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克：刘基《二鬼》作于洪武元年考——向徐朔方先生献疑
徐朔方先生发表于台湾《书目季刊》第三十卷第三期的文章《刘基对宋濂的友谊及其〈二鬼〉诗索隐》（以下简称《索隐》），认为《二鬼》作于洪武四年(1371)。笔者则认为，据《二鬼》所隐含的事实及其所表现的精神意象，这首诗应当作于洪武元年(1368)而不是洪武四年。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原不敢写这样的文章。言之于先生，先生不以为迕，反而加以鼓励，故不揣冒昧以陈辞。
一
《二鬼》中的“两鬼”指刘基和宋濂，天帝指朱元璋，我完全赞同《索隐》的看法。但《索隐》说《二鬼》作于洪武四年，在依据上有几个问题。徐先生认为：据诗意，刘基和宋濂必在同一年冒犯了朱元璋，而“刘基和宋濂先后在一年内从南京贬斥，在明初只有一次，即洪武四年八月宋濂被贬为安远知县，刘基则在同年二月告老回到家乡”。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七月和十一月分别下了两道诏书（按《诚意伯诰》）、《御赐归老青田诏书》），前一道对刘基封爵进阶，仅仅四个月后的另一道诏书则是夺禄，这证明刘基在此年返乡是被贬。事实是，《索隐》所说朱元璋两道诏书中的后一道下于洪武八年(1375)而不是洪武四年。《诚意伯文集》中这封诏书未具年月，但事实清楚：“当定功行赏之时，朕不忘尔从未定之秋，是用加以显爵，特使垂名于千万年之不朽，勅归老于桑梓，以尽天年。”这指洪武三年(1370)封刘基为诚意伯,而后于四年赐归之事。“何期祸生于有隙，致使不安。”这指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以刘基看上“瓯括间有隙地曰淡洋”为由,对其进行构陷，刘基入朝引咎之事。“不夺其名而夺其禄”，这指朱元璋对这件事的处置。这封诏书的后文是：“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辩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沽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卿今年迈，居京数载，近闻老病日侵......可速往括苍，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岂不君臣两尽者欤？”其后刘基奉诏归家，一个月后逝去。诏书上的这些话头，完全符合洪武六年以来的情况，故诏书为洪武八年所赐没有疑问。这样看来，《索隐》说《二鬼》作于洪武四年的这个主要依据是成问题的。事实上，洪武元年有一个接近于《二鬼》诗意的史实：这一年刘基因先得罪李善长，后触怒朱元璋而告归，洪武二年诏回，并特加恩宠，次年授弘文馆学士并封诚意伯；宋濂则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告归于先，丁忧于后，洪武二年(1369)诏回，授《元史》总裁官。此外，我认为要确定《二鬼》的写作年代，除了要有与诗意大致吻合的史实，还有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参照依据——诗歌的精神意象是否与诗人所处的现实和心境相接近。《索隐》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再说，刘基在洪武元年归乡途中写下了《旅兴五十首》，其中所表达的必被召还的信心，与《二鬼》相符，于洪武四年的赐归则找不到印证。所以，我认为《二鬼》作于洪武元年。
要证实《二鬼》作于洪武元年而非四年，有必要对这首诗所影射的朱元璋（天帝）、刘基（日神的守护者郁仪）、宋濂（月神的守护者结璘）之间的关系事实及其对刘基《二鬼》的创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一番考辨。
在被朱元璋起用的元末文人中，刘基与宋濂是一对双子星座：作为王佐，刘基擅于武略，宋濂长于文韬；作为文人，刘基以诗歌名世，宋濂以文章华国。这是就他们成功的一面而言。另一面，同为浙东文人，他们的命运与诗文创作,也有许多由相似生存环境而形成，由个人才性差异而不同的可资参照之处。
