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杨宝森（冯大宁）

    那年年初，到叶蓬先生家是个上午，时值先生起床后不久。先生缓缓地在沙发上就近坐了，而后用手把住我的臂腕，示范杨派声腔，每至紧要关节处，便在我的腕上重握一次……此刻，日光透过阔窗，映在先生的脸上发间，银发丝丝，宛若剔透，表情神态极为专注，似已全然陶醉于杨派声腔之中了。之后又停下来评说：这里是杨老师的独创，之前的老先生都不这么唱……怹是多大的艺术家啊！我说：今年是杨先生的百年诞辰。先生听了，手，在我的腕上又重握了一次，感叹道：是啊，杨宝森先生生在一百年前，卒在五十年前，有生之年不到五十岁，为后世的艺术留存却取用不竭。说到这里，先生的目光凝重而且深邃，仿佛内涵了无限的敬仰与惆怅，看来，又忆起了久远的往事，情不自禁地道出了几十年前与杨宝森先生学艺的旧话。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杨宝森先生在叶宅——棉花五条甲三号暂住过一年。杨先生与叶盛兰先生于亲情，于友情都可称得交谊深厚，在艺术上更是互相仰慕，因此，盛兰先生得知杨先生急于找房买房的消息后，便慨然将自己尚未竣工的棉花五条宅邸借给杨先生住。杨先生先是在宅内北房里住，宅邸告竣后，盛兰先生一家也搬过来住，杨先生便移居南房了。

    棉花五条甲三号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坐北面南，工工整整，仅在东西厢房的房山之间，以木栏分成里外院，那木栏也做花栏,两侧植了牵牛、茉莉之类的花木，花期盛时,藤蔓簇着各色花朵，攀附栏上，香气袭人，葱茏斑斓，像花架，也做隔墙。当时，叶蓬先生只有五六岁的光景，尚未入学，常与大姐和杨先生的养女小玲一同玩耍。盛夏时节，晚间乘凉，三个孩子便围着杨先生的第一位夫人赵霞章女士,听讲故事。赵女士生在中医世家,却崇尚西学，经常读的是“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之类的世界名著，给孩子们讲的也是“三个火枪手”或“侠盗罗宾汉”等西洋故事。至今，叶蓬先生还清楚地记得赵女士身着白纱长裙，足蹬高跟皮鞋的样子，这在那个时兴妇女穿旗袍，穿缎子鞋的年代里，确是摩登与前卫的。杨宝森先生一般晚上有夜戏，睡得晚，起得也晚，起床后，洗漱早餐毕，待到琴师耿少峰先生赶来，总要吊吊嗓子，一唱就是两出戏。每至杨先生吊嗓，年幼的叶蓬先生都要跑来听，一是自己爱听要学，二是秉承父命，因为，盛兰先生一直有心要儿子师从宝森先生学艺，乔迁的当天，便要儿子磕头拜师。自拜师的那一刻起，叶蓬先生便与杨派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先生吊过嗓子，便极为认真地给叶蓬先生说戏，先后说过《武家坡》、《四郎探母》、《文昭关》等几出戏。这其间，无论是教戏还是闲谈，杨先生话不多，总是很严肃的，一般不笑，要笑也仅微笑，从不大笑。这是杨宝森先生的内向性格使然，而这一性格的形成，与其自幼从艺的磨难与艰辛是不无关联的。

    杨宝森先生1909年10月9日出生在京剧世家，祖父杨朵仙是清末的著名花旦演员,父亲杨孝方工武生，早年因病辍演，养家的重担便早早地落在了少年杨宝森的肩头。十一岁那年，宝森先生“带艺搭班”。入俞振庭创办的“斌庆社”学习实践，宗法“谭、余”。当时，杨先生的童声高亢，韵味十足，两年后，初登舞台，唱作俱佳，台风有与年龄不相符的稳重，一时间，观众好评如潮，有

“小余叔岩”的美誉。1924年，杨先生首次赴沪，挂头牌，一炮走红，连演九十四天，每天日夜两场，有的场次要唱双出，如前《武家坡》、后《珠帘寨》，前《定军山》、后《汾河湾》，都是极吃功夫的大戏，直至“倒仓”变声期的到来。因为青春期的过度疲劳，加之营养匮乏，所以，杨先生染上了淋巴结核，腋下溃疡，嗓音也久久不能恢复。“变声”，对于戏曲或歌唱男演员来讲都是一道关口，尤其是戏曲演员，不像西洋美声唱法，尚有高、中、低音声部之分，而当时戏曲演员嗓音调门不够“六字调”（F调)是不能登台的。杨先生的嗓音应归为大号抒情男高音，甚至是戏剧男高音，以民族唱法解决高音问题是很难的。变声之初，少年杨宝森得到了众多朋友的劝慰，留沪静养。从崭露头角、红极一时的童伶，一朝沦为寄人篱下的普通孩子，这巨大的落差，难免使宝森先生心生失落之感，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沉沦，始终静心期待着，期待着嗓音的恢复，期待着重返舞台的那一天。

