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誓师大会上，燕王朱棣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我，朱棣，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嫡子，自受封藩王以来，一直遵纪守法。
二、如今幼主（指朱允炆）嗣位，信任奸臣，挑动削藩，屠戮我家，公然违背太祖高皇帝的“祖训”。
三、正义与奸邪不共戴天，我将遵循“祖训”，奉行天命清君侧，以安社稷。
四、天地神明，日月永鉴。
就在亲信将士被朱棣的发言感染，一个个激情燃烧的时候，突然天气大变。刚刚还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就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据说雷电还震落了燕王府宫殿上的一些瓦片。
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连刚才自信爆棚的朱棣，整个人也有点蔫了：如此不祥之兆，是上天在警示我等的“靖难”计划吗？
众人开始耳语，夹杂着沉重的唉声叹气。
此时，一个年老的僧人站出来，示意大家安静，别嚷嚷了。根据正史记载，老僧接着说：
“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三言两语，信息量巨大——风雨是吉利之兆，说明现场要出真龙天子了。真龙出现，故而风雨相从。殿瓦坠落，则预示着要换黄瓦了。
按明朝的制度，藩王的宫殿用绿瓦，只有皇宫才能用黄瓦。
经此一番解释，现场情绪又由低落转为亢奋。众将士对他们的领导者朱棣，重新报以膜拜的目光。
对于老僧的这出漂亮救场，朱棣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
说起来，为朱棣解围的老僧，其实是燕王府的老熟人，法名道衍，后来被人称为“黑衣宰相”。道衍和尚是朱棣起兵与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幕后推手。如果没有道衍，朱棣有没有信心起兵靖难，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誓师与侄子公开撕的时候，道衍已经65岁了。但在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前后，道衍事实上充当了朱棣的大军师、总参谋长。《明史》后来评价说，“帝（指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尽管这名年老的和尚没有一天上过前线，但他却是公认的永乐朝第一功臣。他本名姚天僖，出生在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苏州人。家族世代行医，过得比较清贫。14岁那年，姚天僖自主就业。他没有选择子承父业继续行医，而是选择在家乡的妙智庵出家，成为一名小沙弥，由此获得法名“道衍”。在此四年前，安徽凤阳，一名17岁少年在灾荒逼迫下家破人亡，入了皇觉寺为僧。世道不好，出家成为活命的一种方式。何况僧人在元朝有特殊的地位，不是官，但有时胜似官。在决定是否同意姚天僖出家的家庭会议上，姚天僖的伯父就曾极力支持：“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出家好处多，可攻可守没风险。有史料说，姚天僖某天看到一个出街的大和尚，伞盖簇拥，威风凛凛，派头比本地官员还大，当下就跑到庙里剃度去了。这恐怕是根据他后来入世甚深、地位颇高的经历，反向编排出来“讥讽”他从小就有政治野心的段子，不足为信。真实的情况应该如我前面所说，在当时，出家不失为贫寒子弟一条相对较好的出路。所以不想继承父业清贫下去的姚天僖出家了，走投无路的安徽凤阳少年出家了，其他成千上万没有名字留下来的年轻人也出家了。出家后的道衍并不按常理出牌。他颇为聪慧，把自己练成了一个“杂家”。他学过天台宗，又拜过禅宗临济宗高僧智及为师。甚至拜过道士席应真为师，学道法、相术和兵法，“尽得其学”。他还爱好诗文，与后来成为“明初三大家”之一的高启等人结为“北郭十友”，经常开诗会，相互酬唱。渐渐地，道衍成为当时的一个奇僧，在圈内积攒起不错的名气和口碑。1368年，当年入皇觉寺为僧的凤阳少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成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而道衍，终朱元璋在位31年间并未出圈，只是帝国江湖之中时常有他的一些传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道衍游嵩山时，遇到著名相师袁珙，袁珙看到道衍的面相后大吃一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是早生道衍120年的奇僧，法名子聪，在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中参预军政要务，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将蒙古国号定为“大元”，正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现在史学界对刘秉忠的评价是相对正面的，称他为元朝的设计师，但在明初反元的氛围中，服务于蒙古人的刘秉忠自然被当作负面人物。不过，道衍听到袁珙说自己是“刘秉忠之流”，心中大喜。后来，道衍到北平后，还曾两次拜谒刘秉忠之墓。果然是一路人。游京口（今江苏镇江），道衍参观南朝的历史陈迹后赋诗一首：与道衍同时代的高僧宗泐读到这首诗后，讥讽说：“这是一个僧人该说的话吗？”言外之意，你一个和尚，管人家萧梁事业干嘛？政治兴亡之事，是出家人该想的吗？