明太祖朱元璋是皖北凤阳人，皖北集团是他打天下和巩固天下的主要依靠。朱元璋对同出于浙东的宋濂、刘基确乎青眼有加，但始终不能如对皖北集团那样信任。朱元璋在用人上的这种取舍，对刘基和宋濓的命运及诗文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基和宋濂在被朱元璋聘入南京之前就已相识。至正九年（1349）宋濂被荐授翰林编修，他辞之不受，次年隐入仙华山中，刘基写了《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并序》为他送行，《序》曰：“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次年，刘基辞官还乡。至正二十年（1360），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四人受吴王朱元璋之聘来到南京。
据《明史》本传，宋濂来到南京后为儒学提举，给朱元璋讲儒家经典，并做太子和其他皇子的老师。但他更重要的职责，是随侍朱元璋左右，备儒学顾问。宋濂不负朱元璋所望，在至正二十五年告归之前，他以儒学为宗，为朱元璋“定天下”提供了许多收服“人心”的建议。洪武二年，朱元璋封他为《元史》总裁官。此后宋濂官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正五品），但次年即被降为编修（正七品），洪武四年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正六品），接着又被贬为江西安远知县（正七品）。可笑的是，他被降职和贬谪，皆因微小的过失。降是因为上朝缺勤，贬是因为奉命考证祭孔典礼而未能按时完成。晚年其长孙宋慎遭胡惟庸案牵连，宋慎被杀，经皇后和太子力救，仍举家谪迁四川茂州，宋濂中途自尽于夔州。刘基虽然一到南京就跟朱元璋征讨陈友谅，亲冒矢石，功勋卓著，但是，他以浙东文士的身份参与朱元璋的一些重要谋划，为朱元璋所倚重，自然引起了皖北集团对他的不满。因此，一面是功成之后朱元璋对他的无端猜忌和刻意压抑，一面是皖北集团对他的排挤陷害，洪武元年他因同时得罪李善长、触怒朱元璋而告归。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刘基虽被授予开国守运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之职，并封诚意伯，但规定不能世袭。洪武四年，刘基被赐归田，洪武六年遭胡惟庸构陷，洪武八年因胡惟庸下毒而死。说到底，刘基和宋濂跟随朱皇帝都未能得到善终，他们的死与胡惟庸或多或少的关系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朱元璋用人政策和猜忌之心的必然结果。
宋濂和刘基都是浙东学派的理学传人，但在实践中并不完全一样。宋濂不仅在定天下的方略上推崇儒学，其情感天地也被理性所规范。与宋濂的尚理不同，刘基率性。他们都写过《松风阁记》，但笔势大不一样。宋濂由景入理，赏心乐事引发出他对理的感悟，而刘基感受到的则是“自然之音”，他的真性情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而不仅只是一个观赏者，更不可能像宋濂那样以理性去观照景物。刘基为人慷慨任气，以才自骋，他对现实的感受相当敏锐，却常常出之以奇诡的想象。他在明初所作的诗歌如《二鬼》、《送陈庭学之成都卫照磨任》、《题谢皋羽传后》、《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等境界奇特，词采瑰丽，英气逼人，气势雄浑，是他在自己参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意气风发的表现，这部分诗歌必作于洪武四年致仕之前。
命运与文气常结伴而行，刘基认为“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苏仲平文集序》），这规律不仅适用于对一代文学的说明，也同样适用于对他个人创作的阐释。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抵南京，以佐臣的地位参与了明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但并未逃脱“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铁律。刘基在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已感觉到了压抑，并在一些诗篇中以比兴手法，对此作了委婉曲折的诉说。如《墙头花》惊觉于“墙头花，红锦妒”，《长松梢》则声言“宁为朴樕茎，莫作长松梢”。
