忘”四个字，其中的气度和情怀，当非故作姿态，可窥其谦逊恭敬，以及对国都历史文化的极度珍视。

乾隆《玉瓮歌》拓片

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指出：“没有北海，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金灭辽后，改燕京为“中都”，兴建琼华岛，重修广寒殿，北海初现皇家宫苑格局。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三次扩建琼华岛，重建广寒殿。明朱棣取得帝位，迁都北京，对万岁山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和修缮。

清代在广寒殿废址上建藏式白塔，在塔前建白塔寺。乾隆皇帝对北海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和增建，持续施工30年之久。就连题写一块石碑，也要题在前朝原处。“数典不忘”，包含着对历史的尊崇，对前人的祖法，对古都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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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祀 天人合一

此次展览中展示了北京城的九坛八庙。九坛八庙是明清以来北京皇家坛庙建筑的概称。九坛是指天坛（含祈谷坛）、地坛、日坛（又称朝日坛）、月坛（又称夕月坛）、先农坛（内含太岁坛）、社稷坛、先蚕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皇寿殿、雍和宫、堂子、孔庙（又称文庙）、历代帝王庙。

展厅一隅

九坛八庙是古代北京帝都格局礼制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统治者对风调雨顺、社稷永固的强烈祈愿，也是古代中国人敬天法祖、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生动体现。展览中展出的绘制于1748年乾隆皇帝的《大驾卤簿图》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东汉蔡邕《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卤，通“橹”，指大盾。簿，指册簿。卤簿，就是记录祭祀人员、车驾等规模、等级的典籍，也指帝王出行的仪仗。

中国卤簿制度历史悠久，秦始皇兵马俑就是秦代卤簿制度的生动体现，《西京杂记》记载了汉武帝时备有千乘万骑的“甘泉卤簿”。清初，卤簿制度“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至乾隆时，定皇帝卤簿为四等，大驾卤簿用于大祭圜丘、祈谷、常雩，法驾卤簿用于祭地方泽、日月、先农各坛、太庙、历代帝王庙、先师各庙，銮驾卤簿用于行幸皇城，骑驾卤簿用于出京巡幸或御驾亲征。

“大驾卤簿”是等级最高、随行官员和护卫人数最多，仪仗和乐舞也最为齐备的卤簿，用于皇帝祭祀天帝、祈求农业丰收和风调雨顺，是最为隆重的礼仪。展览中的这幅《大驾卤簿图》记载了乾隆十三年冬至，乾隆皇帝由故宫前往天坛祭天仪式的仪仗。据统计，图中共3770余人，330余马匹，十余头大象，5辆大型彩车及一支248人的皇家车队，886件器皿。

景山公园万春亭的老宝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没有什么比祭祀和战争更大的事情了；国之祀，天人合一，没有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大的愿望了，这是历朝历代上至皇家大驾卤簿，下至百姓日常奉祀，最高的诉求。通过祭祀天地祖先，人与天地和谐共生，当世与历史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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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运 盛衰以何

冰嬉图（局部）

冰嬉是明末清初满族传统冰上运动，在清代，冰嬉不仅是一种娱乐，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训练。乾隆皇帝说：“冰嬉为国制所重”，还作为典制载入《大清会典》，被定为“国俗”。乾隆皇帝每年都要阅视冰嬉，也是冰上项目的超级玩家，还留下不少题字和诗赋。就是玩，也要玩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玩出文采和想象力，这是来自北海公园的《冰嬉图》传递给观者的信息。

展览中还展示了慈禧的《恭祝无疆》（总本）和《八仙庆寿》等戏本。《恭祝无疆》讲的是东华木公与西池金母，居于玉宇琼楼，邀游于洞天福地的事情。这些戏，慈禧听了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后人总想勾勒出慈禧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女性。

《华士·胡博绘慈禧油画像》

展览中来自颐和园、系首次对外展出的《华士·胡博绘慈禧油画像》或许能透露些许信息。这一画像是1905年荷兰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应清廷之邀来中国绘制的。

明代鎏金铜编钟

一件来自天坛的国家一级文物明代鎏金铜编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掠去，此后英国人把它留给了印度人。1994年，印度陆军参谋长乔希上将来华访问，向中国交还了这件编钟，因为他认为“印度不应该保留不属于印度的文物，应该物归原主。”展览中当年的报纸对乔希上将义举的报道记录，读罢让人唏嘘不已。

不到园林，不知文脉如许。如此众多的园林文物，身上都镌刻着民族的历史，见证了国运的盛衰，它们是文化的脉动，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和前人的得失，警示今人以史为鉴，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