    1927年，由于种种原因，杨先生不得不离沪返京了。回京之后，幸遇识才的“伯乐”恽雪斋先生，在恽先生的资助下，杨先生认真研读传统文化，从师学戏，文化艺术修养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为以后自己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阶段，杨先生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常靠典当或变卖度日，精神生活却很充实。他不顾有些同行的排挤、鄙夷与嘲讽，潜心研习“余”派艺术，私底下投师“余”门，多方求教，苦练发声，每天坚持到“窑台”喊嗓。当时的陶然亭窑台，是北京旧知识分子的渊薮，他们每天聚在一起，吟诗作赋，谈古论今，虽清贫度日，却怡然自得。久而久之，杨先生也混迹其中，并结交下两三挚友。从他们身上，杨先生似乎看到了祢衡般的傲骨，程婴般的取义，陈宫般的优柔，也真正体会到，在世俗的灯红酒绿之外，尚有闲适散淡、置身世外、安贫乐道的陶然。或者，这正是杨先生日后清高超然，一尘不染，独步菊坛的大因缘。为静心境，杨先生闲来坚持临帖习字，并练就了世人公认的一笔好字。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杨先生的嗓音时好时坏，究其缘由，是他宽厚的嗓音，立音不足，终难适应余派“清刚”或“清醇”的艺术风格，为此，杨先生不断地陷入执着追求中的苦闷。然而，心地刚强的杨先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未停下学习余派的脚步。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在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先生的点拨下，在其堂兄杨宝忠先生的引导辅助下，杨先生改变了发声方法，扬长避短，以自己宽厚的中低嗓音为基础，前推了口腔共鸣的位置，结合鼻腔与头腔共鸣，终于练成了一条松弛圆润、结实耐唱的好嗓子。虽然，杨先生的调门不高，但在他的音域范围内，嗓音达远，应用起来也灵动自如，绝无捉襟见肘之感。加之多年的文化积淀，使其加深了对传统剧目剧情的理解，从而，设计出适合于古代将相、士大夫阶层及文人墨客身份的儒雅的吐字归音和念白,“唱”与“念”都很别致，韵味十足,极富书卷气。无怪人们看了他的戏，总有他就是睿智的诸葛亮，他就是落魄的伍子胥，他就是病危的杨延昭的感觉。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杨宝森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逐渐被观众与同行所承认。宗“余”似“余”不是“余”

的杨派艺术已经初见端倪了。这其间，杨先生的经济状况已大为改善，成家后，与李华亭合作，成立宝华京剧社（瑞义社），终于独自挑班唱戏了。

    1945年，杨先生搬离叶家，买下了麻线胡同（红线胡同）的一所房子。房子原是一个两迸的四合院，为李华亭所有。经李改建，将它一分为二，把前面的大部卖给了杨先生，后面的小院自己留住，所以当时杨先生的宅院的门牌是甲六号。麻线胡同甲六号，门楼不宽，却很高，大门距地面有好几层石阶，当时，杨先生恰恰看中这一点，按他的话讲：人总要向上走至归宿。宅院里，东、西房各有五间,东房有两间是门道和门房,另一明两暗的三间做会客室。西房为上房。前廊十分宽阔，能摆下一只八仙桌和四把椅子，杨先生常在廊上吊嗓。庭前放了几只青瓦鱼缸，养鱼与养荷是杨先生的雅兴，每至夏日，他顶着骄阳，穿一身纺绸裤褂，戴个草帽，盘桓缸间，总要喂鱼观荷。这时，杨先生已脱尽了“霉运”，生活安定平和，有更多的时间与宝忠先生设计新腔，艺术上也日臻精进，他的“杨派”艺术已被更多的人熟知与喜爱了。当时，京津两地的“杨迷”就很不少，尤其在上海，杨派极具影响力，痴迷追捧的人自发组成“杨党”，支持模仿者众。一次，杨先生赴沪，在黄金大戏院首演，适逢磅礴大雨，雨幕中，“客满”的霓虹闪耀，剧场门前，依旧人影憧憧，尽是等候退票的观众。然而，杨派艺术是严肃的，是超前的，是高雅的，与当时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的热闹，“劈、纺”等戏的庸俗相比较，的确缺乏火爆与刺激，终难满足世俗的普遍需求。因而，有些场次的上座率并不高，剧社的经营屡至岌岌可危的地步。以当时杨先生的声望，并非借贷无门，可他多是咬紧牙关，自强自立，不向别人张口。即使到了万般无奈的境地，也选择另外的方式，求助于至亲好友。据叶蓬先生回忆，杨先生曾先后两次，遣人到叶宅送物，一次送去的是一只“牙笏”，另一次是一条“玉带”，来人只说这是杨先生一时用不着的，要送给盛兰先生用。盛兰先生见物，心知肚明，叹口气，说一句：三哥又犯难了。便差人把钱送过去了。

