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二本生
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
90%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
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
高考大省如河南、湖北等地一本录取率只有10%。
二本学生自知不是什么“天之骄子”，
在媒体和社会舆论上也很少存在感，
大多数人都是默默上学、默默毕业、默默就业，
但是正是这批数量最为广大的年轻人，
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
正在由这个群体决定。”
黄灯教授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
观察了自己带过的4500多名二本学生，
记录为《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今年9月出版。
一条采访了十几名二本学生，
并专访了黄灯教授。
“这一代二本学生，
比起前人来，遇上了更为艰难的挑战。”
《二十不惑》中出身平凡的姜小果
看鉴宝节目选专业，
毕业7年换8份工作
Max 90后 测绘专业
我出身于东北一个单职工家庭。高中时没有好好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高考分出来之后，专业是我妈拿着报考指南随便选的，一所二本学院的宝石鉴定。当时鉴宝节目很流行，我觉得听着也挺洋气，就同意了，但分数不够，最后调剂去了测绘专业。
这个学院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工科学校，在一个特别小特别破的校区，面积跟大一点的高中差不多。基本从来没有讲座、出国交换、比赛活动，企业宣讲也没有，大企业的门都不知道朝哪开，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招聘会，就是来几个建设X局大队这类的，要的大多是体格健壮的男生。
《二十不惑》女主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我本身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大学就混过来的，跨专业考研没考上，也没继续考，毕业就回家了。
我妈是下岗职工，家里对我找工作这个事情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由着我自己各种盲目折腾了：受电影和杂志影响，我很想去时尚行业，但是背景完全不相关。投了一些当地商场导购的职位，人家又嫌我学历太高了。
测绘公司，培训机构，早教机构……我7年换了8份工作。我对自己说，下一份工作无论如何，死也要撑满两年，结果去的公司都是一年半年就倒闭，树欲静而风不止。
《二十不惑》剧照
可能拿着二本学历，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公司吧。我对二本学历的感受就是，往上升靠不了它，往下掉的时候也接不住。上二本还能混得好的，基本上都和这个学历没有太大关系。
去年年底我又辞职了，想考公务员。备考的时候，我以为其他人背景应该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些重点本科毕业、甚至是硕士毕业的人也来竞争。看看自己这个可怕的简历，我感觉前景很不乐观。
差七分只能上二本，
用了8年时间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
小周 94年生 计算机专业
高中以前，我的成绩都很好。小学、初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中考更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全校第一。
高中我的成绩就平平无奇了，一直维持在一本线边缘。最终高考差一本线七分，听家人劝说，没有复读，选择了离家近的省内二本，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方便就业。
大学刚开始，我还是很雄心勃勃的，目标是毕业后进BAT。但是后来我就慢慢被打击了。因为是二本学校吧，我的同学里面就没有特别热爱学习的。到后面，我也开始逃避，不认真学习。毕业找工作投简历，大部分都被直接拒绝，少数去面试的，也觉得我能力不强。
《二十不惑》剧照
最后我其实是走了一条和自己的学历没有太大关系的就业道路：考各种证书，当老师。
教师资格证还蛮好考的，但是考事业编制要难很多。我连考了两次，面试都没有过关，考到第三次才险胜，进了我们当地高校的图书馆工作。
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这是这所学校十几年来第一次招二本学历的人。我姑姑是一所中专的老师，她说有些小企业宁愿要大专生都不愿意要公办二本的学生，因为他们专业技能训练得更好，企业不需要再花额外的力气去培养他们。
虽然就业了，但我对自己的学历还是有点自卑，最近学校新职工培训，我都不敢和坐边上的博士们搭话，总觉得自己和985高校毕业的人相比，是一个天一个地。
今年我报考了非全日制的研究生考试，希望能在学历上提升自己。
一线城市高攀不起，
不如回老家安稳度日
晚秋 90后 中文专业
我能上二本，已经是学渣的逆袭。
我老家在汕头乡下，到处都是农田，家里六个兄弟姐妹。高中我读的是汕头市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班级。
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最低要求就是不能挂科。更多时间我都在外面打工，干的都是一本学生们看不上的活儿，比如周末去广州各个高校里摆摊，帮学生开电话卡充值。寒暑假去深圳的电子厂里做零件，一天下来能有100多块钱的工资。
周冬雨在《后来的我们》中扮演一个小城女孩
那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回老家工作。留在广州，一个二本学生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我亲眼目睹有人毕业后换好几份工作，去上海打工，工资每个月只有3000块钱，生病都不敢去看医生，现在又换成去销售化妆品。
我现在在老家的中国人寿做文员，单位从家里骑二十分钟电动车就能到，工资水平也比汕头平均水平高很多。因为吃住都在家里，毕业三年存了一点钱，我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后来的我们》剧照
越是二本学生，其实越没有折腾的资本，更要早点学会认清现实规则。现在遇到师弟师妹，我都会告诉他们要重视行测，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银行也好，企业也好，都会考行测。这样能少浪费时间，避免走弯路。
简历和面试也是有套路的，一定要懂一些。我们二本学生本来在学历上就处于劣势，如果在社会交往上太乖、太实在，就更难突围了。
黄灯专访：二本学生代表了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
作者黄灯
我是黄灯，200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广东F学院任教，十几年里教过的二本学生多达四千五百多名，接近一半来自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他们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不知名的村镇，身后常常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是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学生能上二本，对于他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我在一个班上统计过，70-80%的二本学生其实都是当地的重点中学毕业，有的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们的生活境况的改变，完全依赖于当下的高考制度。经过应试教育机制的淬炼，他们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在课堂上很乖，习惯坐在座位上记笔记，很少向老师提问，考试前特别渴望老师能划重点。
很多学生在课下都不知道怎么和老师相处，肢体动作和眼神很不自在。我认为大学生已经是个成年人，和大学老师之间应该是很平等的关系，但我的大多数学生和老师相处时还延续着中学阶段的模式。
《三十而已》的几位女主角回到大学课堂