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的患难之妻马皇后去世。根据要求，全国的高僧被推举出来，并将跟随朱元璋的儿子们到各自的藩国，为逝去的马皇后诵经荐福。明朝人的笔记八卦了道衍与燕王朱棣的第一次见面，说道衍在所有藩王中间物色到了朱棣，主动去搭讪。朱棣见道衍相貌奇怪，并未予以理睬。道衍急了，直接把朱棣拉到一边耳语：“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平，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但朱棣秒懂。他已是燕王，“王”的头上戴“白”帽子，即为“皇”。在八卦记载中，朱棣听完，当场骂了道衍一句，事后却同意带道衍去了北平。当然，八卦很精彩，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揭穿，这依然是明朝人为了黑道衍心存政治野心而编造出来的。想想看，一个僧人与一个藩王素昧平生，他们第一次见面，前者就说出怂恿后者谋逆做皇帝的话，这确定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军师干的，还是纯粹是一个二百五才会干的事？再说了，他们初次见面的1382年，皇太子朱标还活得好好的呢，什么时候轮到才就藩两年、毛都没长齐的皇四子生出篡位为帝的念头呢？真实的情况是，道衍前往北平，担任庆寿寺住持，为逝去的马皇后念经祈福，是经高僧宗泐举荐，并由朱元璋亲自安排的。压根儿不是道衍跟朱棣许诺了“白帽子”后，被朱棣选中的。但道衍跟随吊丧后的朱棣车队返回北平，他们应该在此期间有了第一次见面，日后才慢慢熟络起来的。在北平庆寿寺，道衍担任了大约20年的住持。这漫长的年月里，他如何一步步取得朱棣的信任，并成为其不在编的机要军师、著僧衣的参谋，正史并无记载。这么隐秘的事情，想必也不会轻易泄露出去。史书留下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记载，称道衍“出入（燕王）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一个僧人频繁出入朱棣王府，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环境下二人密语多次，究竟谈些什么，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这是明代中期以后，野史记载真伪掺杂的根本原因。在一个版本的记载中，道衍曾为朱棣占卜，掷出两枚铜钱后，说：“殿下要做皇帝乎？”朱棣很紧张，一口否认：“莫胡说。”但道衍依然坚信他所谓占卜的结果，继续说：“有之。”另一个版本则说，朱棣曾出了一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随口对了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了头就是“主”，天下之主，鼓动朱棣起兵的意图十分明显。明朝人的笔记还记载，道衍跟朱棣说：“老僧最善相面之术，多年以来云游天下，阅人多矣，从未见如大王一样非凡骨相，岂是久居人下之人？”总之，关于道衍逐步鼓动并介入朱棣起兵靖难的过程，有太多类似的记载。虽不足为信，但整个过程与朱棣实力和野心的膨胀是同步的。史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命朱棣统领北平兵马，征伐北元。此战过后，朱棣因为有勇有谋，在兄弟诸藩王中开始冒头，深得朱元璋倚重。从此燕王势力日益壮大。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棣慢慢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继承人。特别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后，继位的皇长孙朱允炆意欲通过削藩加强集权，这既让朱棣感到恐惧，也感到时机来临。他频繁地接触社会上的能人，并通过道衍的关系，很快在自己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奇人异士，包括袁珙父子、金忠等擅长占卜、相面、谶语之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开创永乐朝的大功臣。随着帝国情势的发展，道衍一步步成为朱棣的“刘秉忠”。朱棣是一个性子偏急的人，认定的事就火急火燎要去干。朱元璋死后，朱棣带着人马南下赴京师（今南京）奔丧，到达淮安时，接到新皇帝朱允炆命人送来的“朱元璋遗诏”，要求他返回封地去。道衍分析说，您现在以尽孝之名南下渡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这样做有违“遗诏”，反而变成不孝了。言外之意，朱棣若此时起兵，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要懂得忍耐，等待时机。当朱允炆大力推行削藩计划时，传说有人在京师听到一个道士在传唱歌谣：“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这首带有谶语性质的歌谣，或许是在警告朱允炆不要动燕王，否则后果很严重；或许是在为燕王马上就要起兵的行动造势，并寻求起兵的合法性解释——是新皇帝不听老天警示，逼我的。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相信，这些歌谣极有可能是朱棣集团里面道衍等人安排传播的。历史上，当谶语、童谣开始传播时，干大事者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建文元年（1399年），决心举兵之前，朱棣说出了他最后的顾虑：“民心向彼，奈何？”朱允炆代表正统，民心所向，我一个藩王对抗朝廷，没有胜算呀。