刘基的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据《明史》本传记载，洪武元年刘基因两件事触怒了朱元璋和李善长：一是朱元璋北巡，命李善长、刘基等留守京师。刘基为人刚毅，督察奸恶甚严，人皆畏之。中书都事李彬贪污事发，李善长要刘基缓其刑，刘基不允，并奏准朱元璋诛李彬。李善长因此衔恨，朱元璋返京时他大进刘基的谗言，被刘基惩处的人也趁机交谮之。二是这一年遇大旱，刘基乘机奏言三件有关民生的大事，说行之可以解旱情。朱元璋准奏而结果旱情并未缓解，朱元璋因而大怒。刘基一下子既得罪了丞相，又失去了皇帝的欢心，他深知处境不妙，于是以妻丧为借口告归。他在予告后写下了《旅兴五十首》。在这个组诗里，诸如“守分”、“避祸”、“忧念”、“劳心”、“悲感”“伤怀”、“嗟生”等语触目皆是，可见此时刘基忧生惧祸之心已经很重。他在诗中一面表现伴君如伴虎的心情：“探珠入龙堂，生死一瞬间。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另一方面他又对朱皇帝满怀信心：“暂假终必还，但有速与迟。居易以俟命，圣言岂吾欺。”果然，洪武元年的告归仅只三个月，刘基很快就被朱元璋手诏召回，并特加恩宠：“赐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洪武三年又授弘文馆学士并封诚意伯。
刘基洪武四年无缘无故地被朱元璋“赐归老于乡”，情形与洪武元年的予告不同。这是朱元璋在天下大定之后，从心底害怕刘基功高震主，故想将这张“良弓”深藏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已不打算再重用刘基。从《谢恩表》看，刘基参透了此中玄机，故返乡后深居简出，谨慎言行，唯恐招来飞灾横祸，那里还有洪武元年予告时那种“必还”、“俟命”的想法。但他终究还是未能逃过厄运。洪武六年他再次入京不是被召，而是在胡惟庸构陷他看上了淡洋的一片风水宝地，使得朱元璋大忌而夺其爵禄的背景下入朝引咎——主动进入“银丝笼”。接着朱元璋起用胡惟庸为相，刘基“忧愤疾作”，又被胡惟庸送医下毒。挨到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视疾后料其不起，赐还乡，在诏书中说这是让他“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刘基一个月后即亡于家中。在赐归诏书中，朱元璋肯定了他对明王朝建立所作的贡献，申明了对他实行夺禄留名的道理，并对他于胡惟庸的诬陷不辩一词，主动入朝谢罪表示满意，大有盖棺论定之意。以刘基洪武四年赐归后的绝尘之举及所处现实，很难想象率性任情的他还能写出像《二鬼》这样热情奔放，英气勃勃，满怀大济天下抱负的诗歌。
问题是，宋濂洪武元年丁忧在家，洪武四年才被贬谪安远知县，要解释《二鬼》，对他而言，是否史实依据不足呢？我认为宋濂以文韬辅佐朱元璋定天下，至正二十五年告归，丁忧在后，和刘基同一年先后诏回，与诗意也无太大不符。再说《二鬼》毕竟不是史诗，我们对它所隐射的史实只能求其大要。何况，刘基拟自己为日神之守，比宋濂为月神之守，开篇就坐定了“两鬼”的主次。而且，这并不是刘基狂妄，他在朱明王朝中的实际功勋和政治地位都高于宋濂。所以，我们对宋濂的史实与《二鬼》是否都能对应，也就不必那么拘泥了。再说，如果非得求宋濂的事实于完全，则又将与刘基的实际不符。上文已说过，从洪武元年到四年，刘基有过两次致仕，洪武元年是因“帝怒”（《明史》本传）而后予告，洪武四年则并不曾触犯皇帝，是毫无缘由的赐归。在这年四月的《谢恩表》中，刘基曰：“圣德广大......赐臣以封爵，俾臣回还故乡，受荣宠以终其天年。”他归乡后韬光养晦，是深知皇帝不会再用他的。这与《旅兴五十首》“暂假终必还”和《二鬼》诗整个精神意象及结句诗意皆不相符。我们对这些事实又将作何解释才是合理的呢？
基于上述原由，笔者认为，只有把《二鬼》的写作年代定为洪武元年，才大致符合史实和刘基的创作实际。
二
确定《二鬼》的写作年代，是贴切地解读诗歌的关键。《索隐》认为此诗作于洪武四年，因而其作出的主要解释是：“两鬼”是因为找药医治天帝而冒犯了他，所以被天帝拘囚。“两鬼自从天上别”一段是写通过韩山子，“刘基才知道宋濂贬官为江西安远知县。”“忽然宇宙变差异”一段是表现“朱元璋有时不免偏听偏信他的同乡将相大臣挑拨，对刘基、宋濂那样的非同乡的耿耿忠心发生误解。”结末四句是等待天帝的觉悟，最后一句“是带有妥协性的现实的希翼，但诗中以更高昂的激情唱出诗人的理想，可以说这是刘基和宋濂的友谊的结晶。”“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避刑远罪趋祥祺”一段是“不仅要使天帝革心洗面，而且要天下苍生同臻大同世界”。笔者认为这些解释与诗意出入很大。那么，确定《二鬼》作于洪武元年，是否就能把这首诗解释得比较圆通呢？下面姑妄言之。
