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终于解开中国商人的历史来源，生意人与商朝人的渊源关系
（作者：赵辉）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传承不断，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从未中断的国家文化传承有序的民族文化。夏朝与夏文化的研究，虽然在主流学界仍然没有得出一个让世人信可与满意的结论，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传承，夏文化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源头，是中华文明产生的原始基因。
不仅中华的历史来源于夏王朝，中华的文化来源于夏文化，中国的商品经济流通同样来自于诞生夏王朝与夏文化的土地。从某种因素来说，正是因为夏人创造的丰富的物质文明，才促进了人员的交流、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产生。因为文字的产生，才有了国家产生的基础，才有了中华文明进步的原始媒介。文字的产生与国家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丰富的物质条件，只有能够产生丰富物质条件的地区，才能诞生古代人类最初国家文明的三个基本条件：文字、城市与青铜器。
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就是找寻养育中华民族的原始地，找寻能够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富食物资源的地区，而不是根据偶然发现的几个考古遗址，盲人摸象地来定义中华民族文化产生的源头。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为中华文明探源添加了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但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物质条件的。这些基本物质条件，不仅中华民族文化产生离不开，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文明的产生同样离不开，那就是优越的地理、自然、气候条件为人类生存与定居，提供长期的、稳定的、丰富的食物环境——丰富的植物果实与触手可得的鱼类。
中华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哪里才是早期中华民族获取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当然各地有各地的说法，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个公认的结论，那就是古代东夷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作为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创立者，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居住在九夷之地都是心中的理想居住生活环境，可见九夷地区对人们的吸引力与向心力。“万物柢地而出”为人民提供了多种丰富的食物资源，“言仁而好生”为人民提供了和谐的生活环境，“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为人民提供了理想的国家政治环境，“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为人民提供了理想的人文环境。如果说东夷、九夷地区代表了典型的、经典的中华文明特质，并不为过，也恰如其分。
从目前所知的、可靠的文献来看，关于夏王朝夏文化记载的“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的涂山，正是位于淮河中游的东夷、九夷地区。大禹治水成功、建立夏王朝在“万物柢地而出”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夷九夷地区，才是中华人类文明诞生的理想地理环境条件。换句话说，东夷九夷地区才是夏王朝建立、夏文化产生的理想地理环境，为夏人提供稳定的食物资源，为文化的产生提供可靠的保障。
位于中国北方、干旱少雨的黄河流域的商汤部落，在遇到连年的自然旱灾，食物短缺时，南下掠夺消灭淮河流域的夏王朝，就是北方部落生存的唯一选择。历史发展证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北方民族侵略中原文明的历史，就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北方民族掠夺南方丰富资源的历史，北方彪悍部落掠夺南方柔顺部落的历史。商汤在消灭了夏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夏桀后，本打算将商王朝的都城建立在夏王朝的都城之地，以便于控制夏文化地区的丰富物质资源，但因某种不明的因素“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记》）而作罢。
商王朝在随后的历史中，经历了国都频繁迁徙的早期与定都殷墟的后期，整个商王朝时期因此也称为殷商王朝。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商王朝中期，因为商王族内部的矛盾，商王朝统治发生了分裂，以盘庚为代表的一派迁徙到殷墟开始了稳定的殷商王朝后期统治，另一派商王族继续留守商奄故都，维系旧有地区统治，成为盘庚的眼中钉。盘庚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商王朝中后期内部争斗的激烈与殷商王朝的内部分裂。