道衍回答他：“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种事情主要看天道，天道就是民心，老天已经多次暗示你要出头为主了，这个我最懂。当朱棣为了迷惑朱允炆派出的亲信而装病的时候，道衍协助朱棣干起了厉兵秣马的事情。据说，道衍在燕王府中建起兵器作坊，打造武器，操练士兵。唯恐泄密，他特意命人在院中饲养了大量的家禽，借鸭鹅的聒噪掩盖一切异常的声响。在七月的靖难誓师大会上，道衍巧妙地帮朱棣化解了天气剧变带来的尴尬，更得朱棣信赖。《明史》记载，靖难之役进行的三年多时间里，道衍因年事已高，未随朱棣征战，而是留在北平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但朱棣每有疑难，总是驰书相问，“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建文二年（1400年），一路打胜仗的燕军在东昌（今山东聊城）遭遇重创，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战死。幸亏援军赶到，朱棣才得以突出重围。东昌一战，朱棣损失惨重，士气一下子低落到极点。面对毫无信心的朱棣及其将士，道衍说了他的理由，我之前就讲过，“师行必克，但费两日”，现在不是应验了吗？东昌的“昌”写成文字就是两个“日”，这个挫折一过，此后当全胜也。看吧，关键时候又是发挥他神神鬼鬼的能力，给大家打了鸡血。这种开放性的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但古人对所谓的“迷信”是很迷的，他们相信任何巧合背后的神秘力量。所以，道衍说完他的判断，朱棣及其将士们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现在我们说道衍是一个“神奇”的军师，究竟有多少神秘的成分，其实也没有。他只是心中有一个判断，认定朱棣起兵这事儿能成，然后通过他的临场应变能力，一再将这件事合理化。最后，他赌赢了，之前一切合理化的说辞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如此而已。道衍真正的“神来之笔”，是为这场胶着了三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到建文三年(1401)底，朱棣起兵已经近三年了，由于兵力有限，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永平、保定三府的地盘。就在这时，从京师叛逃到燕王府的宦官报告说，朝廷大军都派出来打燕王了，京师反而是兵力最薄弱的地方。听完，道衍灵光一闪，立即提出了战争史上一个想象力爆棚的奇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朱棣也是聪明人，秒懂，“从之”。他不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争夺攻守，而是领兵向南疾进，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次年六月，燕兵占领京师，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几天后，朱棣登极，永乐朝缓缓拉开了帷幕。换个思路，事半功倍，这是道衍作为历史上一流谋略家真正厉害的地方，也是正史推崇道衍为靖难之役第一功臣的原因。胜利属于朱棣，也属于道衍。永乐二年（1404年），70岁高龄的道衍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达到一生地位的巅峰。朱棣还恢复了道衍的俗姓（姚），并赐名广孝。目的是要道衍（姚广孝）还俗为官，享受荣华富贵。史书说，朱棣命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朱棣又赐予他豪宅和美女，也被他退回去了。姚广孝仅接受了太子少师的官职，“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当年，他以辅佐忽必烈的刘秉忠自命，如今他却说自己只是一只老病之猫。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他借长江风高浪急行船危险来比喻人世：人心险恶，一笑杀人，名利有啥意思……所有这些，应该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僧见惯和看透的，因此，“老年无事不江行”实际上就是他想退隐的一种表达。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要攻下南京之前，姚广孝曾特别嘱咐说，有个叫方孝孺的人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不要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朱棣一再被方孝孺激怒，最后还是把他杀了。有分析说，姚广孝因为朱元璋嗜杀，故在洪武一朝对同为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感冒，也不认同朱元璋的政治遗产，但他辅佐的新皇帝朱棣，同样是嗜杀之人。在方孝孺及一大批受牵连者被杀之后，姚广孝的政治理想有些幻灭了。另一种分析则指出，姚广孝在功成名就后，仍然坚定地不脱僧衣，向往归隐，是因为他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境已经十分微妙。功高之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他曾立在古人的墓冢前，写诗留下他关于历史、功名、荣华、死生的思考：把功名看空之后，年老的姚广孝与政治开始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太子少师，他会辅佐太子朱高炽，后来还担任皇长孙朱瞻基的侍讲、侍读。