《二鬼》中的两个鬼是刘基和宋濂，诗中黄初平牧羊的典故和白豕走青田的说法就是确证。天帝只指朱元璋一人，最直接的理由是刘基和宋濂在投靠朱元璋之前，从来没有取得过随侍左右，辅佐帝王的地位。至于为什么刘基要拉上宋濂成其“二鬼”，我想一是因为他们都是浙东文人，同时应聘到南京并成为朱元璋的文武之佐，在强大的皖北集团面前自然要同气相求，感情上比较接近。二是刘基写这首诗时告归乡里，宋濂此时也正丁忧家中，刘基归途中“遥望仙华山”（《旅兴五十首》），对他甚是怀念。
《二鬼》的写法，虚实结合，亦真亦幻。诗人把对现实政治和君臣关系的深刻理解，包蕴于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之中。这使得诗人既可以无所顾忌地挥洒自己对皇帝和同僚的看法，又可以不在现实生活中为这惹出什么麻烦。由此造成的效果是嬉戏中有严肃的内涵，奇情幻采中挟清拔峻越之风。诗人根植于现实而出之以怪诞不经之笔，这个特点是我们应当注重的。
诗歌开篇即以奇崛的笔势和出人意表的想象，描绘盘古开天辟地的壮观。他以日月为两眼，其职守最为重要：“循环照烛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窍，勿使淫邪发泄生疮痍。” 诗人自比日神的守护者郁仪，把宋濂比为月神的守护者结璘。郁仪光耀、催生万物，结璘使人心智明白。这样的描写，暗合刘基与宋濂在朝一以武略，一以文韬辅佐朱元璋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日月为天地之守，隐喻能臣为社稷之柱。诗人要表明的是，他们君臣三人的遇合，实是出于天命，君臣缘分早就结之于上天。两鬼在天上不殚劳苦，尽心职守，更兼对天帝忠心耿耿：“低头屏气服役使，不敢起意为奸欺。” 由于两鬼过于辛劳，“天帝怜两鬼，暂放两鬼人间嬉。”轻松的笔调，表现出天帝对两鬼的喜爱和温情。
两鬼嬉戏于何处呢？“一鬼乘白狗，走向织女黄姑矶，搥河鼓，褰两旗，跳下皇初平，牧羊群，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龙唤虎听指麾。……”这是写宋濂。诗中“皇初平”即黄初平，传说他在赤松山叱石成羊而牧之。赤松山在金华，宋濂尝自言“我本金华，牧羊之童”（《青山辞》），刘基《寄宋景濂四首》、《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等诗，皆以初平骑羊指代宋濂，《旅兴五十首》怀宋濂说“泊舟严子濑，遥望金华山。中有骑羊人，皓齿赪玉顔。”《客路》也有“山中牧羊子，岁莫尔相期”之句。至于“天台山”云云，则是想象之词。“一鬼乘白豕，从以青羊青兔赤鼠儿。便从阁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骑青田鹤，去采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骑鸾翳凤来陪随。……”“豕”为刘基生肖，青田为刘基乡里，这段无疑是写刘基。“仙都赤城”等句与上文写“天台山”是一样的笔法。问题在下面几句：“两鬼自从天上别，别后道路阻隔不得相闻知。忽闻韩山子，往来说因依。两鬼各借问，始知相去近不远，何得不一相见叙情词。情词不得叙，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间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笔者认为，这一段是开篇天帝与二鬼前世因缘的继续。中国古代神仙故事中常有下界之后前世茫昧，須得有人指点迷津的情节。这里“道路阻隔”指两鬼“自从天上别”后则昧于前缘，韩山子“往来说因依”指仙人点破二鬼前缘。韩山子无考，当是诗人信手拈来。“五十年”指二鬼被点破之后重聚，相约结束人间嬉戏去辅佐天帝，实指至正二十年刘基和宋濂同被朱元璋徵召抵达南京，刘基五十岁，宋濂五十一岁。刘基与宋濂相识虽在至正九年，但共事则由此为始。
“忽然宇宙变差异，六月落雪冰天逵。鼋鼍上山作窟穴，蛇头生角角有歧。鳄鱼掉尾斫折巨鳌角，蓬莱宫倒水没楣。搀抢枉矢争出逞妖怪，或大如瓮盎，或长如蜲蛇，光烁烁，形躨躨，叫鹿豕，呼熊羆，煽吴回，翔魌魑。”这一段显然是描绘元末大乱，天地翻覆之象。“天帝左右无扶持，蚊虻蚤虱蝇蚋蜞，噆肤咂血图饱肥。扰扰不可挥，筋节解折两眼，不辨妍与媸。”这里主要表现此时天帝左右没有贤臣辅助，而辅佐之职，非两鬼莫属。所以，“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他们不仅医好了天帝的病，而且像古代神话中的女娲、盘古一样，对天地进行了一番修复和改造，并责令天神万物能工巧匠听从其意愿：“檄召皇地示，部署岳渎神，受约天皇墀。生鸟必凤凰，勿生枭与鸱。生兽麒麟，勿生豺与狸。生鳞必龙鲤，勿生蛇与。生甲必龟贝，勿生蝓与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荠葵，勿生钩吻含毒断人肠，勿生枳棘覃利伤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绝其喙蚔。