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B | 利用一群人比利用一个人更容易
没有比金钱更能腐蚀人心的了。
——雨果
STUDY.TIME.
以往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会表现出诚实、亲社会的倾向,并且不愿意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是“高管挪用公款”、“老板拖欠工资后卷款逃跑”等新闻不时报道,这似乎与研究结果大相径庭。
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子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文章解答了这个疑惑。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者Carlos Alós-Ferrer等人,通过设计的新范式——“大盗”范式(the Big Robber game)发现:当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时,个体更有可能做出自私行为。
共有640名大学生参与了实验,他们被随机分为“强盗(robber)”和“受害人(victims)”。在“大盗”范式中,每人有10€的资金。其中,强盗是唯一有权利拿取他人资金的一方,同时受害人也被告知他们可能会被拿走一部分资金。面对16个受害人,强盗需要决定从他们的总资金中(即160€)拿走的金额比例:0%(亲社会行为)、10%、33%或50%(极度自私行为)。每一轮游戏都将随机执行一名强盗的决策结果(但剩下的15名强盗也需要做出决策)。
随后,为了证明假设“个体做出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自私行为,与做出对待个人的亲社会行为是不矛盾的”,参与者需要分别扮演发送方(独裁者、提案人或委托人)和接收方,完成3个双边博弈(bilateral games)任务: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和信任博弈(Trust Games, TG)。但DG、UG和TG任务可能会导致参与者在后续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此为了平衡顺序误差,一些参与者需要先完成“大盗”任务(Ex ante组),一些则是在完成双边博弈后才进行该任务(Ex post组)。
最后,参与者可以自愿决定是否将得到的收入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研究者通过参与者的捐赠金额来推断他们所感受到的情绪:当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时,参与者可能会选择捐出更高比例的收入,而较低的捐款可能表明他们自私和缺乏懊悔。
图1 “大盗”范式与双边博弈范式(DG、UG和TG)流程概述
结果发现,在“大盗”范式中,大部分参与者都选择了拿走50%(n = 180, 56.25%)和30%(n = 86, 26.88%)的资金,即表现出了自私行为。随后,研究者对Ex ante组和Ex post组进行分析,发现先完成双边博弈的参与者,在后续的“大盗”范式中自私行为显著减少,但Ex post组中选择50%和33%的人数比例仍然很高。这说明双边博弈确实存在启动效应,提高了个体的亲社会程度,但只是对自私行为有适当削弱,并不足以让现有效应消失。
在对选择不同比例的参与者进行分析后发现,选择50%(extreme robbers, ERs)和30%(moderate robbers, MRs)的个体的反应时差异显著,且选择比例的大小和反应时整体呈现倒“U”型关系。这可能说明选择极端选项的个体有更清晰的个人偏好,因此相较于中间选项,极端选项的用时更短。
图2 “大盗”范式的结果
(a)“强盗”可拿走的可选金额比例;
(b)各选项的人数,其中男女间差异不显著;
(c)双边博弈会影响参与者后续在“大盗”范式中的表现;
(d)选择比例的大小和反应时整体呈现倒“U”型关系
与“大盗”任务结果截然不同的是,在双边博弈中参与者都表现出了标准的亲社会行为,并且几乎都不再选择极端选择(例如拿走接收方所有的资金),即使这种选项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最后的捐赠任务中,选择高比例(50%和33%)的人捐赠的金额更少,这意味着他们相较于其他温和的参与者,对自己的自私行为体会到更少的内疚和懊悔。
对此,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具有“相比于群体,更乐意帮助个体;相比于个体,伤害群体更容易”的想法,这可能会削弱某些因素(例如权力)对自私的调节作用。
第二,个体的社会行为取决于个人利益和他人关切之间的权衡,如对不平等的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例如,在DG任务中,如果独裁者选择拿走对方全部的金额,那么两方拥有的金额差距就会达到100%。但是在“大盗”任务中,“强盗”即使选择拿走50%的金额,获得80€的巨大利润,强盗(80/170 = 52.94%)与受害者(5/170 = 2.94%)之间的差异也才达到50%。这种巨大的诱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个体对不平等的厌恶,导致“强盗”做出更多自私行为。
图3 (a)双边博弈和(b)捐款任务结果
总之,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伤害一群人似乎比伤害一个人更容易做到”。这意味着当个体拥有更高的权力、有机会谋取他人应得的利益,并且这个利益足够大时,自私甚至是不道德行为很有可能发生。“'利益足够大’可能意味着什么?根据我们的数据表明,在西方社会100比尔币就足以导致这种行为发生”,研究者Jaume García-Segarra 说道。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这种效应能否拓展至不同类型或文化的群体,该结果是否适用于我们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进一步探究个人差异(如个性、职业或经济状况)的影响可能有助于辨别更多影响人们在游戏中大量偷窃的因素。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人们存在一种利用群体谋取个人利益的倾向,这在未来几年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编译丨陈逸菲
参考文献
Barratt E. L. (October 11, 2021). We’re More Likely To Steal From Large Groups Than From Individuals. BPS Research Digest. https://digest.bps.org.uk/2021/10/11/were-more-likely-to-steal-from-large-groups-than-from-individuals/
Alós-Ferrer, C., García-Segarra, J., & Ritschel, A. (2021). Generous with individuals and selfish to the masse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Published.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1-0117