绝大多数的二本学生，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说，她北京的前同事，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不少孩子大学毕业后，因为嫌工作不满意，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踏入社会，让父母特别发愁。
这种情况，在我的学生身上，几乎不会发生。他们即使家境再好，也乐意去外面发传单，去饭店端盘子。
长期被忽视的这些年轻人，
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
二本学生这种“没有野心，追求安稳”的状态，和他们长期被忽视的状态有关。现在这个社会特别单向度，崇尚成功学，北大清华的学生曝光率很高，但普通的二本学生基本不进入大众视野，很难引起媒体关注，社会对他们的低期待会影响他们的自我定位，觉得自己就是没人关注的普通人，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愿意考公务员。这可以说是二本学生的最佳出路，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对学历没有要求和限制的路。
如果二本学生想考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将来走学术道路，有些同学在面试这一关就会因为二本学历给刷下来，录取的难度非常大。
我问过重点大学里的招生老师，他们承认内部确实有这个潜规则，只是做得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学校也要保证生源质量，在本科985、211和本科二本的学生里，当然会选择前者。
学生们一开始不信这个邪，跌倒了几次，有的会放弃，有的就降低标准，录去非重点大学的专业里读研。
企业招聘也更青睐重点大学的孩子。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行业自不用说，一看学校是二本，可能简历关都过不了。新东方、学而思这种教育机构，也很少收非985、211学生。我们学校学生的师兄师姐出去面试，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大、暨大的人都在，那我肯定没戏了。”
而好一点的事业单位，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招聘要求特别具体，像早就内定好了似的，学生去大概率会被刷。
二本学生的出路就这么几条，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我2006级班上的52名学生，有十几人都进入了传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有的父母是机关公务员，听从父母建议，很早就下决心考公，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县机关。更多的学生，换过好几份工作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考公的路上，并获得了成功。
黄灯的2006级毕业生重回办公室
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80后仍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
90后已无太多缝隙
我是70年代生人，1995年大学毕业，读的岳阳大学，按现在的标准看，也是一所二本学校。
我当班主任带了两届学生，分别是2006级和2015级，见证了80后和90后两代人的成长。
如果说70后的一代是幸运的一代，那么对比我2006级的学生，可以看到80后同样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最后的光芒。
《中国合伙人》中90年代的大学课堂
2006级学生毕业8年后，我做过一次统计，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居住广州的有17名，居住深圳的有4名，其余的则大多回了生源地。
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八年过去，除了一人选择读在职研究生，依然没有一人全脱产考研深造。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而90后的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和2006级学生比，“房价”已成为我和2015级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
2006级的这个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但2015级的这个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
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足。
2015级的学生，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企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
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现实，念大学对我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
《中国合伙人》剧照
年轻人要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
随着对2015级这个班的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一代孩子整个成长路径，和之前的二本学生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自己的生活跟真实的现实比较隔膜。
他们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打着激素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我的很多学生难以正视自己的出身，他们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的价值体系里，对标的都是网上的生活。对身边的真切的事实——自己的父辈，成长的社区，学校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了解的兴趣和欲望都不大。
有一个女孩因为家里很穷，从小听长辈说家里为了送你读书花了多少心血，整个人总是很自卑，觉得是自己造成了家里的负担，贫穷是原罪。
但她面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不是想着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面的人交往，临近毕业也不好好找工作。
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并从中获得实在的生存依凭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虚空。
所以在教学中，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通过写作、做田野调查、和爷爷奶奶聊天、关心爸妈的工作，来找回生命的真实经验，拉近和现实的距离。
有一个女生，主动来找我，带着她调查越南妈妈这个群体，在村子里做了两年，除了完成调研报告，我还鼓励她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
她的家乡，其实就有很多越南新娘，这个现象背后有许多沉痛的议题。她最后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身边人的真实故事，本来是发在一个小众非虚构平台上，没想到一下就引发了社会关注。
这么一来就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本来是学人力资源的，后来考研去新闻系了，不仅得到了来自外界的认可，她自身也获得了另一种审视个人经验的视角，认识到这不仅是个别个体的事情，而是越南新娘这一个群体的事情。而且她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这个群体做事，实现自我价值。
可能这才是二本学生应对现实的一个开端：接纳真实的自我。这样才能迸发出持续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