    正因为杨先生毕生追求的艺术境界是超凡脱俗的，所以，他一向对同行之间的尔虞我诈，看得开，不在意，直到被同行排挤到无地自容的地步。面对有人过问此事，他也只是淡然一笑，说：这些事情，不值一提。据与杨先生相识相知的前辈讲，从来没听到过杨先生在背后议论别人，终其一生，对别人总是宽容大度的，非常厚道。程正泰先生拜师的一例，便很能说明问题。程先生原是上海戏校的学生，他父亲是个“杨迷”，老人家临终时，在病榻前，交给程先生一封信，嘱咐道：我与杨宝森先生相交甚厚，互为知己，我死之后，你持信去北京找他，在信上，我已经把你托付给他了。丧事办过以后，程先生领先父遗命，到了北京，找到了杨先生，拿出了父亲的信，杨先生看罢信后一头雾水，因为实在想不起来自己的至交中，有一位上海的程老先生。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杨先生还是收下了这个徒弟。过后有人问起此事，杨先生十分严肃地说：人家临终时把亲生儿子托付给我，这是多大的信任，我若不收下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岂能安心。

    众所周知，杨先生在上海有一位干娘，即过世宜先生的母亲，而在杨先生二次走红之后，上海又出了位自称是杨先生干娘的李老太太。杨先生每到上海，这位“李干娘”总能通过剧场经理，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届时，不但高接远迎，请杨先生到家里住，而且要包下每个场次的前几排。杨先生对此十分不忍，一方面不去点破自己从未认过这位于亲的事实，另一方面，一再嘱咐剧场经理不要事先把自己到沪公演的消息透露出去，免得总到“李干娘”家里讨扰。为回报“李干娘”的热情，杨先生还曾经把她老人家接到北京家里来住。

    作为剧团(社)的领导，杨先生从来是以艺服人，以德待人，绝不以势压人。一次，剧团要到西安演出，正赶上刘砚亭老先生患“高血压”，考虑到老先生的健康，杨先生特聘侯喜瑞老先生代刘老参团入陕，又惟恐刘老不悦，便亲自备了礼品，登门拜访，安慰刘老说：只望您安心养病，您在团里的一切待遇都不改变。为此，刘砚亭老先生深受感动，事后，屡屡向人提起此事。就这样，对于班子里的“四梁八柱”（主要演员），如刘砚亭、金少臣、哈宝山等老先生，杨先生一向是或恭敬如长辈，或相交如兄弟。即使对团里的一般演职人员，杨先生也总是以礼相待，十分客气。剧团每到一处巡演，大家安顿下来后，杨先生总要走遍每一间宿舍，问询大家吃住是否方便随意。北京的刘俊仁老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曾在宝华京剧社供职，经常出演的是“院子” 或“差役”。如今，每与他谈及杨宝森先生，他总是感触良多，按他的话说：想起杨三叔来，我就想哭，多好的人啊！据他回忆，那年剧团巡演至哈尔滨道里俱乐部，全团人员都安排在剧场住宿，当时，他很年轻，起得早，看到剧场里没人，便站在舞台上，唱了段《文昭关》，不想吵醒了杨先生。杨先生穿着睡衣，站在二楼，扶栏下望。待到他发现自己吵了杨先生的早觉时，尴尬之中，不断赔礼，不想杨先生不恼，反而笑着说：唱得还有点意思……我太忙，以后让大爷（宝忠先生）给你好好说说。刘先生听了，一再称谢，之后便不离宝忠先生左右了，逢到宝忠先生空闲，还真给他说过两段。

    刘老先生在宝华社的几年，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几年，解放了，刘老先生亲身感受到旧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亲身经历了宝华社由私营剧社到“民办公助”剧团性质上的改变，也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杨宝森先生身上的变化。那些年，杨先生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嗓音也越来越好，艺术上又有了新的提高。由这一阶段《击鼓骂曹》、《空城计》、《战樊城》等剧目的电台录音听来，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在“唱”与“念”上杨派特点的彰显。显然，新社会给杨先生带来了艺术上新的希望。然而，杨先生在政治上却始终保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杨先生没有追风赶浪，做应景“文章”，赶排新戏，总是本着“认认真真唱戏，老老实实做人”的原则，在传统艺术道路上执著地走下去。

