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陶染下的英雄部落—迁居镇江的察哈尔蒙古族

◎江苏省镇江察哈尔蒙古族

　　镇江少数民族，先有回族，后有满、蒙。而满蒙的来此，起于旗兵驻防。按清朝军制，除绿营外，有满、蒙、汉三个八旗，俗称“旗兵”;其驻扎地称为“旗营”。又因是世袭兵役，家属依例随营居住，旗兵家属也就被称为“旗人”。

　　驻防镇江的旗兵，原是汉军，官兵都是汉族。康熙二年(1663年)，抽调察哈尔中的一部分到南京。当时征调是为了填防久驻，并非作战，所以准许携带誊属，名为携誊兵。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有一股土匪约千余人，首领名张家狗儿，从东南饱载所掠，来到镇江附近，意图渡江北窜(《东北录略》有记载)，与镇江驻军通款假道，竟得安然过境。追缉的部队揭发了镇江驻军的怯懦通匪，这批汉军旗兵被裁撒，原驻南京蒙旗的六、七两甲全部人马携誊来填防(三、四、五甲仍驻南京)，故镇江的“旗人”多是蒙古人，满人仅花、那、胡三姓而已。

　　满族、蒙古族人多以其世居部族名、或山名、水名为已姓氏。虽有姓，平时却不称用而皆以名为姓。辛亥后，为免受民族歧视始冠用了汉姓。今镇江蒙古族中的包或鲍姓，鄂或郭姓，项或向姓，巴姓，敖姓皆为汉姓，而其本姓却是博尔吉特、翁牛特、奈曼、克什克腾、敖汉。这些内蒙地方名迄今未改。推其姓氏可知其本源。这是镇江“旗人”祖籍的又一佐证。

　　察哈尔蒙旗兵既到镇江，进驻原汉军营地。主要兵种有名为巴甲的骑兵1117名，配以少数步兵、炮手(炮兵)、匠役(修缮鞍、弓箭)，由副都统统领，与南京副都统均归江宁将军节制。镇江副都统的职衔是京口掌印副都统，管理沿江沿海等处军务，他的职权范围似乎超过江宁将军，是一特殊制度。

　　清制各地驻队八旗人等既不准经商，又不遑做工，全仰给于饷项。而饷项也是够清苦的。镇江察哈尔旗兵饷项系从江苏藩库(在苏州)按月拨给的。但在拨款之日，知县和营内经办官吏往往故意压低米价，俾便他们从中渔利。据先辈传说，甲午年京口副都统保年，也在饷米上捣鬼，把他的家丁杨雨亭也报在饷内，协领荫浓趋炎附势，竟在兵饷中按月克扣数十元奉家丁杨雨亭支领，实际上成了都统太太的花粉钱!总之，在饷上暗赚窃取，是不在少数的。荫浓细大不捐地贪污还不过瘾，竟使其子私铸铜元，事发被逮往南京枭首。这是一桩轰动全城的丑闻。

　　蒙古族保守旧礼教的传统，尊师重友，尤尚气节。鸦片战争镇江之役，闭城而战，察哈尔旗人的男子都登城战斗，无一降逃。许多妇孺举家积薪自焚，或相率投井，或投入沿城水塘，尸满水涸，后来者就攒入尸底以淹死自己。有抱婴儿投水的蒙妇，尸体捞上时乳头犹未脱儿口。死亡惨重，令人不忍目睹。蒙古族初至镇江，男女有四五千人;经此浩劫，人丁锐减。到辛亥年间又回升到七千余人。后来因散往各地谋生，今留镇江尚有二千人。

　　清朝统治者对“满汉之大限”要求极为严格。禁与汉人通婚，彼此风俗殊异，民族隔阂是客观存在。但蒙汉和睦相处者也为数不少。辛亥革命中，察哈尔籍蒙古人王凝庶的家和汉人的关系就经受了考验。当江苏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一筹莫展，虽有提督张勋每日到署壮他们的胆子，他俩还是相继出逃。南京发生战事，一时社会秩序大乱。王凝庶舅父崇朴奉外祖母居南京，他母亲前去省视，适逢其会。在“驱除鞑虏”的口号下，有人提刀蜂拥进宅搜杀旗人。万幸的是，他们只以南京旗人口音来辨识，而王凝庶母舅是镇江口音，才得幸免。当时镇江蒙古族在南京任军职而被杀的，有宪兵司令桂诚和陆军连、排长等十数人。王的舅父出城乘轮船拟往上海，有一个镇江汉族同乡姓陈的，追至船上，要捕王的舅父。正在危急时，船上的一个外国人把王舅推入舱房，把门从外上锁。陈才悻悻而去。后有人问陈：“崇朴营救革命志士多人，你和他又有世谊，何以相逼如此?”陈竟说：“我要杀一旗人立功!”“功利”重于友谊的人，在时代剧变下一反常态，与亲者相仇，本不足怪!

来源：乌兰察布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