实际上，这样安排表明他是朱棣祖孙三代帝王师。他又以钦差的身份前往故乡苏湖一带赈灾。在离别故乡20多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朱棣特别叮嘱他，不要吝惜国库，需要赈济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他还主持《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尤其是《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和重要文化巨著。他养了一只雄鸡，每天闻鸡而起，十分自律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十几年。他晚年写过一段自述，概括自己的人生，已经充满了淡泊的气息：“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永乐十六年（1418年），84岁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后就病倒了。朱棣数次去探视他，他语不及私，却提出了释放僧人溥洽的请求。溥洽是建文朝的高僧，有人说他为建文帝朱允炆剃度，并将其藏匿起来。朱棣当年攻下南京后，找不到朱允炆的踪影，遂将溥洽拘禁起来。这一关就是十几年。“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福祸之机，先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虽古之明智莫过也……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一代奇僧离开人世，却未盖棺定论。关于他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到明朝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编排了很多段子来“丑化”姚广孝。明英宗天顺年间，姚广孝的义孙身穿姚广孝的“遗衣”去见苏州知府，以为可以在知府面前显摆祖上的功名，谁知知府一听姚广孝，大怒，骂了一通。明世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下令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的资格。清朝时期，乾隆直接说，朱棣最听姚广孝的话，“称兵篡逆，皆用其谋”。当时编《四库全书》，姚广孝的作品和严嵩的作品是“同等待遇”——“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他们皆为“大奸大恶”，故仅“附存其目”，不录全文。归根到底，这是所谓“正统观”影响下对姚广孝的污名化——人们受传统儒家观念和皇权思想束缚，认定朱棣起兵夺位是不对的，但他既然夺位成功了，我们不能再骂他，只能找鼓动、辅佐他的人来骂——最合适的人选，非“第一功臣”姚广孝莫属。因此，在陈旧的观念主导下，人们骂姚广孝是奸僧，是恶人，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关注他具体做了什么，他内心有多少焦灼，他建功立业是否为了自己。只有晚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跳出了“正统性”的牢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而今天的我们，读历史更应该像李贽一样，摆脱陈旧和愚昧的思维，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明清时期一样，以篡没篡位来衡量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我们依然是皇权的奴隶。靖难之役的本质，跟历史上诸多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样，都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朱元璋的儿子当皇帝，还是孙子当皇帝，对百姓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对于胜利者，我们要看的是，他有没有比他的前任做得更好。对于失败者，我们可以崇尚他们的精神，但不应固守他们的观念；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遭遇，但不必认同他们的选择。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洞穿历史上的权变，懂得把朱棣摆在什么位置，把朱允炆摆在什么位置，把方孝孺摆在什么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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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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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芳：《诗僧姚广孝简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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