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奉事周文公、鲁仲尼、曾子舆、孔子思，敬习书、易、礼、乐、春秋、诗。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嚚，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诗歌以强大的气势，对二鬼以文韬武略辅佐天帝的功劳，作了一番形象化的描述，自然也隐喻了历史事实。倒并非刘基自吹，对于二人辅佐朱元璋的重要作用，《明史》宋濂本传作了明确的总结：“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这里所谓“文学”，是指儒家经典和儒家正统。刘基和宋濂到南京后，刘基陈《时务十八策》，随即征讨陈友谅，此所谓“佐军中谋议”；宋濂则做儒学顾问：朱元璋“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那么，刘基何以敢在这里把天帝写成妍媸不辨的昏君呢？这只能说一是因为诗人自视很高，二是这里主要是指责天帝左右不得其人，三是因为有“天帝”和“鬼”作为保护色，所以无所顾忌。
“二鬼”以文韬武略帮助天帝安定天下之后，没想到天帝不仅不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且还对他们产生了疑忌：“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泄漏造化微。”于是天帝急召飞天神王带着五百夜叉，“搜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两鬼眼睛光活如琉璃。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笼络外，踏折地轴倾天维。两鬼亦自相顾笑，但得不寒不馁长乐无忧愁。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 证之以史实，诗歌这一大段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天帝对二鬼“错怪恚”，二鬼因此而逃遁幽谷，这符合刘基洪武元年因触怒朱元璋而告归的情形。其二，天下初定，天帝要把两鬼牢笼在身边才放心，而并非是要将他们远谪，即“莫教突出牢笼外，踏折地轴倾天维。”而“养在银丝铁栅内”，就是诗中所谓“拘囚”，这符合刘基告归三个月后即被朱元璋一道诏书召回，宋濂也随后被诏归的事实。这并非笔者主观臆测，朱元璋下到刘基乡里的诏书，头一句话就是“肤闻同患难异心者未辅”，言外自有深意。其三，结句表白了“两鬼”的愿望和必被天帝重新起用的信心，正可与《旅兴五十首》表现的心态相印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基在结句中表现了一种政治敏感：他们被诏回后，洪武二年宋濂任《元史》总裁官，洪武三年刘基授弘文馆学士并封诚意伯。
总而言之，从至正二十年刘基应吴王之聘抵达南京，在此后十五年的有生之年中，无论是政治命运还是文学创作，他都与朱元璋和宋濂有许多联系——君臣三人，特别是刘基与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前后难分难解、恩恩怨怨的遇合与参差，都在《二鬼》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写照。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以诗歌的形式来生动形象地表现个人政治生涯的，首推屈原的《离骚》。刘基的《二鬼》在体制上虽然没有这般宏大，表现自身经历也不是那么完整，却是屈骚之后这类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名篇。我们能够感觉到《离骚》对《二鬼》的影响，但后者对现实政治深刻的理解、概括和不落窠臼，自出机杼的手笔，同样令人感到新警。正因为《二鬼》是这样的一个诗篇，所以我们要走近刘基，就不能避开《二鬼》，要解读《二鬼》，就不能不确定其写作时代——这就是我们关注这首诗，探讨这首诗写作年代的原因。
该文原载台湾《书目季刊》第三十七卷第一期2003年，作者系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有《明代文学史》（与徐朔方先生合著）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