    1956年，“公私合营”，各剧团都变更为“国营”编制，仅北京市就有四个京剧团。三团和四团的领导曾多次找到杨先生，要求并团。中国京剧院也有意请杨先生带几位主要演员过去参团，可是，杨先生想到并团或参团都要遣散跟随自己多年的“老班底”，总是于心不忍的，便只好作罢。三月间，杨宝森先生率全团赴天津，筹建天津市京剧团。天津市京剧团成立后，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杨先生终于卸去了肩头的重担，却不免陷入了他所不屑的人事纠葛之中了。在一年的时间里，杨先生身为团长，拖着病体，以极大的热情，分赴京、鄂、鲁等地巡演，终因体力难支而请辞团长的职务，返京静养。其实，杨先生作为公职人员，有病养病，公费医疗，又何须丢了公职养病，抑或是杨先生只心系艺术，对国家的相关制度，终不甚了了呢？也未可知。

    那年夏天，杨先生又踏着向上的石阶，回到了阔别一年的老宅——麻线胡同甲六号，望着院里丛生的杂草，望着荷花缸里浮生的绿藻，望着庭间的老树，被虫蛀过的残叶凋零，感慨之余，不由得想起自己半生的坎坷与磨难，于是，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在艺术道路上的新的追求。由夏至秋，杨先生准备接受中国京剧院的盛情邀请，一直筹备公演全部《秦琼》。初冬时节，应程砚秋先生之约，商议共同在电台录制十出戏，遗憾的是只录了一出《武家坡》,现在听来,杨先生的“唱” 与“念”较前又有了新的突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为了在唱片社灌制两张《文昭关》的唱片，杨先生整天为琴师黄金陆说腔，示范，兢兢业业，以最后的精力，为后人奉献出了他最后的声音。1958年2月9日这天，天气很冷，杨先生起床后，穿了件皮袍，先是在室内来回踱步，而后在炉前坐了，喝过汤药，一直在设计《法场换子》的新腔，中饭前，自觉又发热，午后高烧、咳嗽，自己说不要紧，挺一挺会过去，才躺到床上，半睡半醒，次日凌晨2时许,正是人体最荏弱的时辰，便辞世而去了……也算是如他所愿，确是在从艺的道路上，向上，向上，不断追求向上的过程中，走至最后归宿的。

    杨宝森先生的英年早逝，震撼了当时整个京剧界、票界，以及所有喜爱他的观众，叶蓬先生总是说，当时，先是感觉“天塌了”，随之，陡然间，两泪潸然，不能自制。公祭的那天，马连良先生失声痛哭灵前，谭富英先生曾在杨先生床前顿足捶胸，奚啸伯先生一连几日痛哭少语，人们心里都有五个字“惜哉，杨宝森”。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然而，这几位享誉菊坛的大艺术家，在他们殊路同归的至高艺术境界中，却心相通，意相投。

    又过去了五十年，像荷兰画家梵高的画，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乐曲一样，在他们生前，作品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他们死后，人们才逐渐发现他们作品的伟大，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们通过杨先生生前的几十个剧场或电台录音的艺术存留，普遍发现了杨派的魅力之所在。无论是他宽厚、略带沙哑又不失圆润嗓音的书卷气,还是他化“余”为“杨”,在唱腔上改动的现代性、合理性和普及性；以及他掌控不同历史人物，睿智、孤傲、清高、悲愤、哀怨各种性格情绪变化的能力，都让每一个鉴赏者或后学者如醉如痴。如今，不消说，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老生演员，宗“杨”者占大半，就是在公园、票房里，也是处处“杨”腔，不绝于耳。更有不少“杨迷”，凑在一起，分析、研究、揣摩杨派的艺术特色，欲求杨派真谛。正如叶蓬先生所说，学习杨派，要先学杨先生的为人，学习他谦虚厚道却不失自信，学习他儒雅含蓄却不失刚强，学习他刻苦钻研传统文化，用历史的眼光诠释历史人物的功力，若时时骄躁，处处张扬，如何能唱出杨派的真味道。

    翌年清明后的一天，我陪叶蓬先生到北京福田公墓，为杨先生扫墓，因为时近黄昏，陵园里的人很少，我们并排伫立碑前，不言不语，看一抹斜阳，染在碑顶，感初春近晚的微风拂在面颊的丝丝凉意。想到杨宝森先生正长眠在脚前的地下。我们流连久久，不忍离去……恍惚间，我的耳际犹自响起了杨先生那深情圆润的声腔：“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我突然感到，这仿佛是杨先生在冥冥之中，又一次抒发了要为京剧艺术“心血用尽” 的无限情怀。

    作者简介：冯大宁，京剧老生杨派艺术研习者，多年随叶蓬先生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