虽然今天我们通过现代考古，确定了殷墟的具体地理位置，但是盘庚迁都之前的国都商奄在哪里，却是一个历史谜团。因为关于商朝的文献记载极少，我们只能通过西周时期的历史事件，由已知推定未知，逐一破解一些历史谜团，让中国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
1963年出土的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铭文表明在武王伐纣后，周武王又拿下了殷商王朝的重镇“大邑商”，并决定在此建设西周统治管理东方地区的东都成周城，并在周成王时期由周公营建完成。《尚书》中多次记载关于商奄与成周关系的历史事件，如“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则罔有”。由此可知，“则克宅之”的西周成周城为周武王所克的“大邑商”邦城，西周的成周城与商王朝的“大邑商”商奄在地理上与历史文化上具有继承关系。
西周的成周城在哪里？青铜器【兮甲盘】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铭文记载：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尹吉甫是西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华《诗经》的采集者，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尹吉甫因立战功受周宣王之命管理成周的赋税，所到之处具体而明确——南淮夷，所收赋税的人群明确而具体——淮夷人，所收赋税的内容具体而详细——帛赋、粮食、人员、商品。为了保证商品对西周王朝的供应，以法律规定限制所需商品流通到南蛮地区。由此可知，南淮夷是西周王朝的经济支柱，广大淮夷地区丰富的物品必须到南淮夷的成周城来交易，成周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人力市场。
南淮夷在西周王朝的经济地位与重要性，在青铜器【驹父盨】铭文中同样得到了证实：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惠南淮夷，厥取厥服。谨夷俗，遂不敢不敬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屠（貯），俱逆王命。四月，还至于蔡，做旅盨。驹父其万年永用多休。铭文告诉我们，南淮夷地区的大小南方诸侯不敢逆王命，为西周王朝提供各种商品物资赋税；说明了西周王朝对南淮夷地区物质资源的依赖。
既然西周王朝限定了广大淮夷地区的商品货物交易，禁止向南方地区贸易，那就必须有一个西周王朝可以管理的商品交易市场，成为西周王朝获取淮夷地区货品商品，尤其是西周王公贵族所需要的丝帛。这个南淮夷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在哪里呢？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是哪里人呢？答案就在【兮甲盘】铭文中——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
在淮河中游、淮河涂山北，有一条北淝河通于淮河，在北淝河中游有一个名称为“四方”的湖泊，在四方湖畔有一座古城遗址，在古城遗址上有一条古老的街市，当地传说其名“玉帛街”。四方湖古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周王朝“通道于九夷八蛮”理想地理环境。因此，古城遗址与其比邻的四方湖，正是尹吉甫管理的“成周四方”，成为整个淮夷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为西周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淮夷地区的各种物品与珍贵商品——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诗经》）。
作为商王朝与西周王朝国家文明标志的物质载体：玉、帛、甲骨、青铜器，不能说全部产自淮夷地区，但淮夷地区在西周时期可以确定是这些珍贵商品的重要产地与贸易集中地。否则，尹吉甫所代表的周宣王就不会对南淮夷、淮夷地区的市场贸易做出严格的规定，禁止将淮夷地区的物品销往南蛮地区。
因为淮夷地区丰富的物质财富，商纣王将殷商的主力军队全部投入到对东南地区的武力征伐，才有了周武王对商纣王的千里奔袭，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西周政权。作为灭亡商纣王的周部落，理所当然地成为淮夷地区人民的同盟者，周公与周成王在淮夷地区的商奄之地营建成周城管理东南地区，才会采用仁政，实现了“武王克商，成为靖四方”的“成康之治”——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成为中国传承有序的历史，正是因为周武王在灭殷克商后，在淮夷商奄旧地建立了统治中国东南方的东都成周城，是为了直接管理东南地区，有效获取东南地区的丰富物质财富，以维持西周王朝统治的物质需求。西周王朝继承了殷商王朝在东南地区的旧都商奄，在商奄旧地为西周王朝提供商品交易的人群就成为商品贸易的商人，因为他们以前是为商王朝提供淮夷地区丰富商品的人。
因此，追根溯源，南淮夷四方湖古城不仅是夏商周王朝历史的承载地，是夏商周文化的承载地，同样是中国商人的诞生地，是中国第一个商品交易市场，成为夏商周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万物柢地而出”所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是夏商周农业文明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